【优秀社科工作者】

  “财政是一根扁担，一头挑着效率，一头挑着公平。”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近期研究财政促进共同富裕课题时谈到自己的理解。直面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时代课题，是刘尚希做学问一贯的准则和风格。

  自1990年博士毕业后，刘尚希便进入财政科学研究所工作，从此深耕财政领域。一路走来，他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实践，形成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创新性研究成果，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

“早年学到的思维方式一直伴随着我”

  1980年，刘尚希考上湖南财经学院（现湖南大学）财政学专业，此后，读硕士、博士，毕业后从事财政研究工作，这份“专一”的经历让他和财政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谈起自己学术生涯的重要节点，刘尚希说，读硕士时期他就开始关注收入分配问题。他的博士论文《收入分配循环论》突破了传统研究仅着眼于收入流量的常规，提供了关注流量分配与存量分配循环关系的新视角。1997年，刘尚希发表《财政风险：我们的看法与建议》时，国内对此问题还没有形成概念，他的研究带动了学术界及政府部门对财政风险的重视，刘尚希也成为我国最早系统研究财政风险的学者。此后，他又独创性地提出公共风险理论，形成一系列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并尝试以此为基础创建中国特色的财政基础理论。

  大学时期，刘尚希对哲学产生了强烈兴趣，那些晦涩难懂的书他却总看得津津有味。如今回顾起来，刘尚希感慨，这些书虽然表面上和财政专业关系不大，但却让他受益终生，“我们研究问题不能浅尝辄止，要不断问为什么，培养从哲学角度思考的习惯，提升研究深度，早年学到的这种思维方式一直伴随着我”。

  勤勉工作、深入思考、不断学习的习惯，让刘尚希形成了严谨扎实的治学风格。他将自己定义为“公共领域的探索者”，打破学科间的界限，广泛涉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这些年，他阅读自然科学史、数学史和量子力学，将“确定性的终结”与“风险社会”的概念关联起来，成为他从风险视角研究财政问题的思想源头。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而不是书本上”

  注重调查研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直是刘尚希重要的治学原则和方法。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遵循“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原则，刘尚希2005年在陕西的一次调研后发现了一些问题。那时，他在西安附近的两个贫困县和县委书记、县长座谈，对方诉苦说，作为西安的水源地，当地很多工业不能做，财政有困难，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刘尚希问，如果当地所有税收全留给地方够不够，他们说也不够。

  “我问他也是在问自己，那时就意识到对缺乏税源的欠发达地区，这一原则如同水中望月。”于是，他在调研后通过一篇内报大胆提出“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分税制新原则。这一表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被采用，成为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做出的重大调整，一直延续至今。

  今天，刘尚希和他带领的财科院仍然保持着注重实践调研的作风。财科院关于企业成本的大型调研已连续做了6年，他们跑遍全国各地，将问卷调查与实地调研结合起来，形成了企业成本大数据和55份达160万字的报告，为研判形势、防范风险、制定政策提供了科学智力支撑。“理论研究并不是思想史研究，不能只围绕经典做文章。”刘尚希说，“要从现实问题出发，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而不是书本上，多做一些对中国发展有用的、对现实有解释力的研究。”

“站在更高的视角才能看到最根本的问题”

  作为一名身兼多重职务的专家，刘尚希十分忙碌，调研、开会、写文章、参加论坛和座谈……他说，工作多年来，他只在一次编译文集时休过一次年假。长期充实忙碌的科研工作，让他逐渐成为善于跨领域思考问题的学者。

  刘尚希说，他近期的研究更多关注整个社会的转型发展。如财政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促进共同富裕；财政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所承担的角色等。他认为，财政的着力点应抓住当前改革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如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市民化的成本问题，“高质量发展的载体是人，而不是某个领域的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不只是经济增长，更涵盖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分配结构的优化，尤其是人的全面发展”。

  视野放宽，让他更能准确地把握问题的关键所在。“碎片化研究可以有很多问题，而站在更高的视角，则更有可能看到那个最深层、最根本的问题。”刘尚希说。

  除了追求高度，刘尚希也拥有纵观历史的视角。他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财政逻辑》《新中国70年发展的财政逻辑》等著作中，系统梳理了不同历史阶段我国财政的改革发展历程。“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重大任务，财政理论研究也不会脱离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破冰，到财税体制改革不断迈向现代化，财政始终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刘尚希的学术研究也始终紧跟时代步伐。

  当前，随着财政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如何让改革措施落地是专家学者最关心的问题。刘尚希在各平台积极发声，从专业角度解读政策、解疑释惑，把政策声音准确传达给社会大众。同时，他也期待着提高中国财政理论研究在世界学术界的话语权，“经济学家、财政学家要有心怀家国的理念，既要关注全人类的问题，更要关注中国的问题，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讲好中国故事，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术范例”。

  （本报记者 鲁元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