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功勋之光

■剑 钧

一

从儿时起，一幅红色经典油画《开国大典》就牢牢镌刻在我记忆中了。不过，这幅油画最初是以年画形式映入我眼帘的。那会儿过年，几乎家家户户墙上都张贴这幅红红火火的年画。

《开国大典》的作者是中央美术学院著名教授、青年画家董希文。1952年的一天，38岁的他正带学生在京郊石景山发电厂体验生活，边写生边参加生产劳动。他忽然接到紧急通知，学校受命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创作一批展示新中国形象的油画，分量最重的创作巨幅油画《开国大典》任务就落到他肩上。此时，诞生不久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志愿军将士正与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浴血搏杀，爱国热忱高涨的师生也在同全国人民一道投身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火热建设中，董希文为承担堪称新中国史诗般的油画创作激动不已。

亲历过开国大典的他，几经构思绘了张草图，图的左侧是城楼上诸多为新中国创建而功勋卓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级将领、民主人士，右侧是布满鲜花、红旗和人民群众的天安门广场。他在给著名油画家艾中信的信中坦言：“这幅草图试图把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场面和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联系在一起，我认为不这样不足以表现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事件的宏伟气概……”他在草图中将原本应在毛泽东右前侧的一根大红柱子抽掉了，让广场顿显阔大。梁思成看后称赞：“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徐悲鸿、江丰、吴作人等美术大家对这样的构图也大加赞赏。

当即，董希文在北京西总布胡同一间由普通民房改的“创作室”进行艰辛的创作。他的学生、油画家庞涛回忆：“那是一个狭窄的长条形楼房，楼下是卖酱油杂货的铺面。房间狭长得令人难以想象，面对两米多宽、四米多长的画布，后退的进深仅有两米左右，后背紧贴墙壁，视域也不能将画面尽收眼底，我们都十分惊奇，董先生是怎样在如此糟糕的环境中完成这幅大画的？”

创作室太小，画幅上接屋顶、下贴地面，他就时而头顶天花板，时而躺在地板上创作。他的女儿董一沙曾说：“父亲常常是没日没夜地画。那时，他抽烟抽得很多，没半天工夫，烟灰缸就满满的了。在他画得入神的时候，喊他吃饭都听不见。”董希文就是在这样一个简陋的画室，创作着一幅最壮美的画卷。他意识到画中每位人物的功勋，理应载入新中国史册。作为时代记录者，他带着使命感，不到3个月就创作出这幅热情讴歌新中国、颇具民族气派的世纪经典油画。

当《开国大典》油画首次亮相中南海怀仁堂时，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了展览，并接见了董希文这位极富才华的青年画家。毛泽东两次走到油画前，仔细观赏后赞道：“是大国，是中国。”“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董希文幸福地笑了。他欣慰的是自己凭借对祖国最深沉的爱，成功再现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庄严历史时刻。他深知这绝非普通意义的艺术创作，这是在为国家写史，这是在为民族塑像，这是在为时代铸魂。

这就是新中国开拓者的奋斗精神，这就是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

二

当董希文夜以继日地创作《开国大典》时，远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也迎来胜利曙光。日后很多史学家都将抗美援朝战争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战，为新中国赢得和平安宁的环境。而深谋远虑的毛泽东早在1950年10月，在与民主人士周世钊的谈话中有句名言：“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70年后，一位健在的志愿军英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延年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不无感慨地说：“70年来，我们从吃不饱、穿不暖，到现在吃不完、穿不完，这些光荣、这些待遇都是牺牲流血的同志用生命换来的，他们是真正的英雄。”话语中，李延年不以英雄自居。这也正是老英雄的可贵之处。他身上展现出的共和国功勋之光及其强大的人格魅力，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精神力量。

1951年3月，李延年所在的志愿军第47军140师入朝作战7个月后，他作为第418团3营7连指导员，在朔宁以东地区防御作战中经历了从军以来最惨烈的血战。以“黑山阻击战”闻名的第47军，与美军骑兵第1师进行了生死对决。10月8日，3营奉命夺回失守的346.6高地。他回忆：“我们接到命令执行强攻时，已经有两个营在敌人炮火猛烈攻袭下伤亡惨重，但我们没有退缩。”一夜激战到次日拂晓，3营夺回了346.6高地主峰在内的五个山头，也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弹药几乎打光，人员伤亡很大，电台被炸毁，与上级联络也中断了。随后美军凭借远程炮火和空中火力支援，发起一轮又一轮进攻。李延年和战友靠在战斗空隙捡拾美军遗弃的武器弹药将敌人一次又一次打下去。到9日下午，在营连干部所剩无几的危急关头，李延年主动将四个连的干部召集到一块，协调组织作战，进行阵前宣誓以鼓舞士气。他冒着炮火奔走在各个阵地，用出色的思想政治工作，硬是让陷于绝境中的3营官兵攥成了一只铁拳，压住了阵脚。他说：“当时我心里就一个想法，要为祖国为人民立功，我不怕死。”之后，他又率领3营仅存的百余名官兵与美军展开殊死搏杀，打退多次反扑，为维持第47军战线的稳定建了奇功。战后，李延年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英雄”称号、记特等功一次，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自由独立二级勋章、三级国旗勋章。

李延年离休后，将自己荣获的大部分证书和勋章分别捐献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和广西军区军史馆，对自己的赫赫功勋却闭口不谈。他坦诚地说：“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作为一名战士，战场上要惊天动地，退下来了就要甘于平淡。战士打胜仗是应该的，这些功劳是属于那些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和人民群众的……所以我把这些荣誉都归还给他们，这也是他们应得的荣誉。”

心系“国之大者”，有功而不自傲，这就是李延年身上闪烁的功勋之光。离休后，李延年依旧是“最美奋斗者”。在家里，他是好丈夫，每天买菜做饭，忙里忙外，其乐融融；在干休所，他是热心肠，为干休所栽花养草，服务邻里，乐此不疲。晚年的李延年看上去如此普通，走到大街上，也鲜有人会认出他就是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但他人生散发出的光彩却照亮了这个世界，感动了每一个人。

三

我写此文时，恰逢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首次出舱活动。在电视新闻中，我看到航天员翟志刚和王亚平先后出舱的画面。他们身着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英姿勃勃，自信自强，尽显新时代中国军人风范。视频中我听到翟志刚说：“我已出舱，感觉良好！”随后王亚平说：“我一会儿出舱，感觉良好！”就在那一刻，我被深深感动了。

这是翟志刚时隔13年后再次出舱活动，王亚平也继2013年遨游太空后，成为中国首位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他们的英雄壮举，足以为人类文明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的风风雨雨，记录着开拓者的艰辛；新中国的轰轰烈烈，书写着创业者的辉煌。航天员身后屹立着一个强大的祖国，送他们飞上太空的是无数航天科技人的双手擎举。我想到他们中那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

在他记忆中，最值得回味的莫过于留苏期间有幸聆听毛泽东接见留学生代表时讲的那席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当时，28岁的孙家栋在苏联已留学7年。一年后，他带着留苏学生最高荣誉的斯大林金质奖章回到祖国。转眼一个甲子，孙家栋没有辜负期望，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两弹一星”元勋。他领导研制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创造了我国航天史上一个又一个第一次。他的信条是：“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为此，他7年学航发，40多年放卫星。2003年，古稀之年的他又承担起中国探月工程的重担，成为最年老的卫星工程总设计师。3年后，“嫦娥一号”一鸣冲天，飞向深空38万公里外的月球，终于圆了中华民族千年奔月的梦想。当所有人都在欢呼雀跃时，孙家栋却背过身子默默地抹起眼泪：“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啊，多少还赶上了点旧社会的尾巴，那时候小，听大人们说话，抽烟叫洋烟，火柴叫洋火，上海的人力车叫洋车，很多东西的名字都带‘洋’字。嫦娥一号月球探测器成功了……老人们讲的这个‘洋’那个‘洋’的时代，终于过去了。”

为了这一天，新中国几代人薪火相传，无私无悔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最宝贵的年华。当年有人问邓稼先，研制“两弹”成功后拿多少奖金？他坦言说：“奖金2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孙家栋也有过这样的往事，有记者问：“您当时作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设计师，有多少奖金？领完奖金当时是什么心情？”孙家栋说：“我们就是一心一意、一门心思搞航天，谁还有工夫想奖金的事？”

这就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胸襟。为让中国航天的触角能够伸向更遥远的太空，他说自己就是在以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等为代表的老科学家和一批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带领下成长起来的。在他眼里，第一代航天人开启了中国航天的艰辛探索之路，孕育了伟大的航天精神。这一精神必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而今，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大地，正在进行着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之舟，从来也没像今天这样接近彼岸。在华夏大地上，为新中国成立和建设而献身的功臣，他们的生命因为奉献与奋斗而不朽，他们的功勋之光将永远闪耀。他们是群星、是英雄、是楷模，更是贴近我们生活、抚慰我们心灵、激励我们斗志的最亲近的人。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于敏、申纪兰、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钟南山……这一个个名字已然成为忠诚、力量与智慧的象征。他们像一面面迎风招展的旗帜，承续先贤的精气神，在我们心中默默耀动着，带着泥土的气息，散发着花朵的馨香，永不磨灭。功勋卓著的他们，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