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有一群九到十七岁的少年儿童，他们是长征队伍中的特殊群体，被亲切地称为“红小鬼”。他们与成年人一样跋山涉水，翻雪山、过草地，还完成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如照看伤员，从事宣传工作等。张照旭1979年创作的雕塑《红军宣传员》，就塑造了一位从事宣传工作的“红小鬼”。他面带微笑，开朗乐观，充满了不怕困难、积极向上的革命精神。本报记者 李韵摄/光明图片

电影《闪闪的红星》海报。潘冬子这个小英雄成为几代孩子们敬佩和学习的榜样。资料图片

动画电影《闪闪的红星之红星小勇士》采用活泼生动的动画表达方式，其富有时代感的艺术语言在丰富原著的同时，凸显了革命故事的励志内涵。资料图片

电影《闪闪的红星》剧照。潘冬子从“党的孩子”成长为革命战士的经历，其实是那些红星照耀下的少年英雄共同的写照。资料图片

197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维文版《闪闪的红星》。资料图片

1976年外文出版社印地文版《闪闪的红星》。资料图片

1977年青海民族出版社藏文版《闪闪的红星》。资料图片

1980年人民出版社第二版《闪闪的红星》。资料图片

大型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以中国芭蕾的艺术语汇

　　本期主题：

　　《闪闪的红星》

　　电影《闪闪的红星》改编自作家李心田的同名中篇小说。1974年，以“红色五角星”为标志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将潘冬子的故事搬上银幕，在全国迅速掀起“红星热”和“潘冬子热”。潘冬子勇敢坚毅的精神品质催人奋进。“闪闪的红星”照耀中国影坛，继而照耀中国舞坛，照耀中国红色文艺之路。几十年来，《闪闪的红星》历经岁月考验，持续带给观众不竭的精神力量。

　　编者按：

　　自古英雄出少年。在新中国文艺史上，我国文艺工作者塑造了诸多革命小英雄的经典形象：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1942年）里的王二小、电影《鸡毛信》（1954年）里的海娃、《小兵张嘎》（1963年）里的嘎子、《闪闪的红星》（1974年）里的潘冬子……他们已成为几代人刻骨铭心的记忆。其中，《闪闪的红星》讲述了潘冬子在红星照耀下成长的故事，他的少年英雄形象，伴随《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红星歌》的经典旋律，深深印入人们脑海。那颗闪闪的红星，照耀着几代少年儿童的成长之路。《闪闪的红星》不仅被载入了中国经典影片史册，还不断被改编成电视剧、动画电影、舞剧等，传承红色血脉，彰显时代价值，激励着不同时期的观众在红星照耀下前行。

　　优秀的文艺作品总是承载着时代精神，表征着不同时代人们的文化需求和审美诉求。

　　1974年，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受到广大观众喜爱。影片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党的孩子”潘冬子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接受党的教育、帮助，逐渐成长为革命小英雄的故事。“潘冬子”这一人物形象长久留驻人们心中；“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的歌声，更是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成长。长期以来，《闪闪的红星》不但带给人们充沛的精神滋养，更如矗立在新中国文艺史上的路标和路灯，为后来人指示进路、照亮前方。

　　1.从一顶红军帽到一部新中国儿童文学力作

　　1974年春的某一天，北京火车站前，两个前来接站的男子发现火车晚点了几个小时。那个年代没有微信、抖音打发时间，两人一合计，迎着月亮和星星，在这等候的几个小时里，把一首歌曲唱了约100遍。

　　后来，这首歌被定名为《红星照我去战斗》，作为当年国庆上映的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插曲，唱遍了全国，穿越了将近半个世纪，回荡在几代人心间。

　　这两位等车的男子就是音乐家傅庚辰和歌唱家李双江。当年，他们都还只有三十多岁。2016年，笔者在哈尔滨的傅庚辰作品研讨会上听到这段往事，也由此加深了对这首歌曲的印象。

　　《红星照我去战斗》的旋律具有浓郁的山歌风情，优美、悠扬、婉转，洋溢着朴实的乡土气息，歌词从景写起，娓娓道来，逐渐高扬，直至“革命代代如潮涌，前赴后继跟党走”“砸碎万恶的旧世界，万里江山披锦绣”的革命意志抒发，暗合诗歌比兴之意，营造出强烈的画面感，令听者如舟行江中、清风拂面，顿生畅快豪迈之感。作为影片《闪闪的红星》的插曲，它的基调与影片浑然一体，有力地渲染了影片的红色主题和气氛。

　　电影《闪闪的红星》从李心田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李心田是我国著名儿童文学军旅作家。1929年，他出生于江苏睢宁，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毕生投身文学事业，创造了多个“革命小英雄”形象。出版于1972年的《闪闪的红星》就是其代表作。

　　说起这本书的诞生，还得把时间拨回到1961年的春天。当时，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找到在部队速成中学当教员的李心田，请他为孩子们写一本书。恰巧，李心田教的班上有一个孩子，在战争年代和父亲失去了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他拿着父亲留下的红军帽，找到了父亲。这个故事给了李心田创作灵感。他用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小说，取名为《战斗的童年》，并将它寄给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书稿在修改过程中，因故停了下来。

　　直到197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向李心田约稿，他才再次拿出这部《战斗的童年》。1971年11月，李心田被人民文学出版社请到社内修改书稿，在出版社负责人王致远的建议下，他修改了小说结尾，删去了冬子父子相见的大团圆结局，改为以一封意味深长的信作为结束，并把书名改为《闪闪的红星》。就这样，一部新中国儿童文学力作历经十多年的磨砺，终于诞生了。

　　这是一部动人的作品，通过革命斗争的描写反映了人性和情感。小说出版后，受到读者广泛欢迎，全国有18家出版社来要印书纸型，印数达到数百万册，一时间洛阳纸贵。

　　1991年，小说《闪闪的红星》被列入江西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红领巾书架”；1996年，收入花山文艺出版社的“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2007年，又被列入“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重版后的《闪闪的红星》一印再印，成为长销不衰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据统计，从1972年初版到2014年，小说《闪闪的红星》至少出版发行了29种汉语版、一种盲文版，还被译成英、法、德、日、西班牙、越南、罗马尼亚等多种文字。法文版译者不但凭此小说获了奖，还与李心田成了文友。

　　可见，小说《闪闪的红星》不但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对传播中国当代文艺精品、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革命史，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2.潘冬子成了孩子们的榜样

　　在20世纪70年代，广播和电影是重要的传播媒介，其威力不亚于今日之互联网。小说《闪闪的红星》出版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出。借助无线电波，潘冬子的故事传遍了祖国大地，吸引了无数人。其中，就有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张冬凉。

　　听了广播之后，他又找来小说认真阅读，并将其推荐给了八一厂领导。1973年下半年，八一厂获得批准拍摄电影《闪闪的红星》，由王愿坚、陆柱国执笔改编，李俊、李昂执导。

　　在选角过程中，主角潘冬子一度找不到合适人选。有一天，导演李俊从北京电视台播放的少年儿童庆五一演出中看到一个浓眉大眼的孩子，活泼可爱。他心中一动，经过多方打听，把孩子接到八一厂试镜，又把孩子照片寄给李心田看。大家对这个虎头虎脑的孩子都很满意。就这样，饰演潘冬子的重任落到了十来岁的祝新运身上。为了演好潘冬子，祝新运学习劈柴、担柴、扛枪，听剧组的老师讲解故事情节，认真揣摩角色，寻找感觉，终于把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潘冬子”搬上了银幕，也永远地刻印在了观众心里。

　　1974年10月，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在全社会引起了轰动，人们争相观看，好评如潮，在北京就卖出了9个拷贝。朱德同志看了影片之后，特意为他的外孙女写下“闪闪红星”四个字。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潘冬子”的表演真实而细腻。不论是面对胡汉三时的坚强决绝，还是在开满杜鹃花的山下等不来爸爸时的伤心难过，祝新运的表演都入木三分，令人难忘。各地随之掀起了一股“红星热”“潘冬子热”。这个革命小英雄成了当时孩子们的偶像和榜样。祝新运后来回忆，当时在大街上走着走着，后面常会喊来一声：“哎哟，潘冬子！”一位观众回忆说，自己当年为了看《闪闪的红星》，去过河南、山东，有一次和小伙伴跑了十多里路去看“潘冬子”，还要求家长给自己准备一身潘冬子那样的军装和红五星、红领章。1978年，作家刘厚明到坦桑尼亚访问。某天晚上，他看到一个铁路建设工地上正在放电影《闪闪的红星》。放完之后，观众情绪激奋，热烈鼓掌，高呼口号。翻译告诉刘厚明，口号内容是“向潘冬子学习，把铁路建设好”。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先引入“典型”这一文学理论概念的鲁迅先生，曾以“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来说明典型人物的创造。毋庸置疑，“潘冬子”便是革命小英雄的典型。在新中国电影史上，《闪闪的红星》并非表现革命小英雄的唯一作品。据统计，从1949年至1966年，我国创作儿童电影39部，其中以战争英雄、革命历史为题材的有20部左右。在《闪闪的红星》之前，中国电影人已经成功地创造出了《鸡毛信》（1954年）里的儿童团团长海娃、《小兵张嘎》（1963年）里的嘎子等小英雄形象。然而，《闪闪的红星》还是凭借一丝不苟的艺术追求和真诚的创作态度，以“潘冬子”这一具有高度标识性的典型形象，丰富了当代中国小英雄形象谱，给人们带来了独特的欣赏体验。

　　3.“红星”是影片与观众之间的“密码”

　　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成功，当然离不开小说原著打下的坚实基础，但更得益于影片创作者的改编，及其视觉呈现。

　　小说《闪闪的红星》写的是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以后，留在当地的一个红军战士的孩子潘震山在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关怀教育下、在革命斗争的风雨中锻炼成长的故事。

　　文学与电影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可以共享题材或主题，却必须遵守各自的艺术语言和语法。王愿坚说：“一部影片，究竟要向观众宣传一个什么样的思想？或者说作品的立意在哪里？也就是对于作品所反映的斗争生活怎样深入地认识和开掘，如何进行提炼和典型化？这是作品艺术构思的重要环节。这也正是我们在开始着手改编《闪闪的红星》时，碰到的一个突出问题。”经过仔细思考，电影创作者决定以潘冬子在闪闪的红星照耀之下成长作为影片的中心，然后围绕这个中心组织情节、剪裁材料，对小说中的人物做了调整合并，时间跨度适当缩短，并加强了潘冬子成长的自觉性，努力凸显一个“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的少年英雄。

　　因此，相较于小说，电影的冲突更加集中。在小说中，“复仇”与“寻父”是并进的两条线索，电影则聚焦于“斗争”，以潘冬子学习斗争、敢于斗争到善于斗争的历程，勾勒出一位革命小英雄的精神成长之路。影片采用潘冬子的第一人称视角叙述，并加入他成年后的回忆作为旁白。影片虽然着力表现革命斗争，但充分考虑到了儿童电影的观众接受特征，并没有让作为主角的孩子直接阐述革命道理，而是将其蕴含在孩子的遭遇和感受之中。许多情节也可以从革命历史中找到影子。比如，潘冬子把盐巴化成水浸在棉衣里骗过敌人，送到山上的红军手中，就取材于当年苏区的真实斗争故事。这样的处理，增强了影片的纪实和传记色彩，更容易引导观众进入剧情之中，与冬子同欢共愁，深化共情的艺术效果。

　　作为光影的艺术，《闪闪的红星》充分发挥影像之长，紧扣片名中的“红星”二字，充分运用火、映山红、鲜血、红旗等各种“红色”元素，渲染场面，烘托剧情，刻画人物，使“红星”既成为贯穿全片的视觉线索，又成为影片精神内涵的符号象征。比如，当红军远征、胡汉三又回来了时，潘冬子的眼里闪过工农民主政府木牌上的红星、窗户上挂着的红星、列宁小学课本上的红星；面对反动派重新掌控局面的形势，这些红星全都不见了，只剩下了爸爸留给冬子的那一颗红星。可以说，“红星”成了这部影片与观众之间的“密码”。看过《闪闪的红星》的人，看到耀眼的红五星，脑中便会自然浮现出潘冬子的形象。同时，影片使用了大量风景镜头。比如宋大爹和潘冬子乘竹筏顺江而下，漫山遍野青竹红花，江水清澈，鸟鸣声声，这些场景让这部以革命文化为底色的影片，生发出许多中华美学特有的意境追求，增强了全片的抒情风格。凡此种种，都为影片的经典之路铺设了基石。

　　在随后的日子里，《闪闪的红星》作为中国电影史上的光辉篇章，被反复评说。据统计，仅1975年围绕小说与电影《闪闪的红星》出版的评论集达7种之多，由此引发了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评论的一个小高潮，成为我国儿童文艺史上罕见的现象。在1980年的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1954年—1979年）中，电影《闪闪的红星》荣获二等奖。2004年，中宣部、教育部等向社会推荐“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闪闪的红星》名列其中。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之际，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等发起评选“中国电影百年百名经典银幕形象”，“潘冬子”也是榜上有名。随着网络的发达，在各类网站制作的“革命影片”“经典影片”“红色影片”等推荐榜单中，《闪闪的红星》始终是一部“必看片”。

　　4.《闪闪的红星》和“潘冬子”成了红色文艺大IP

　　随着岁月的流逝，《闪闪的红星》和“潘冬子”一起，成了红色文艺的大IP。不同时期的艺术家们结合时代审美变迁，运用多种手法对其加以改编，再创作为多门类的艺术作品，在开掘和丰富IP内涵的同时，以优秀的作品满足不同时期人们精神文化需要，增强了数代中国人的精神力量。

　　在影视艺术方面，2007年，电视剧《闪闪的红星》开播。作品充分回应了小说和电影的主题思想、情节线索，同时发挥电视剧长于叙事和内容表现的优势，把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讲得更加丰富，而新一代“潘冬子”也不负众望，其荧屏形象获得了观众的认可。同年，动画电影《闪闪的红星之红星小勇士》上映，影片采用活泼生动的动画表达方式，美术设计色彩明丽，奇观化的场面有效推动了剧情发展，其富有时代感的艺术语言在丰富原著的同时，凸显了革命故事的励志内涵。在这部作品中，青年歌手许飞给潘冬子配音，祝新运给潘冬子的爸爸配音，原版胡汉三扮演者刘江更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出山为动画版配音，这样的组合让作品在致敬经典的同时，增添了不少时代色彩。

　　在舞台艺术方面，《闪闪的红星》也颇受青睐。世纪之交，上海歌舞团推出了舞剧《闪闪的红星》，由舞蹈家黄豆豆主演。面对用舞蹈语言表现革命题材这一难度不小的挑战，该剧编舞力求结构明快、动作简洁，把舞蹈技巧的运用和人物性格的发展相结合，最大化地发挥肢体语言表现情节、细节的能力，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正如著名舞蹈评论家资华筠所评价的：这部作品结构凝练、风格质朴。编舞者不拘一格，自由驰骋，将人物的心路历程尽情地予以“舞化”展示，与此同时融入了作者——当代人——对老故事的阐释，显示出了舞剧观念的重要革新和进步。李心田专程前往观看演出后说：“虽然我是原作者，但我完全是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来看演出的，整个过程当中，我有两次流下了眼泪。那时我就想，散场后一定要拥抱一下豆豆，是他，把我写的潘冬子演活了。”在2000年10月举行的第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评比中，舞剧《闪闪的红星》一举夺得舞剧作品金奖和最佳编导奖，并囊括了优秀表演奖、优秀作曲奖、优秀灯光设计奖、优秀服装设计奖等奖项。这部作品还获得了中宣部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以及第十届文华大奖。

　　时隔近二十年后，2018年，该剧的编导赵明又为上海芭蕾舞团排演了大型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在这部作品中，赵明融入了自己艺术生涯中的感悟，调动生活和艺术积淀，自觉与这个红色IP对话，把自己对生活、对艺术、对革命的感悟融入了“潘冬子”这一形象。该剧以成年后的“潘冬子”的视角回忆过往、讲述心路历程，保留了《红星歌》《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等经典音乐，通过舞美、服饰、灯光等多种艺术手段，展现出红军战士的飒爽英姿，重塑了潘冬子的舞台形象，以中国芭蕾的艺术语汇表达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评论家于平赞之为“‘红星’照耀中国芭坛”。

　　值得一提的还有儿童京剧《闪闪的红星》（2005年）。京剧表演离不开程式和行当，以及戏曲舞台的写意特征，这些都对创作者提出了考验，同时也为潘冬子展现新的艺术风貌创造了条件。潘冬子的扮演者张坤将潘冬子按娃娃生和小武生归行，运用“转包”“上高”以及“托举”等传统技法，塑造出少年英雄的形象。同时，考虑到小观众的欣赏需求，他尽量让台词语气活泼生动、诙谐自然，唱腔处理上则向儿歌靠近，以直白清晰为主，受到了小朋友的欢迎。

　　回顾历史，革命小英雄是新中国文艺史上灿烂光辉又别有意趣的创造，在精神的高地上，年龄从来不是标尺，从放牛郎王二小、小英雄雨来，到海娃、嘎子、冬子，以及草原英雄小姐妹，有志不在年高、革命不分老幼，他们的故事给人以力量和信心，鼓励人们爱党爱国，坚定目标，矢志前行。从这些经典革命小英雄形象身上，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

　　创作是文艺的中心环节，典型的高度代表了文艺的高度。今天，从李心田开始创作《闪闪的红星》算起，正好经历了一甲子，如果从潘冬子走上大银幕算起，也已将近半个世纪。立足新阶段，推动文艺高质量发展，儿童文艺创作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随着时代的变化，文艺生产创作的题材体裁、方式手段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人们的审美诉求和艺术偏好也趋于多样化，但是，文艺反映时代主题、振奋民族精神、滋养人民心灵的作用和使命没有改变。值此建党百年之际，新时代的文艺家理应总结借鉴经典文艺作品创作和经典人物形象塑造经验，以更多反映新时代的优秀作品和典型形象铸就文艺高峰。

　　（作者：李邨南，系青年学者、文艺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