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历经沧桑却生生不息，苦难深重却绵延不绝，根本原因在于拥有适应变革的强大内核。每一次对内外挑战的回应、对上下危机的应对，最终都会沉淀为一种理性精神，从而为民族走出困境积累着丰富的智慧和经验。这些精神叠加与整合的总和构成了中国精神的主体。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以开天辟地的勇气和革故鼎新的执着，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中，对政治理想、政治观念、政治伦理、政治策略、政治制度、政治道路等进行一系列文化价值建构，形成了特定的革命文化，从而为中国精神增添了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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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文化在启蒙与救亡中孕育，在争取独立与解放中丰富成熟

　　自晚清以来，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在探索中华民族摆脱西方列强的欺侮和掠夺以自立于民族之林的过程中苦苦追寻。1915年，以《新青年》杂志出版为发端，各地宣传新思潮、批判旧文化的进步期刊和进步社团犹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这场涌动着包含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理性等内容的思想大潮，在中国开启了空前的思想启蒙运动。随后又与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相互交织，“以全民族的力量高举起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以全民族的搏击培育了永久奋斗的伟大传统”。

　　作为伟大开端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直接推动了新型现代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五四新文化因而成为革命意识形态即革命文化的直接源头。两者之所以有如此密切联系，不仅仅在于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人大多是五四运动的进步分子和受五四思潮影响的先进分子（即“准备了干部”），也取决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现代思想的传播（即“准备了思想”），而且，五四运动预演了中国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并能生成巨大力量。

　　中国共产党最初是由五四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注定具有浓厚的“革命”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就宣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在一年之后的中共二大宣言中，又提出“民主主义革命”。再一年后的中共三大宣言，明确提出党的“中心工作”是“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随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工农武装的组建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一种执着理想、艰苦奋斗、敢闯新路的革命文化开始形成。井冈山作为革命的摇篮，正是这种精神和文化的起源地、实验场。而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则创造了世所罕见的奇迹，作为一次理想信念、检验真理、唤醒民众、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由此而产生的长征精神奠定了革命文化的重要基础。

　　在全民族气壮山河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中流砥柱，体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谱写了爱国主义的伟大篇章，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革命文化。而且，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以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创造力，克服艰难险阻，创立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新型社会，建构起迥异于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教育制度，并付诸实践，“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培育出以实事求是、艰苦创业、勤俭节约、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

　　抗战胜利后，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抉择又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为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中国共产党成功将军事战场上的浴血奋战、解放区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和国统区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至此，由中国共产党建构的革命文化日臻成熟，激励着全体共产党人、革命群众以及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完成了打破一个旧世界的历史使命。

　　建设年代的社会革命与艰苦奋斗构成革命文化的重要内容

　　1949 年的解放是全国性的，为中国创造新文明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空间和难得的历史机遇。也就是说，激烈的军事斗争在未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活中不再居于主流，但对国家与社会革故鼎新的全方位建构才刚刚开始。众所周知，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的“爱国”几乎与“反帝”如影随形，两者相辅相成。这本是构成革命文化的最初基因，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强敌压境，“反帝爱国”又一次紧密地组合在一起。应该说，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长期斗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继续，是新中国同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间进行的一场国力悬殊的较量。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彻底颠覆了旧中国“东亚病夫”软弱可欺的国际形象，有力地振奋了民众自豪感和民族精神，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政治威望，在新的历史阶段充实了革命文化中的反帝爱国内容。

　　与帝国主义的外来侵略和威胁相比，封建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困扰是长期的，因此铲除封建因素的任务是持久的。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耕者有其田”成为现实。在城市，中国共产党开始清理封建社会余毒，经过3年努力，曾在旧中国屡禁不绝、被视为不治之症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设庄赌博等与新社会、新文明格格不入的丑恶现象基本上被消除。这场扫除旧社会痼疾的民主改革运动，改善了社会风气，净化了社会环境，巩固了人民政权，振奋了精神士气。

　　如果说打破旧世界是中国革命的出发点，那么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世界就是其落脚点。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社会建设，自然就成为革命文化的又一重要内容。虽然之前在苏区、在抗日根据地、在解放区也有建设，但新中国成立的建设是全局性的，是改天换地的。改变“一穷二白”的经济面貌，需要的是实干作风和奉献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下，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先后创造出北大荒精神、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等经典样板，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在物质极端贫乏的环境中，以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大热情，战天斗地，艰苦创业，将常人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为现实，彰显了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诸多精神，与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浴血奋战精神一脉相承，从而成为新中国革命文化的主流。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革命文化嵌入现代化建设

　　1978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重要转折之一，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这场改革，不是一般的修修补补，而是对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这种变革需要战胜很多保守思想和势力的挑战才能实现。因此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时又强调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理论中的这种自我革命精神，是对社会主义曲折历史理性反思的结果，是对僵化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性超越，开辟了中国革命文化的新航道。

　　1992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改革中坚定不移地引入市场经济机制。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自主性质，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所必需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自主意识（当家作主意识）的发育、成长和逐渐成熟。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简单的经济体制转型，其实质在于经济运行模式由命令支配转向自主选择，个体行为、主观认知转向科学理性，由此，国家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内在逻辑推动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居安思危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动力之源。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四大考验”“四大危险”从此成为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长鸣警钟，激励鞭策全党上下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进一步坚持和充实了革命文化中的前置性内容。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伟大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作为治理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的政党，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历史的天平只会倾向于步伐坚定的奋进者和搏击者，绝对不会同情和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由此，“伟大的社会革命”和“伟大的自我革命”被称为“两个伟大革命”，并成为全党上下的重要共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扫清了阻碍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三座大山”，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和社会，建构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制度，还在于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预设目标奋勇前进。事实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近代仁人志士孜孜追求的奋斗目标，其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只有通过一场又一场触及底层的社会变革才能逐步实现。那么，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成功推进社会革命呢？这恰恰在于它高度重视自身建设，没有混同于一般利益集团而保持先进性，明显区别于西方政客团伙而保持纯洁性，始终把人民群众视为生命参量的最主要来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应该说，自我革命意味着对自身的省察与反思，这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最大的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敢于刀刃向内动真格的，毫不讳疾忌医，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坚持一抓到底钉钉子，毫不含糊，把管党治党要求落实落细，贯穿着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决心和意志。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红色革命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强调“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和滋养，信仰信念就难以深沉而执着”。在对“红船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三山一坡精神”等红色革命精神的论述中，赋予了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精神内涵，形成了以牢固的理想信念、坚强的党性原则、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勇于革新、实事求是、无私奉献精神为主要精神内涵的红色革命文化思想。

　　100年来，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怀抱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前赴后继，艰苦奋斗，形成了独特的革命文化形态，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青年作为革命文化的传承人和发展者，肩负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重任，要永葆革命锐气，勇做时代先锋，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的奉献中焕发出绚丽光彩！

胡献忠（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运史学科首席专家、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