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张玉佳

　　攀钢1号高炉。如今经过几代技术升级，仍在生产。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摄

　　1970年7月1日，攀钢1号高炉建成出铁。攀枝花市委宣传部供图

　　根据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提供资料制作 制图：张玉佳

　　冬日产草莓，早春出枇杷，入夏有芒果……加上温暖的阳光，地处西南腹地金沙江畔的攀枝花，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光热资源，是远近闻名的康养胜地，吸引了无数游客前往度假休养。

　　在南来北往的游客中，有一部分人会特意前往位于攀枝花新区的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充满设计感的现代化建筑里，收藏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以战备为中心、以工业交通和国防科技为基础的三线建设。

　　攀枝花因三线而生。在酝酿三线建设的早期，面对几个有争议的选址方案，毛泽东亲自拍板“钉子就钉在攀枝花”，在这里部署建设钢铁基地。这一“钉”，打造出了一颗耀眼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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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

　　对于半个多世纪前中共中央的三线建设决策，不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们会感到疑惑：为什么不在沿海、平原地区发展，而偏偏要到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内陆山沟沟里？

　　上世纪60年代笼罩在中国周边的战争阴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1962年10月，印度军队悍然向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入侵，尽管后来双方停火，但边境地区局势未能得到根本缓和。1963年7月，苏联与蒙古签订针对中国的关于加强蒙古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并向中蒙边境派驻重兵。

　　而在南面，美国插手越南的战争逐步升级。1964年8月，美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部，炸弹甚至落入中越边境地区、北部湾沿岸。

　　周边地区严峻的安全形势让中共中央领导人感到忧虑。1963年，毛泽东在审阅一份关于工业发展的材料时指出，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

　　1964年8月，一份主题为“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正值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按照毛泽东的批示要求，中共中央确定了一线重要工厂、学校、机关向三线迁移的重大决策。

　　与今天对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划分不同，当时是由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三类地区，分别称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其中三线地区是指云、贵、川、陕、甘、宁、青、晋、豫、鄂、湘等11个省区，其中西南（云、贵、川）和西北（陕、甘、宁、青）俗称大三线。

　　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秘书长、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副馆长张鸿春说，这一地区位于我国的纵深腹地，在当时要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是较理想的战略后方。

　　“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好觉”

　　中共中央作出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时候，25岁的李身钊正在鞍钢研究院工作。1964年12月的一天，单位领导突然找他谈话，说国家要在西南建设一座钢铁厂，要调他去那儿工作。

　　李身钊毕业于东北工学院，领导调他去西南的任务是参加攀枝花的科技攻关，解决普通大型高炉冶炼高钛型钒钛磁铁矿的世界性难题。此前，苏联专家曾对攀枝花的矿样进行过实验，结论是这是一座“不能冶炼”的“呆矿”。

　　因为攀枝花矿藏丰富，又符合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要求，中央决定在那里建设西南钢铁基地。

　　在三线建设的一千多个项目中，攀钢可能是毛泽东最牵挂的。1964年5月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毛泽东提到攀枝花钢铁厂时表示：“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好觉。”

　　多份档案资料记录了毛泽东对攀枝花的关切：建设资金遇到困难，毛泽东说“把我的工资和稿费拿去用”；进度不理想时，他一度表示要“骑毛驴”去督促。

　　此外，周恩来亲自部署，邓小平亲赴攀枝花指挥，国务院两位副总理具体执行，13个部委集中会战。三线建设研究专家张鸿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发展史上，攀钢的建设堪称“重中之重”。

　　置身于“重中之重”，李身钊感受到的是极限挑战的节奏。他说，他们要用最少的钱、最快的速度，摸索出一套最有效的办法，来解决攀钢冶炼的技术难题。当时的很多工作同步推进，开矿、修路、建厂等同时进行，就是为了节约时间。

　　年轻的李身钊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催促自己：试验不能等。“你要是等到矿开采出来了再做试验，那出铁要等到哪一年去了？”

　　先生产，后生活，生活就是对付

　　今天的年轻人，在规划职业生涯时，常常面临着去一线城市还是二线城市，抑或是三、四线城市的选择。而在三线建设中，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响应国家号召，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大西南、大西北腹地的茫茫深山之中。

　　接到调令的时候，李身钊已经有对象了，于是请了三天婚假，买了几斤糖，在单身宿舍里把婚礼办了。那时候白天大家都要上班，婚礼是在晚上举办的。

　　“没啥，召之即来，就是正常的工作调动而已。”回忆起那场调动，李身钊神情淡然。李身钊在攀钢研究院一直工作到退休，这位浙江人为西南腹地的攀枝花奉献了几乎整个的职业生涯，如今他在那里安享晚年。

　　从1964年到1967年，李身钊所在的试验组辗转承德、西昌、北京等地，开展了1000多次试验，最终攻克了难关，为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提供了技术路线和设计依据。

　　后来他正式去攀枝花工作。第一次的路途就让他记忆深刻：从西昌到攀枝花大客车开了2天，到了攀枝花过金沙江上唯一的一座吊桥就花了2个小时。“要排队，因为吊桥一次只能通行一辆车。”

　　三线的苦，让那一代的年轻人一辈子都忘不了。1969年，28岁的鞍钢业务骨干沙寿家带着妻儿辗转9天来到攀枝花，与数十万全国各地的三线建设者参建攀枝花钢铁基地。那是他参建的第五座钢厂，也是工作、生活环境最艰苦的一座钢厂。

　　那时候讲的是“先生产，后生活”，生活就是对付。沙寿家的儿子沙方石记得，小时候住的是席棚子，家家户户之间隔着一面席子，隔壁打呼噜都能听见。上头是通的，这家开灯隔壁也就亮了。

　　有记者问李身钊那个年代苦不苦，他说苦，但是没人叫苦，因为大家都那样儿。“国家培养你的，不听分配你就没工作了，家庭养不活了。”

　　事实上，三线建设时期，财政状况捉襟见肘，整个国家都勒紧了裤腰带。从1964年到1980年，三线建设共投入2050多亿元，约占全国基建投资的40%，安排了钢铁、交通、能源、国防等1100多个重要项目。

　　攀枝花是靠着国家的创业精神建设起来的

　　1970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49年之际，攀钢1号高炉正式出铁。同一天，成昆铁路通车典礼在西昌隆重举行。这条途经攀枝花的铁路线也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其基本设计目标是把六盘水工业基地的煤炭运到攀枝花，把攀枝花的钢铁运到重庆，又能把重庆的机器运到攀枝花和六盘水工业基地。

　　数据显示，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了4.28倍，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工业总产值增长3.92倍。特别是国防工业，到了1975年，三线地区的各项指标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

　　张鸿春说，三线建设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2052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共安排建设项目1100多个，其决策之快、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乃至整个世界工业建设史上堪称奇迹。

　　一个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三线建设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对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和工业生产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上世纪70年代，随着越南战争逐步结束、中美关系趋向缓和、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三线建设基本不再投入新项目，进入了搞好续建和配套工程的后期阶段。

　　到了1980年，国家经济战略方针实行重大转变，三线建设基本结束，但所积累的发展后劲，直到今天仍然有力。

　　50年前产出攀钢第一炉铁水的一号高炉，经过了几代的技术革新，现在仍在生产。攀钢生产的含钒百米钢轨，作为国内唯一获得“国家出口免检”证书的顶级钢轨，被广泛应用在京津城际铁路、青藏铁路等重点工程项目，还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助力中国高铁走向世界。

　　直到今天，说起年轻时干过的那番事业，李身钊依然感到自豪：“攀枝花的建设经验相当宝贵，这是靠着国家的创业精神建设起来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