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 汤润清 刘江涛 本报记者 刘廉君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三姐夫，听说你在北京当教授？”

　　“嗯呐。”

　　“那你平时都干些啥呢？”

　　“点种！”

　　“三姐夫逗我呢，点种那不是庄稼地里干的活吗？”

　　“我点的是不一样的‘种’。”

　　1月20日下午，在李大钊故居管理处的一间会议室里，李大钊故居管理处副主任、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弟弟的孙子赵书明用浓浓的乡音还原了这段100年前的对话。

　　那是1918年或1919年夏天，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李大钊回河北乐亭老家度暑假，闲暇时同族里一位妻弟畅谈时一番意味深长而又不失幽默的对白。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们播下了马列主义的种子

　　1920年2月，临近旧历年关的一个凌晨，一辆带篷的骡车，从北京朝阳门驶出，急匆匆南下而去。车上有两个人，坐在车篷里的那位，头戴毡帽，身上的背心油光光的，看上去像个“掌柜的”。坐在车沿上的这位，微胖的脸庞蓄着八字胡，戴着副眼镜，拿着几本账簿，像是随掌柜收账的“账房先生”。一路上，遇到打尖儿住店的事，“掌柜的”几乎不说话，全由操着一口乐亭话的“账房先生”应酬。

　　这二位身份可不一般，“掌柜的”是41岁的陈独秀，“账房先生”则是31岁的李大钊。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后改名为《新青年》），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1917年，陈独秀受聘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迁至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社会主义旗帜的第一人。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经过深入观察和思考，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二人顺利到达天津后，陈独秀立马购买船票，坐船前往上海。

　　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二人谈话的内容旁人难以知晓。这次分手后，二人相继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自1920年陈独秀、李大钊文章书信往来，后来李大钊推荐共产国际代表去上海面见陈独秀，张国焘在陈独秀、李大钊之间传递信息，上海、北京两地遥相呼应，流传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段佳话。

　　赵书明说：“姑爷爷100多年前点下的种子，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前人挖井后人浇园，甘甜井水滋养一代又一代人

　　一段佳话开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崭新一页。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和李大钊虽然都没有出席，但陈独秀仍然被选举为总书记，李大钊也被视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这正如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和斯诺谈话时所说：“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就是在这张藤椅上，大钊先生撰写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倡导革命的宏文巨作……”李大钊故居管理处解说员安君欢介绍，这把藤椅是在李大钊同志牺牲后，他的夫人赵纫兰女士从北京运回故乡的。

　　睹物思人，人们仿佛又看到那个“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身影。

　　在这把藤椅上，大钊先生把《晨钟》“敲响”。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是我国最早介绍和讴歌十月革命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晨钟》报、《甲寅》日刊、《新青年》《每周评论》《新生活》周刊……一份份泛黄的报刊，记录着先驱们在国家危亡之际的求索与呐喊。

　　“这眼古井，是当年李大钊的大祖父李如珍带领全村人开凿的。如今仍完好无损地被保护着，甘甜的井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在李大钊故居门前，赵书明指着一口古井说。

　　从“一大”建党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走过了100个春秋，中华民族的命运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