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淮河三河闸工程开工建设，1953年7月建成放水。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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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河流域上游有山区、丘陵，中下游大部分是平原，上下游坡度落差大，而平原坡度缓，排水慢，独特的‘天生’地形条件决定了淮河治理的独特性、重要性和难度。”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淮委”）原总工程师王玉太今年82岁，他对着地图，细细讲解淮河流域地貌。

　　生产自救，兴修水利

　　历史上，黄河数次夺淮入海（指黄河以淮河的河道作为入海口)。经过661年的侵蚀，12世纪的第四次大改道，黄河在南京阳武故堤决口，滔滔的洪水吞没封丘，淮河流域的豫东、皖北、苏北和鲁西南地区饱受水患。

　　1938年，国民党统治者为推迟日本侵略者对武汉进攻，以水代兵，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黄河再次分流入洪泽湖。这次洪水未能阻挡日军的脚步，但打乱了整个淮河流域排水体系，沟河淤塞、水系紊乱，抗洪抗灾能力所剩无几。大水之年，遍地漂尸；无水之年，赤地千里。这一做法也导致1942年饥荒——几十万人丧生，几百万人无家可归。

　　新中国甫一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要求出席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部分主要代表傅作义、李葆华等，马上组织人员认真调查研究，做好治理淮河、长江的准备。

　　1949年6月，江苏全境解放，7月上旬到8月初，沂、沭河水位陡涨，堤防决口100多处，洪水漫流。百万灾民背井离乡。抗洪抢险、除害兴利的任务落在了刚解放的苏北人民的头上。

　　周恩来告知苏北区委和苏北行政公署，我们党对在革命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的苏北人民所遭受的水灾苦难，负有拯救责任，你们要全力组织人民生产自救，以工代赈，兴修水利，以消除历史上遗留的祸患。

　　有人认为，此项工程花钱太多。总理批示，苏北在战争期间，响应党的号召，上去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血，出了那么多烈士，我们应该支持他们。

　　事实上，早在清末开始，就有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一系列治淮主张，并一度设立“导淮局”。1931年大水后至1937年，蒋介石领导的导淮委员会也曾完成部分计划。但由于社会环境动荡，以及统治阶级并未把全力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根本宗旨，旧中国救灾往往止步于单纯施放财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选择了人民道路，广泛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生产救灾，最大程度发挥群众力量、减少损失。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建立生产救灾委员会，“帮助灾区逐村逐户订出生产自救计划”。同时，“非灾区也进行节约，发扬友爱互助精神，帮助灾区。”1950年2月，中央救灾委员会正式成立。新中国救灾方针定为“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以必要的救济。”当年4月的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上，又成立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章程》。淮河流域沿岸各地根据政务院的指示精神，相继组织了生产救灾委员会，吸收各界和政府各部门的代表参加，由各级党政负责同志直接领导。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灾区政府领导人民开展以排涝补种为中心的农业生产和多种多样的副业生产，增加了灾民的收入：“皖北晚秋仍收4亿斤，苏北仅胡萝卜一宗即收12亿斤。”皖北灾区“参加副业生产者达330余万人，经营副业种类近百种”。

　　1950年，皖北生产救灾委员会劝募团在上海工人、学生、店员和工商业界的支持下，仅一个多月就募集到各界旅沪同乡捐款18亿元、衣服5000余件、西药4000余包。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在皖北，百姓生活苦寒，又总是发大水。每次大水袭来，房屋倒塌，老百姓流传着“泥巴凳，泥巴墙，除了泥巴没家当”的顺口溜。

　　1950年，淮河暴雨成灾，两岸3400多万亩良田被洪水吞没，1300多万农民沦为灾民。沿淮群众“或攀登树上，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98人”。

　　反馈灾情的紧急电报一封封传入中南海。毛泽东查看皖北灾情报告时不禁落泪。他在“被咬死者”“翻船而死者，统计498人”这几个字下重重画下横杠，批示限日作出导淮计划。

　　当年7月20日，毛主席批示：“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

　　8月5日、8月31日，毛泽东又分别批示，指示“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

　　9月21日，毛泽东批示：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期不易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

　　10月14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政务院会议通过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11月6日，治淮委员会在蚌埠成立，治淮正式拉开帷幕。

　　1951年5月，中央治淮视察团来治淮工地上慰问，带来了一面毛泽东题字的锦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王玉太回忆，现场，很多民工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放在全国范围来看，这也是轰轰烈烈、首屈一指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群众肩挑人扛运土，挑着扁担，前后各一个筐（包），或是用肩膀扛上沙包，条件好的就用独轮车运。”王玉太说。

　　他介绍说，有的河道流路比较长，拐了很多道弯，要裁弯取直，但缺少机械化、自动化手段，一上工都是几万人、几十万人，挖土方、修固堤防，挖河道，疏浚河道，没有懒人和闲人，集中劳动，有条不紊，一切充满了力量和希望。“从省到县，开组织会、动员会，动员民工加入，来自各地的大学生和部队也纷纷加入，党团结、鼓舞、领导群众。”

　　当时，治水工作家喻户晓，在偏僻农村，群众和治淮一线的民工开展生产互助，几年内，蜿蜒千百公里的堤坝和一大批水利建筑拔地而起。

　　1951年11月，治淮委员会成立。1952年1月，佛子岭水库工程在六安市霍山县开工建设。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供坝水库。随后，不同坝型的梅山水库、响洪甸水库、磨子潭水库在六安陆续开工。

　　“在经济能力不足，也没有现成经验的情况下，修建这4座水库，非常不易，是中国专家和民工智慧和汗水的结晶。”原淮委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王先达说，4座水库建成后，首先拦蓄防洪，兼备灌溉和发电功能。百姓还可以通过水产养殖改善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洪水于1954年来袭。佛子岭水库等水利工程发挥巨大作用，淮北大堤只有两处决口，相比5年前的50多处决口，大大降低了灾情。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晨赫 王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