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你们勇敢地从黑暗中发出反抗的呼声，是你们洒着血冒着敌人的枪弹前进：‘前进啊！我宁愿在战场作无头的厉鬼，不要做一个屈辱的奴隶而偷生！’”

　　低沉的朗诵，呜咽的音调，作家赵丽宏仿佛重新回到巴金生活的那个年代，亲历了那个硝烟弥漫的战场。

　　“我们不再把眼泪和叹息带到你们的墓前，我们要用血和肉来响应你们的呐喊。”此时，泪花已在眼中打转。赵丽宏慢慢抬高声调，把巴金在《给死者》中对敌人的愤恨、国人的关切，以及民族生死存亡的忧虑喊了出来。那些披着征尘的诗句，都化作了力透纸背的滚烫血液。

　　隔着手机屏幕，赵丽宏的朗诵依然打动了很多网友。

　　8月24日至9月10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故居联合主办的“中国作家的抗战岁月多媒体展”开展。展览结合云朗读、图文、全景互动等形式，以数字手段交织成立体展示空间，生动再现勠力抗战的作家群像。

　　“无论哪个时代，作家都要发出自己真诚、灵魂的声音，写出为国为民、凝聚人心的作品，这是巴金等老一代作家留给我们的价值航标。”赵丽宏感言。

    “他们为民族存亡疾声呐喊，把最好的时光交给了国家，他们的青春是无悔的”

　　“太阳被掩覆了，/疆土的/烽火，/在生长着；/堡垒被破坏了，/兄弟的/尸骸，/在堆积着；/亲爱的/人民，/让我们战争/更顽强/更坚韧。”

　　读完田间的《给战斗者》，朗诵者王盈已是热泪盈眶。沿着血火熔铸的诗歌绝唱，她仿佛跟诗人一起，看到了鲜血覆盖的战场，听到了嘹亮的号角声，急促，高昂，催人奋进。

　　时间回到1937年。此时，日军闯入国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祖国处处炮火连天，血肉横飞。

　　目睹国内境况，身在日本的田间拍案而起，毅然回国。他来到上海，立即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第二年，他的长篇抒情诗《给战斗者》发表，以催人上阵的号角之声震动了诗坛。

　　当时，中国共产党展现的全民族抗战、共御外侮的立场，吸引着渴望报国的知识分子，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奔赴延安。谈起这首诗创作的缘起，田间感慨：“1937年下半年，我准备北上赴延安，由上海来到武汉，住在武昌的一家小旅馆里，一夜之间写成了《给战斗者》这首长诗。”

　　“我们/起来了，/在血的农场上，在血的沙漠上，在血的水流上，/守望着/中部/边疆。”全诗灌注了田间的满腔热血，装着他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爱。闻一多评价说：“这里没有‘弦外之音’，没有‘绕梁三日’的余韵，没有半音，没有任何‘花头’，只有一句句朴质、干脆、真诚的话，简短而坚实的句子，就是一声声的‘鼓点’、单调，但是响亮而沉重，打入你的耳中，打在你的心上。”

　　抗战期间，中国作家和诗人奔走于烽火之中，以笔为枪，为国而歌。展览第一部分所选取的巴金、艾青、老舍、曹禺、夏蕾、王统照、靳以、田间等作家，用作品揭露敌人的丑恶罪行，激发同胞的抗战信心和勇气，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

　　他们中，有的投身战场，有的誓死抵抗。

　　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王统照悲愤地写下《上海战歌》：“春江夜夜笙歌好，/秋江江上月明高。/来一阵惊风掀起滔天雪潮/笙歌，明月都化作飞弹，流硝。几百万的居民，横心同笑：/为结算理解的血债，我们/忍待着偿报，忍待着偿报！”

　　四年后，上海全面沦陷，日军冲进租界。此时，王统照正在暨南大学上课。马路上气氛紧张，教室内却沉静而严肃。课后，王统照看着一副副年轻的面孔，淡定之中有些落寞：“留不留在沦陷后的上海，这不是决定性问题。问题在于我们走什么道路，在精神上和行动上，是坚持抗战还是向敌人投降。”

　　“不要让黑暗阻碍了你，/多少烛光在半天辉煌。/不要惊慌狼狗的嗥叫，/在你顶上，有你的‘灵魂鸟’。”这是他对敌人的独白。王统照继续留在上海，决不向敌人低头示弱。他委身于开明书店上海编辑部，开始编纂词典，用另一种方式传递精神火种。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翻阅这些抗战作品时，常常深受感染：“抗战时期，很多作家正值青春年华，他们为民族存亡疾声呐喊，颠沛流离，把最好的时光交给了国家。他们的青春是无悔的。”

    “不论什么时候，面对困难，从个人到民族，都应当有一股不能摧毁的信念”

　　一幅幅微黄的照片，一段段激扬的文字，与新媒体图块交织排列，串起了作家巴金的抗战岁月。顺着手势下滑，就进入了展览的第二部分。

　　不能投笔从戎，就用文字开辟另一个战场。抗战期间，巴金一刻不停歇，写文章、编刊物、做翻译，以如椽之笔记录日军的罪行和民众的苦难，鼓舞和激励中国军民抗战的士气和勇气。

　　1937年9月8日，日军轰炸了上海松江火车站。巴金义愤填膺，在给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的信中说：“贵国空军轰炸松江车站的‘壮举’，在贵国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罢……血肉和哭号往四处飞迸……飞机不停地追赶，全飞得很低，用机关枪去扫射他们……对于这样冷静的谋杀，你有什么话说呢？”

　　全面抗战爆发后，巴金一路颠沛流离，辗转多地。从上海到广州，从昆明到桂林，看得越多，他心中就越气愤。“广州市静静地睡了，但这不会是安适的睡眠罢。可怖的梦魇压迫着它。它一定会在睡梦中痛苦地挣扎”“炸弹毁坏了一切，甚至这个寂寞的生存中的微弱的希望……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发誓：我们有一天一定要昂着头回到这个地方来。我们要在火场上辟出美丽的花园”……

　　四处奔波的日子里，巴金随身只携带一些稿纸，胸中的悲愤都化作了激扬的字符。他创作的“激流三部曲”“抗战三部曲”等作品，为那段艰苦岁月留下了一幅幅珍贵的素描。

　　在“抗战三部曲”《火》中，巴金借助笔下人物，反复谈到，“这次是全国抗战，全民抗战”“在这个大时代中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我们个人的幸福是跟大众的幸福，跟抗战的胜利连在一起的”。

　　周立民告诉记者：“抗战打乱了作家的生活，也改变了他们的视野和眼界。很多作家开始重新触摸中国这片土地，重新建立与家园故国的联系，并由此寻找到自己写作的根系，为祖国，为人民。”

　　巴金和萧珊的一幅合影素描，为本次展览增添了一丝浪漫、一角温柔。没有避难的仓促，没有生活的紧迫，画中两人面带微笑，依偎在花丛中，享受着片刻的岁月静好。

　　1944年，40岁的巴金和萧姗步入婚姻殿堂。在炮火纷飞的日子里，巴金感受到了少有的幸福。他在《关于〈第四病室〉》中回忆说：“我们结婚那天的晚上，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我们两个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夹菜，碰杯，吃完晚饭，散步着回到宾馆。宾馆里，我们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我们谈着，谈着，感到宁静的幸福。”

　　由小家幸福想到祖国存亡，巴金对胜利的渴望更加强烈。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战胜利结束。巴金听到消息后，高兴地写：“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我非常的高兴……我只觉得压在我头上的一个可怕的长的梦魇去掉了。一个浓黑的暗夜发白了。”

　　“从巴金的抗战岁月中，我们可以读懂，不论什么时候，面对困难，从个人到民族，都应当有一股不能摧毁的信念，就像巴金在小说《火》里的宣誓：一个民族不会在大火里灭亡，会像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周立民说。

    “抗战中的文学是抗战精神的丰碑，照亮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和道路”

　　泛黄的书影依次排列，光影交错，构成了一面斑驳的作品墙。点开展览第三部分，众多文学名著的珍贵版本尽收眼底。

　　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是1947年的初版本。小说以山西吕梁山区一个名叫康家寨的村庄为主要故事背景，再现了中共晋绥抗日根据地人民英勇抗击日寇斗争的事迹。

　　说起小说创作，还有一段机缘巧合的故事。

　　1945年春，晋绥边区召开第四届群英大会，表彰抗日战争期间涌现出的124位民兵英雄。大会结束后，《晋绥大众报》原准备一一介绍这些英雄人物，但限于版面，耗时又太长，效果不佳。

　　怎么办呢？当时负责报道的马烽和西戎忽然灵光闪现，何不把民兵英雄们揉一起，变换一种写法，效果也许会更好？于是，他们开始以《吕梁英雄传》为题，写成通俗小说在报上连载。

　　小说每周一回，边写边发，颇受欢迎。许多识字人把阅读这部连载小说当作重要的事情，不识字的就围坐在一起请识字的人朗读。当时，《晋绥大众报》的发行量也以四五千份逐月上升，很快就翻了一倍，极大鼓舞了军民抗战的信心和决心。

　　马烽、西戎在《〈吕梁英雄传〉的写作经过》中回忆说：“应该把敌后抗日军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与日本帝国主义、汉奸走狗斗争的英雄事迹记载下来，谱以青史，亢声讴歌，弘扬后世，变为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人民群众从中受到应有的鼓舞、教益和启迪。”

　　一部作品，就是一声号角、一次驰援。在抗日烽火中，文学担负起唤起民众、英勇抗日的使命，文学家用作品构筑了救亡图存的精神长城。

　　《八月的乡村》是萧军的文学名片。1935年7月，它与萧红的《生死场》、叶紫的《丰收》一同收入由鲁迅主持的“奴隶丛书”。本次展览展出的是容光书局1939年5月的第十版。

　　小说叙述了东三省被占后一支抗日游击队的英勇事迹，展现了东北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不当亡国奴、誓死保卫家乡的斗争精神。小说是虚构的，素材却是实实在在的真事。

　　1933年春夏之间，磐石游击队组织者傅天飞来到哈尔滨，跟当时在第三国际搞情报工作的舒群聊天，谈起磐石游击队抗战的事。舒群听后很震惊，赶快把傅天飞请到萧军住处，让他给萧军再讲一遍。

　　萧军一听着了迷，觉也不肯睡，饭也不肯吃。他很快酝酿出人物形象，开始小说创作。1934年6月，逃离哈尔滨之前，他把写好的初稿，小心地抄在极薄的纸上，装在茶叶筒里，乘日本邮船带到青岛，一有时间就修改。后来到上海，又请鲁迅先生润色。

　　鲁迅高度评价小说，他在书的序中写：“我却见过述说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好的一部……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致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地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萧军借助书中人物，疾声控诉：“弟兄们死了，被敌人割了头，被敌人穿了胸！活着的弟兄，要纪念他们，他们作了斗争的牺牲！世界上，唯有为解放奴隶的运命，才是伟大的斗争……”

　　文艺是国民精神发出的火光，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从小说《生死场》到戏剧《蜕变》，从诗歌《北方》到散文《游击之间》，本次展出的一部部文学作品，犹如一声声号角，在与民族、与国家、与人民同进退中，抵达了不朽与高贵，至今依然光辉闪耀。正如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所说：“抗战中的文学就是抗战精神的丰碑，它已成为我们民族记忆中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和道路。”

　　网友“喃喃细语”是流着泪看完展览的。她告诉记者：“抗战年代，纸和笔也是刀，也是枪。在漫漫的抗战寒夜里，作家用文学点燃了民族的希望。不管时间如何变换，时代如何更迭，爱国是每个中国人永恒的信念。”

（本报记者 刘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