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治疗期间，方永刚仍坚持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 

　　题记

　　要说，这并非名副其实的“‘近’距离”——3月13日上午，北京。海军大院的会议室刚刚消过毒，经历三次化疗、体质孱弱的方永刚，在医护人员陪护下来到这里，脱下厚厚的防寒服、帽子、口罩，在十米开外接受我们采访团的集体采访。军姿威武依旧，嗓门洪亮如昔，绰号“方大炮”的他一开始说话，只需两三分钟，“我就不是我了”。与三尺讲台相伴20多年，他总能将看似枯燥的政策理论讲解得深入浅出、妙趣横生，被“点燃”的听众主动放弃间休，要求延时，直呼“解渴”。此刻，他将我们带入同样的境界，只是病不由人，他那耳侧贴着的胶布和额头豆大的汗滴逃不过我们的眼睛。受访时间被主持人叮嘱控制在一个小时之内。惯性使然，谈兴正浓的他没能及时“刹车”，但多“赚”来的10分钟，冲淡不了脸庞上写满的“意犹未尽”。即便如此，我们又怎能硬得下心肠去商约任何的专访？当他再次“全副武装”离开会场的时候，疲惫的步履踩疼了我们的视线。

　　然而，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的“‘近’距离”——3月18日至22日，短短几天，我辗转辽宁的大连、旅顺、沈阳和本溪四地，每天都有几十个发自肺腑的声音，念叨方永刚的好，有他穷山村的乡亲，有他的亲朋好友、领导同事、同学学生，有聆听过他讲课的基层官兵、干部群众，有竭尽全力诊治的医生护士。当他们讲起与方教授相遇相识相知的点点滴滴，当他们或敬佩或唏嘘或泪眼婆娑，我便一步步走进博大的磁场，分明可以感知方永刚虎虎生威的鼻息、奔涌沸腾的热血和铿锵有力的心跳。于是，我的笔端也就倾注了某种使命，要去谱写送给他的赞歌和祝福，祈愿他那经历严寒的生命之树，在这明媚的早春能够顽强地吐露新生的绿芽。

　　喜欢每一堂课都出新出彩的他，却总有一句话时时提起、时时动情：“我是党的创新理论的直接受益者。”于是，他带着真挚的信仰，真情传播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他的讲台流动于北国的漠河边防，南疆的海防边哨，高校的讲堂，幼儿园的课桌，街道的活动室，厂房车间，田间地头……我无法丈量他热爱的每一寸土地，却可以用我的所看、所听、所思，去掂量他那每一寸沉甸甸的感恩。

　　方永刚其人

　　◆人生履历◆

　　1963年4月出生于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1985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同年参军，到海军政治学院（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前身）担任政治理论教员。中共党员，历史学学士，法学硕士，国防大学军事学博士。

　　现为大连舰艇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学科带头人、政治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研室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辽宁省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沈阳军区联勤部客座教授、大连市讲师团成员等。

　　◆成果一览◆

　　20多年孜孜以求、刻苦钻研，注重运用党的创新理论解答现实问题。先后出版《党的创新理论专题研究》等16部专著，完成10多项政治理论研究课题，在国家和军队核心期刊发表40多篇学术论文，在学院率先提出让科学发展观进入课堂并编写出科学发展观教学读本等教材，荣获“全军院校育才银奖”、首届“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近10年间，除200%完成教学任务外，为部队和地方讲课辅导1000多场次。其真心学习、真挚信仰、真情宣传、真诚实践党的创新理论的先进事迹，在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病中素描◆

　　2005年3月以后，时断时续出现腹泻症状，因自恃强壮及工作繁忙等原因未作彻底检查，直至2006年10月23日前往大连210医院就诊，11月8日确诊为结肠癌晚期，11月17日进行手术。2007年1月，躺在病床上完成对3名研究生的学期教学和毕业论文辅导任务，并利用化疗间隙返回学院，为本科生讲完本学期最后课程，为大连市地税局进行讲座。目前，已转往北京301医院继续治疗。

方永刚近影 

　　如期如盼的生命之约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被每天升起的太阳牵出感慨

　　当方永刚的博士生导师黄金声去看他的时候，躺在病床上的他正好对着阳光，口中喃喃道：“我现在看太阳，和过去看太阳大不一样，时间对我来说太宝贵了。”但若有所思的神情又在顷刻间荡然无存，他轻描淡写地转换话题：“导师，这阵肠子不太痛快，堵得慌。”

　　一如既往的乐观。在接受集体采访的那天，他也和我们来了点幽默：“在301医院和210医院的治疗和精心护理下，我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你们今天看到的我，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吃得下、睡得香，请大家放心。”

　　面对受尽病魔摧残的他，我们的安慰总是不自觉地泄露伤感；他却大大咧咧地笑着，没有丝毫的牵强。一瞬间，你或许会怀疑是否角色错位，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就是这样的硬汉，任何时候，他都愿意用积极的情绪感染周围的人，是学院教研室公认的“开心果”。他那精神抖擞的模样，在我的眼底过滤不出任何的伪装，我只能在内心期冀：看到的就是真相。

　　他也在用这么一股子精神给自己打气：“说实在的，我从没考虑假如自己战胜不了癌症怎么办，我干什么都是全力以赴。在这方面，美国电影《阿甘正传》里的阿甘是我的榜样。”

　　他甚至还要感谢上天让他得了这个说小不小、说大但不是一下子就要命的病。“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我却一年到头至少有300天是凌晨2点以后才睡的，是个拼命三郎。这个病把我强行按在病床上反思：我天天讲科学发展观，自己的身体却没有做到科学发展。如果仅仅是一个断胳膊断腿的病，我是不会反思的。”

　　3月13日这天早上，他看到窗外沐着晨曦吐露的柳芽儿，心里一动，许下几个心愿：“我和春天有约，春暖花开的时候，我要走下病床，走出病房；我和夏天有约，艳阳高照的时候，我要和全军战友一起庆祝人民军队的80岁生日；我和秋天有约，枫叶红了的时候，我要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接党的十七大；我和冬天有约，白雪皑皑的时候，我要再次走上我心爱的讲台……我还算了一下，当我要退休的时候，是党的二十大召开，我还要宣传党的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大。当党的二十五大召开的时候，我已经84岁了，我期待到那个时候，能和同志们一起歌颂祖国，迎接朝阳从东方升起，看到我们祖国发展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看到我们军队建设成为一支信息化的军队。”这是一首生命的歌，那种情怀，叫人落泪。

　　方永刚很注意锻炼身体，每天下午打一个小时乒乓球，夏秋季节还天天到海边游泳。但自恃身体强壮、肌肉发达的他，却总是生病，而且都是大病。有人给他总结叫“四落四起”：1988年阑尾炎；1993年休克性贫血；1997年车祸；这次又是结肠癌晚期。

　　此次患病之前，1997年5月8日下午的那场车祸最为凶险。回忆起当时的细节，方永刚用了调侃的口吻：“我骑自行车外出，过马路时撞上汽车，我没把它撞飞，它倒把我撞飞了，脖子当场撞断，存活机会仅为1%。”在医院里，方永刚的脑袋用电钻钻了两个眼，套了两个钩，吊上16磅的秤砣作牵引，整整吊了108天。每天仰头不得动弹的方永刚至今依旧记得当时天花板的样子，却没见过一茬又一茬的病友的模样。

　　如此性命攸关，方永刚还在病床上给同事交代工作：课怎么上，关于香港回归的文章怎么写，讲座怎样通过口授让别的老师顶替。他还坚持学习，用手举着看书，从一开始举3分钟不到就得休息，到后来一口气看几个小时手都不哆嗦。住院期间，他总共看了43本书，等到能坐起来，一本30万字的专著《亚太战略格局与中国海军》便出手了。

　　这次，他依然不闲着。今年2月1日前去北京治疗之前，他还利用在大连210医院化疗间隙，两次拖着病体走上讲台。

　　——1月15日上午，坐落于山腰的教学楼前，那110级台阶再一次承载了他那异常沉重的步履。他来到教室，为政治系学员3队的学员们上完本学期的最后两节课。事前，已经了解方教授病情的学员们被叮嘱课间休息时不要围着方教授问这问那，让他歇一歇，更不能谈及病情。休息铃一响，学员们都很乖巧地躲避方教授的目光，反倒是方教授把大伙叫到自己的身边，问：“我讲课的声音你们都听得清楚吗？”学员们点点头。方教授解开衣襟，露出身上插着的导流管，一脸的歉然：“我病了，讲话有点费劲。不然，我会讲得更好更响亮的。”两节课上完，方永刚一字一顿地说：“祝你们成功！”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教室里的空气，凝重而悲怆。

已经被方永刚翻得封面斑驳的《邓小平文选》。

　　――大连市地税局第三稽查局的吕莹讲起方教授于今年1月22日前去该局讲课的前后。“我是一月初跟方教授联系上课时间的，他对患病之事只字未提，爽快答应22日前来讲课。”多次登上地税局讲台的方教授，过去一讲就是半天，但这一回，在讲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他逐渐大汗淋漓，体力不支，只能来个急刹车，愧疚地说：“看来只能坚持到这儿了。我得了结肠癌晚期，正在化疗。”听众十分震惊：“病得那么重就别来了，等病好了再讲。”他回答：“我喜欢给大家讲课，在讲台上，我感觉不到自己是个病人。”说完敬了一个军礼，平静地离开教室。吕莹说：“我们自发地站起来，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方教授道别，这在我局政治教育的课堂上是从来没有的情景。”

　　如今，正在北京301医院治疗的方永刚暂时离开了最钟爱的三尺讲台，但对讲台的牵挂却一刻都没有停止。他说：“我要把这次生病当作行军途中的一次‘稍息’，一次精力和体力的集中‘充电’。只待养精蓄锐之后，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创新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去，这是我的生命之约。”

　　无怨无悔的人生选择

　　男儿如果有泪，不因惧怕，不因疼痛，只因触碰了那根最柔软的心弦

　　采访的那天，有那么一瞬，我看到他喉头凸动，泪要涌出眼眶。他很利索地把食指探入镜片后面的眼角，轻轻一揉，复归常态。至于那类似于京剧花脸的嗓音，则一刻都没有哽咽甚至停顿，仿佛刚刚弹去的，只是眼角的一粒尘埃。

　　这个举重若轻又举轻若重的动作，是谈及含辛茹苦养育之恩的情难自禁：“1985年，当我穿上军装、光荣证送到老家的时候，全家都哭了；当我把第一个月工资100元钱寄回去的时候，我的父母急不可待地去取，抢着看……”

　　小时候食不果腹的穷苦时光，至今都在他的梦境中浮现。他的儿子方舟在大连接受我采访的时候，我问：“你父亲希望你以后考什么大学？”“复旦大学。”“为什么？”“他说那里的伙食不错。”――方永刚，这个曾经的苦孩子，用一种几近原始本能的感觉在诠释着之所以这样选择的理由。

　　我从辽宁带回了一叠他讲课时的影像资料。随手可拾的画面，竟然也是同样的男儿泪！热泪肆流时，他正念及党的恩重如山。正是改革开放，他成就了上大学、参军入伍、成为军队政治理论教员等原本无法实现的梦想。“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他能选择三尺讲台，也是出于另一种几近本能的报恩。恰如他的肺腑之言：“我一直把党的创新理论当成自己的灵魂，把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当成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生命的激情、生活的乐趣都在于此！”如今，患结肠癌晚期的他仿佛惊涛骇浪里一叶飘摇的扁舟，内心却风平浪静、无怨无悔，他说：“我已经把生命中最好的精力、最好的时间和最好的状态，都用在了钟爱的事业上，这样的人生选择没有遗憾。”

　　在土改中被定为富农的老方家，在永刚的父辈们手里分了家。十年九旱、异常贫瘠的三垧土地，即使是最乐观的收成，也会让母亲一到做饭就拍着大腿哭：“7个孩子咋吃得饱？”

　　排行老六的小永刚弄不明白：贫下中农的孩子可以当兵当工人，为什么哥哥们却不可以，甚至娶不到媳妇；全家人都在拼命干活，为什么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自己的学习比别人好，为什么无望上大学、当老师……随着粉碎“四人帮”、1977年恢复高考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所有的疑惑有了答案。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擦亮了党、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也让年幼的方永刚看到了通过考大学改变自身命运的曙光。

　　1981年的那个夏天，上海的月台。细瘦的方永刚背着一包被褥，迈下绿皮火车，也迈开了前往复旦大学的求学之路。接站的老师和同学问他：“行李呢？皮箱呢？”他憨憨地笑笑：“都没有。上海是亚热带，不会冻坏人的。”大伙也笑了：“这里冬天没有暖气，非常寒冷。”

　　复旦的救济被和每月23.5元的助学金渐渐洗褪了方永刚的寒酸，当初因肚里没有油水而每月50公斤的骇人饭量，随着副食的增加逐步回落到20公斤的正常水平。当然，变化远远不止这些。“党和国家供我念书，我一定要好好念。”于是，这个从偏僻山沟里出来的“啥都不懂”的毛头小伙子，把自己置身于书的海洋：大一读了上百本中西文学作品；大二读了中西哲学史、思想史；到了大三的时候，已经可以和班里的任何一个同学公开辩论。徜徉于萨特的存在主义、印象派、功能主义等林林总总的思想流派，他最终将主攻方向放到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并通读了马恩四卷、列宁四卷和毛泽东四卷选集。方永刚把在复旦大学的求学时光看作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从思想史的高度思考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当代史的发展的问题，养成了理论思维的习惯。”

　　1985年，从象牙塔里走出的方永刚选择到海军政治学院（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前身）任教，同时圆了他两个儿时的梦想：当军人，当老师。在这里，他倾20余年之力，研究当初改变他个人、家族和国家命运的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如何将这些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党的创新理论从书本变成活生生的实践？如何让理论一经群众掌握而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这些思考早已从原始的冲动，升华为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他说：“我不信宿命信使命。”

方永刚在书上留下细致的标注。 

　　就是这样一位坚信党的创新理论的年轻教官，却差点因为扛不住生活的重压而离开三尺讲台。父母兄弟节衣缩食，供出了唯一的大学生；他工作10年却无法给家人更多回报。咬牙之下，他于1995年相继4次提出转业，打算下海经商。惜才的学院领导真心挽留，他最终选择留下。

　　差一点就这样抛却自己的挚爱，这段“小插曲”过后，方永刚对工作更是倾注了失而复得般的热忱和激情，当年即获得教学奖、科研奖，并荣立三等功。对于他的亲人，他虽然无法以更多的金钱去报恩，但他用孝心送走了自己的父母，用舐犊之情陪伴儿子成长，用相濡以沫之爱给妻子最体贴的呵护，用手足之谊给家族最热心的帮扶。在亲人眼里，他是一位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好兄弟。

　　他的人生这般精彩！当他向我们讲述他如何处理工作和家庭的矛盾，脸上带着骄傲：“我实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达到了一种和谐。”是的，他没有遗憾。“如果有一天，我的生命之钟停摆了，我愿意把他定格在自己的岗位上，永远保持一个思想理论战线英勇战士的冲锋姿态，让有限的生命为太阳底下最壮丽的事业而燃烧！”

　　至真至情的理论之光

　　你能想象一个生活拮据的家庭每年花上5000元用以购买书籍吗？方永刚恰恰做了

　　在大连采访时，我来到他家那间小三居。自打被家人称为“永刚广播电台”的方永刚住院治疗以后，这个热闹的家庭安静了很多。岳父和儿子正在家里，他们将我迎进每一间房间。这些年来，方永刚倾囊救治长期患病的父母直至为他们送终，自称“家族精神支柱”的他也不曾间断对众多兄弟及家族晚辈的接济。负担很重的这个家，经济状况近两年才稍稍好转，但还没来得及添置任何一件新家具。不过，他的书房，光从“软件”的角度，不可不谓之“豪华”。六个规格一致的书橱以顶天立地的姿态占据了书房的整整一面墙，里面的书籍塞得满满当当。更有一些塞不下的，成堆成摞地码放于书桌以及屋角。同样，在他的办公室，最抢眼的还是书橱。这成千上万册的书，他果真都会去看吗？我随手翻开几本，无一不是圈圈点点。

　　最烂熟于胸的一本书，一定就是我在大连舰艇学院“方永刚先进事迹展”上看到的那本《邓小平文选》，1983年版。书旧得不能再旧，翻开来，满眼都是红道道、蓝杠杠，旁边还有许多注解和心得。同事车跃丽说：“方大哥都成了大家的工具书了。我们想找邓小平同志的某句话，他会告诉我们在哪一章哪一篇甚至哪一页。”

　　方永刚喜欢理论工作。“常说理论是灰色的，但在我的眼里，理论是非常鲜活的，是与时俱进的理论，是对实践及时做出反应的理论，是来自实践、指导实践的理论。”如果你有幸听过他的课，你也会相信，理论有着亲和而美丽的色彩。

　　方永刚讲课有三个条件：准备一条毛巾用来擦汗，准备白开水随时要喝，了解听众的年龄层次。除此无它。

　　每一堂课，不管听众是十几人还是上千人，他都激情四射，达到忘我境界。知道方教授讲课精彩，部队和地方总是争着请他。这5年来光是时事讲座就作了不下500场。

　　――最晚的一堂课。1998年10月，前去长山要塞进行函授辅导的他在晚上9点钟讲完课，战士们都赖着不想走，要求方永刚再给他们讲国际局势，一直讲到晚上11点半。战士们没有一个离开，外面还围了一群抱着孩子的家属。他们入迷了。

幸福的一家三口。 （均资料照片） 

　　——时效性最强的一堂课。北京时间1999年3月25日凌晨3时，科索沃战争发动首轮空袭。前往石城岛要塞函授辅导的方永刚一早打开电视，得知这个消息。吃早饭时，要塞区政委试探性地提议，能不能把上午的辅导课程调到下午，先给官兵讲一讲科索沃战争。长期关注和追踪科索沃战争的方永刚二话没说，就开始整理讲课思路。8时30分――战争打响5个半小时之后，方永刚几乎是第一时间把战况分析和中国政府的态度传递到了战士们那里。他一连讲了3个半小时。

　　――不得不暂停的一堂课。2001年暑假期间，他在小龙街讲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者之间的关系时，用身边大量的生动事例进行阐述。一位老人听到他的讲解，触景生情，竟然失声痛哭。老人心脏不好，讲课不得不暂停了5分钟。

　　……

　　驻沈阳铁路局军事代表办事处政治部原副主任佟小侠向我回忆起他最早聆听方教授讲课时的情景：“那是2001年夏天，方教授围绕江泽民总书记的‘七·一’讲话为我们作辅导。我本来就是搞政治理论的，已经学习了讲话精神，不认为他能谈出新东西来。于是，我带上一张《参考消息》，打算在听课过程中看。但结果是，这张报纸所有能写字的空白的地方，都被我当作临时笔记本，记录下了方教授精辟、独到的阐述。”

　　在不少人眼里，理论是相对枯燥的，而方永刚是如何在伟大理论和伟大实践中架起一座桥梁的呢？他告诉我们：“我党的创新理论来自实践，集合了党的智慧。但它毕竟是理论，是抽象的、逻辑化的理论，必须用形象生动的表述进行传播，才能取得最佳的社会效果。这就要求我要真学、真信、真用，还要掌握真情传播的方法。”

　　“大家之所以喜欢听我讲课，我想主要有以下几点，”方永刚说，“第一是抓住大家最关注的问题，不回避问题；二是紧紧把握主旋律，不是散布一家之言、歪理邪说；三是因人制宜，听我讲课的人有幼儿园的小朋友、大学生、干部、军人、工人、农民，一定要用他们习惯的语言去讲，考虑他们的接受能力；另外就是知识性、趣味性、前沿性。”比如，在阐述构建和谐社会的含义时，他说：“‘和’就是人人张嘴有饭吃，‘谐’就是人人都有说话的权力。”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说文解字，一下子把和谐的道理说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这就是“方氏”讲解法。

　　后记

　　北国的早春，寒气沁骨。方永刚的办公室里，椅子上那一方不合时宜的凉垫儿，将记忆拉回去年的夏季――把新调整好的排课表压在台玻璃底下，他兴冲冲地背上行囊前往北京，参加国防大学的短期培训。本打算“充电”后继续大干一场，回程时旋即袭上的难忍疼痛却将他送上病床。

　　我坐在那把电脑椅上，凉意一点一点弥散全身。难道说真的天妒英才，吝啬给予他更多的时间？就连他的博士生导师黄金声，也只能眼泪和着叹息：“我今年62了，可他，正是干事业的时候啊！我们的党，我们的百姓，那么需要他……”

　　我突然间记起他的生命之约，“我和冬天有约，白雪皑皑的时候，我要再次走上我心爱的讲台……”如果这样，那么，那一方凉垫儿，不过多了一年的等待。

　　我还想起他的儿子，和父亲如出一辙的乐观和坚强：“得癌症去世的人，很多是吓死的。我爸爸不怕，而且得到了最好的医治，我相信他能挺过难关。”

　　这样想着，心头渐渐回暖。我在给他的留言簿上留下我的暖意：“但愿上帝只是和您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用一点点的皮肉之痛，让您知道张弛有度。期待您的音容笑貌，依旧在三尺讲台绽放如花。”但愿我们的这股暖意流淌进他那春光明媚的心田。

　　他不寒冷，也不孤单。

　　来源：《文汇报》（撰文/本报驻京记者  江胜信）

（责任编辑：周仙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