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郑州红十字蓝天应急救援队“夫妻档”李剑和黄俊。图为2月16日，黄俊（右）在消杀作业前帮李剑给消毒设备加油。新华社发

3月4日，志愿者在安徽省肥西县上派镇大墙村村委会会议室内辅导留守儿童。新华社发

2月15日，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防疫青年突击队的两名青年志愿者帮助患病老人推轮椅。新华社发

程序员王震加入了5名志愿者组成的“W大武汉紧急救援队”微信群。2月29日凌晨，王震到达约定地点后和产妇家属联系。新华社发

　　【法眼观】

1月22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初，郝南以一个医生的专业本能，感到医疗资源紧张将成为很大挑战——大量的新冠肺炎患者和非新冠肺炎患者在医院门口排队时很可能会交叉感染，而医院收治量饱和后无法再接收新的病人。凭借多年投身公益事业的行动力，郝南发起成立了一个专业线上医疗关怀团队，为居家隔离患者提供医疗关怀支持。这就是由400多名医务工作者、200多名社工和心理专业志愿者组成的NCP生命支援网络。

　　同一时间，王莹也着手发起医疗物资捐赠。作为上海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主任，王莹平时与医院接触较多。武汉封城前，她已与湖北的6家医院取得联系，得以了解医院的紧张状态，迅速发起了募捐。

　　疫情突如其来，很多如郝南、王莹一样的志愿者织起了一张大网，为医生提供上下班接送服务、为滞留武汉的外地务工者提供帮助、收集非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信息……爆发出令人惊叹的力量。

　　“社会组织在这次疫情应对中的作用非常突出，是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2008年汶川地震时，王振耀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国家救灾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在他看来，“这次仅捐赠款物的规模就和汶川地震时相当，而且志愿服务范围覆盖了包括残疾人、老年人、社区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在内的各个人群，参与的主体既有基金会、专业化组织，也有企业和民间自发的组织，形成一个巨大的平台”。

热潮退去之后

　　郝南和王莹是从2008年起投身于公益事业的。在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看来，汶川地震是一个唤起公民参与意识的节点，“之前人们觉得那是公益部门的事情，在此节点之后，公众意识到自己也可以是参与者，公益议题显性化了。”

　　12年间，公益组织从一个事实概念成为慈善法明确的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三种形式，各个组织建设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

　　当年，奔赴地震灾区的郝南目睹了救援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混乱和低效，成立了专做协调信息工作的“志愿者之家”，日后发展为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我们现在半小时就能估算出灾区建筑分布、受损情况。几个小时之内就清楚地震的影响是什么、该怎么救。”郝南说。

　　但这次应对疫情，郝南并没有率先启动该团队，而是从零开始组织了NCP生命支援网络。“我当时觉得这件事更重要，在线诊所可以直接支持到不能去医院的患者，他们的需求可能会被忽视。”

　　工作可以说达到了预期，但郝南的心情却很复杂。“我们十多年的积累，所有的专业经验在疫情暴发前期没有得到应用。”他认为在疫情暴发后一周至10天左右的时间，是民间散在的志愿者在自发行动。但与此同时，在民间自发组织了大量捐赠后，有些与医院的需求对应不上；志愿者热潮涌入，一周之后慢慢退去；救灾资源波动性极大等问题显现。“我们这些自诩为专业的救灾组织，几乎是失语、失能的。”郝南说。

　　王振耀分析，“我们的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对自然灾害的应对，尤其是地震，已经比较成熟了。但新冠肺炎疫情是不同的灾种，更为复杂。首先很多志愿者无法到达当地。其次，现在民政部的救灾救济职能划归到了应急管理部，而此次并非启动自然灾害的应急预案，应急管理部无法启动响应，卫生部门又相对缺乏应急经验，在一段时间内没有与社会慈善组织对接的部门，出现了一些矛盾、混乱。”

慈善组织专业化的重要性凸显

　　短暂混乱后，秩序逐渐建立起来。贾西津观察到，慈善组织开始形成平台，一些行动力很强的基金会在倡导形成日常应对机制，在后续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一个共同症状是呼吸衰竭。依托与基金会的合作，王莹、郝南都投入到了组织捐助呼吸机工作中，这是普通的捐赠者无法做到的。此次疫情中，社会慈善组织陆续捐赠了数千台呼吸机。

　　慈善组织规模起来了，组织化程度提高了，面对大灾大疫能立即行动起来，但王振耀强调，“这次疫情应对凸显了社会慈善组织专业化的重要性，社会上能够将社会服务视为专业的、有使命的职业的理念还没有完全确立，很多人将个人捐款和专业组织混为一谈。”

　　专业化的前提是要将公益事业作为一个职业来对待，但为数不多从事这个职业的人还面临因个人生计而被迫放弃的困境。王莹的团队除了在上海做临终关怀服务以外，还与其他医院组织合作做赋能培训。他们一共只有5名全职人员。“申请资金非常困难，远不够维系生存。现在我们大多是从创新的角度申请基金会的项目资金。现在因为疫情原因，从前的项目启动不了，申请的专项资金就启动不了，疫情至今没有工作经费。”王莹说。

　　郝南为了实现团队的专业化，多年来自费参加了许多国际会议，如2015年去日本仙台参加联合国第三届世界减灾大会，“有时没人邀请我，我就是去学习的，了解一下国际上的组织都在用什么技术、用什么模型等。卓明也参加了很多国外的救灾，了解联合国有序开展救灾工作的机制是怎样的。”救灾是非常专业的领域，他以洪灾举例，“洪灾来了再去响应是来不及的，需要在洪水来临之前预测。一旦出现灾害性的降雨天气会有预警，我们就天天盯着雷达图，记录这个省的降水量，不间断地监测，一旦出现成灾阈值，就要监测上游的水位变化，有明显变化要紧急通知下游的救援队。我们可以为政府工作查漏补缺。”

　　除了人员、经费外，一些救灾慈善机构平时还需要演练，也需要对自身实际工作能力进行测评。只有做好这类工作，专业力量才能不断沉淀、积累。目前应急管理部门对社会应急力量能力分类分级测评试点工作，更多针对的是救援队伍。由业内联合组成的平台进行能力提升、评级仍然缺位。

法治还需健全

　　贾西津认为，2008年之后，社会组织自身有很多改善治理的努力，在基金会等领域也有越来越细致的法律规范。行业内出现如孵化器、行业自律组织等各种支持性组织，一些专业性企业也参与到公益行业的能力建设中来，比如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等帮助社会组织规范财务，改进治理；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支持；有专门评估慈善组织的公开透明性、公信力的平台……“效果是显见的，有一批发展得好的组织可以与国际接轨，但整体上的改善是参差不齐的。”贾西津说。

　　她进一步解释，2016年慈善法、2017年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实施，分别规范了国内、境外社会组织，与之前十余年的地方探索、社会创新的方向相比，更加强调由政府统筹、加以法律规范，合法性的要求变得更突出了。其实在很长时间里，中国大量草根组织并不具有法律合法性，但从功能而言是社会所需的，所以也一度非常活跃；目前强调了法律规范，但“入口”的规则还没有改，登记管理制度的政府准入门槛很高，“入口”进不来，法外生存空间不再，“草根组织”的数量在减少。

　　慈善法具体实施中，相关组织的规定还是回到国务院发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的规范、保障相对完善，其他两种形式的组织则比较缺乏，更多是组织‘入口’门槛的规定，如如何登记、年检等。”贾西津说。

　　对于卫生应急机制，王振耀认为，“比较理想的状况是，任何应急体系中都应该有政府和社会组织对接的平台，日常也需要保持经常沟通，形成政社合作机制”。

　　（本报记者 陈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