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课教师王建林和学生的合影　本报记者叶伟明/翻拍

　　这是一位将要被清退的西部代课教师,他在贫瘠的山村任教22年,教出了30名大学生。他已贫病交加,但他把自己比喻为山梁上的树,时日越久,扎根越深。

　　然后,清退意味着他将要被“连根拔起”,他自问“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他回忆,有一次被慈善组织请到北京培训,站在天安门广场时,眼泪就流了下来。

　　□本报记者叶伟民发自甘肃会宁

　　大雪封山后,至今仍拿着200元月薪的代课教师王建林习惯在结满冰棱的窗前回首往昔。他的视野因眼疾而模糊,如同那摇曳不定的未来——今年,这名甘肃会宁县的代课教师将和中国仅余的31万代课教师一起,被最后“清退”出历史舞台。

　　对这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来说,这是继4年前教育部发布“清退令”后又一个艰难时刻,他们部分已拿着数百元不等的补偿落寞转身,剩下的则等待命运的裁决。

　　消息激起公众的关注,人们通过QQ群等网络组织形式呼唤公正对待代课教师清退问题；各种以寻找和资助代课教师为主题的公益行动也发起。

　　虽然教育部随后澄清“未明确清退时间表”,但1月22日该部门宣布严禁聘用新的代课人员,多个省市相继出台清退计划,仍预示着“清退”将进入最后的倒计时。

王建林作为代课教师的钱远不足以维持家用，妻子不但要担起农活，还揽下织地毯的活养家　图/南方周末记者 叶伟明

　　他和青春：理想，嘱托，扎根

　　　　“我不是没有机会回到城市。”22年后,代课教师王建林时常沉思,“但人有时候就像那山梁上的树,一旦扎下根来,只会越扎越深。”

　　寒假中的甘肃会宁县汉家岔乡常山小学空空荡荡,孩子们刚走几天,失去教职的恐惧就困扰住了代课教师王建林。“我看新闻了,说要清退。”1月15日下午,坐在贴着汉语拼音识字卡的教室里,47岁的王建林摊着双手,“我不喜欢‘清退’这个词,像赶一群叫花子似的。”现在,他所在的甘肃——中国代课教师拥有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将清退剩余的2.1万名代课大军,他们绝大部分在偏僻的农村。

　　如果不是两年前搬到这个新校舍,常山小学还只是两间泥房加一个木制厕所的简陋教学点,一根跳绳和一个皮球是全部的家当,下雨的时候泥浆水没过脚踝。

　　王建林在这里当了22年代课教师,村里两代人都是他的学生。“最好的年华都耗在这里了。”村中的同龄人说。

　　王老师皮肤有点黑,面庞消瘦,严重的眼疾甚至让他无法看清教案。“我是用心来教书的。”他说,“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就是一直站在讲台上。”1980年,王建林高考落榜。他自认为是毛泽东时期的教育赋予了他“崇高的革命热情”,他响应号召赴大型国企兰州石化当一名搬运工。“我最想做的还是老师,只有崇高而全面的人才配走上讲台,才配为人表率。”他一直这样认为。

　　1987年冬天,由于长期的贫困、缺乏营养和腿疾,在老家农村当代课教师的大哥突发急病。王建林从兰州赶回时,已无法站立的大哥嘱托他给三十多个孩子代课。

　　但仅仅十多天后,大哥病情恶化,弥留之际他再次强调了遗言:“帮村里教好这些孩子。”事实上,王建林若从城市返回农村选择做代课教师,不仅意味着每月的工资要从90元变成40元,而且可能还遭遇与大哥同样的命运。所以,当时他犹豫了。

　　后来乡教委干部上门游说,父亲也说不能耽误了孩子。思考了一个春节,王建林决定留下来:“我想父亲是对的,这些孩子,如果没有老师,将影响他们一生。”他穿上那套整洁的军便装登上用泥巴堆砌的讲台,登记册上至今仍用着哥哥的名字。“我不是没有机会回到城市。”22年后,王建林时常端着一杯罐罐茶陷入沉思,“但人有时候就像那山梁上的树,一旦扎下根来,只会越扎越深。”

　　他和孩子：每个孩子都是我的太阳

　　他时常挑着担,冒着大雪运回一些煤,教室暖和起来了,他却又忙着用衣角给淘气的男孩抹鼻涕。

　　王建林任职的1980年代末是中国代课教师群体增长最迅猛的时期。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刺激了适龄受教育者的激增,也凸显了师资力量的短缺。代课教师成为基层教育的救命稻草。他们原先是农民,然后被称作“民办教师”,后来改为“代课教师”,最高峰时有58万之众。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王建林都无法适应这种生命的吊诡——实现梦想,却以失去哥哥为代价。幸而孩子们为他驱散愁云,22年间,他一共教出400多名学生,其中30名成了大学生,“我希望他们都能做个好人。”常山小学最初的校舍位于村子最中央的低洼处,也是雨水的肆虐之地。昏暗教室让王建林几乎贴在黑板上写板书。下雨天则最让人头痛,他需要不断变换桌椅的排列组合,以让孩子们幸免于漏斗般的屋顶下。

　　一位曾经的学生这样回忆王老师:他时常挑着担,冒着大雪运回一些煤,教室暖和起来了,他却又忙着用衣角给淘气的男孩抹鼻涕。

　　每年600元的教学经费除了买煤取暖已难添一笔一纸,王建林用废木头做了三角尺和计数器,一个废旧喇叭在孩子自由活动时放些儿歌、唐诗。

　　1997年夏天,一场眼疾找上了王建林——眼睛像灯泡一样肿起来,视线模糊、疼痛怕光。最后他只得蒙上纱布,靠记忆讲课。一个乡教委干部得知后为他申请了300元医疗费,这部分恢复了他的视力,同时也留下后遗症。“心里亮堂就行。”日渐失明的王建林笑着请记者放心,“每个孩子都是我的太阳。”王建林同时带3个年级的20个学生,用的是复式教学,即一个老师同时给不同年级的学生上不同的课。这从他留在教室里的板书可以看出来:学前班学拼音,一年级学生字,二年级学加减法。而王老师在传统方法上钻研的“同动同静”复式教学法,更曾在一些教育刊物上发表过论文。

　　连夜大雪把常山小学裹成一片白色。虽然是假期,但1月16日这天,王建林还是认真清扫了每个角落。“看不到孩子,我心里总是没着没落的。”王建林的学生现在大部分已经走出大山,各有所成。不久前,一位已成为兰州白领的学生感慨于母校的困顿,组织同事送来了一批体育用品,让他甚感欣慰。

　　王建林有着西北人倔强和尚义的古风,他鼓励学生追求健全自由的人生,而非功利和实用的追求。

　　一名他的昔日学生跨入大学后想献身慈善事业,王建林成了这个村子里唯一的支持者,“穷人也可以帮助穷人。”2005年,一名记者无意间发现了这个时常眯着眼睛的代课教师。报道引来关注,王建林开始受邀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一次在兰州被安排住酒店,走进豪华洗手间他竟“尿不出来”,他说当时他一下子想起学校那间露天的简易茅房,“孩子们还在受苦,我却享福了”,想着竟独自伤心起来。

　　他和家庭：忠孝之间

　　　　父亲在弥留之际嘱咐王建林三件事情:种好庄稼,照顾母亲,办好学校。王建林道歉说没有尽孝,父亲说把村里孩子教好就行。

　　22年间,王建林的月薪从40元蜗牛般增长到200元,但分享这点收成的不只他一家五口,还有大哥留下的两个孩子。“作为一个男人,我很惭愧。”王建林常自责于让家人生活得太苦了。他没像别的代课教师那样因生活的艰辛而兼职打工,一是眼睛不允许,二是多少觉得有辱斯文。他和妻子张英芳揽下了一单织地毯的活儿,供某款豪华轿车乘客踏脚之用。

　　密密匝匝的毛线让他几乎把眼睛贴到了梭子上,时间一长就流泪。老伴制止了他的这个自残行为,把他推到屋外。

　　南方周末曾在2005年和2008年报道西部代课教师,发现代课教师们是“村里最穷的人”。有些边远地区,一些代课教师甚至数十年拿着40元月薪度日。同工不同酬现象虽广被批评,但仍无助于改变他们被歧视的命运。

　　桀骜不驯的王建林不以为意。在外打工的弟弟送给他一套西装,他喜欢这种穿戴整洁的感觉,廉价皮鞋也一擦再擦,“人可不能自己看低自己了,我是村里两代人的老师。”王建林的家处在山坳深处,门帘已被寒风撕破,墙壁的图案也斑驳难辨。面对家业凋零,农民王建林和教师王建林时常陷入对峙和矛盾,“这个家,我亏欠太多。”王建林的父亲逝世于1996年盛夏。此前老父已常常抱怨腹部发胀,王建林以为只是胃病,直到放暑假才用三轮车把父亲拉到县医院。医生诊断为肝癌晚期,只剩下一个月。

　　从县城回来,父亲开始吐血。王建林陷入内疚和恐惧,瞒着父亲偷偷做了口棺材。老人早已觉察时日无多,弥留之际他嘱咐儿子三件事情:种好庄稼,照顾母亲,办好学校。王建林道歉说没有尽孝,父亲说把村里孩子教好就行。

　　而另一个同样炎热的夏天,突发心肺病的母亲也在呼吸困难中痛苦离世。再后来,由于无暇照顾,女儿的癫痫症越加严重,最终影响了智力,18岁还在上初一。

　　王建林带着妻儿离开空落落的家,住进学校。村民们回忆,开学的时日,每天傍晚,都会看到这个瘦削的男人带着一行孩子穿梭在沟壑田野间,夕阳把他们映照成一支喧闹而豪迈的队伍。“没有王老师,娃娃们将来还是泥腿子的命。”一位村民说。2007年8月,由爱心人士出资,王建林出地的新常山小学落成。它坐落在村子北端的山顶上,由此真正成为一处地理和心理的制高点。正式开课的那天,王建林和孩子们在平坦干净的夯土地上追逐奔跑,笑声、欢呼声交织着旧喇叭中的轻音乐,响彻山野。

　　　　他和“他们”：幸存者，遇难者

　　“现在清退了,算是(对代课教师的职业生涯)判死刑了,但我们做错什么了吗?

　　纵使在尊师重教的“状元县”会宁,代课教师也依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在这里,政府每年将过半的财政支出投放于教育,培养出6万多名大学生和惊人的升学率,但和西部大部分地区无异,这里的代课教师仍处在没被关注的角落。

　　据会宁县教育局统计,会宁自2007年以来已有158名代课教师离岗,剩余的771名也将采取“个人自愿,政府补偿”的原则清退。然而补偿标准官方却不愿透露,“主要是钱太少,不太好说。”当地一位教育官员说。

　　这与该县在2004年进行“代转公”尝试时的勃勃雄心大相径庭。当年177名代课教师通过考试获得转正资格,但3年后,这个曾广受赞誉为“会宁创举”却以“流产”告终。“我是幸存者,但站在无数个遇难者身上。”王建林说。1995年,他曾成功通过一次“代转公”考试,但核对个人档案时却发现他一直顶替着大哥的名字,这成了王建林教坛生涯的一次回光返照,此后由于学历问题,他再也无缘转正。“过去等‘代转公’,感觉像被判了无期徒刑,现在清退了,算是判死刑了,但我们做错什么了吗?”这让王建林感到无助。清退政策出台后,一位乡教委干部曾征询过他的意见,是否愿意自动请辞。王建林倔强回绝,说不花钱干也行,“就当我是一名教育志愿者,我死而无憾。”1月17日,王建林穿上皮鞋,到10公里外的香林村探望代课教师王映斌。他们相识于2年前一个复式教学研讨会上,后成为同命相怜的至交。

　　王映斌的院子晒满了玉米粒,但丝毫没有丰收的喜悦——他的妻子患了精神分裂症,整天呆坐于床上。为养活一家五口,王映斌下课后就到乡上工地做苦力,然后连夜批改作业。

　　王建林心痛好友的劳苦和师道尊严的沦丧。王映斌随后说起几个自动请辞的代课教师,他们成了农民工,但工资却是教书时的10倍。王映斌说实在没辙了,那也是条出路。现场陷入了沉默。

　　回到家,王建林表情沉重。窗外大雪铺天,王建林加炭取暖,陪坐南方周末记者至深夜。还说起了2007年被邀去北京的往事:

　　一个慈善组织邀请了包括王建林在内的数十名乡村教师集中首都培训,以提高西部教师队伍素质。在一次交流会上,一个以嘉宾身份出席的律师得知有代课教师在场,不留情面地问主办方:“都要清退了,为什么还要花钱培训他们?”这挑战了王建林的尊严,他抢过话筒回敬:“你可以把教师分三六九等,但孩子是平等的,他们都需要教育。”沮丧中的王建林随着浩荡人潮来到天安门广场。“当时我看着远处的毛主席像,眼泪就流了下来。”他回忆。

（责任编辑：曾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