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我颁发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章和证书。这是对我们整个“防护工程”学科的认可，也是对我个人工作的勉励。从总书记手中接过奖章时，我思绪万千、内心澎湃，久久不能平静——我想，我这一生，做得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将自己的理想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相连。国家的需要，永远是我奔走的方向。

　　我出生在1937年，那一年，淞沪会战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残酷的战火一路烧向我的家乡昆山，母亲在逃亡的小船上生下了我。铁蹄、炮火、日军机航船进村的“突突声”、百姓流离失所的痛哭声……几乎组成了我全部的童年记忆。在我7岁时，父亲因贫病离世，母亲靠摆小摊苦苦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整整8年，战火纷飞、哀鸿遍野，处处支离破碎。就是这样的切肤之痛，一次又一次地警醒着我：落后就要挨打，有国才会有家！

　　国家与时代的拐点，也是个人命运的转折点。1949年新中国成立，给了我向往已久的平静生活，从未间断的国家奖学金更是一路支持我读书、学习，树立起个人理想。1954年，17岁的我毅然放弃留学苏联的机会，选择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决定做一名军人。当时，防护工程专业没人选，因为注定要跟黄土铁铲打交道，但我服从组织安排，只要国家有需要，我无悔扎根“地下”，大学六年我只回过一次家。从哈军工毕业不久，我被选派到莫斯科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深造，当时有位老红军跟我说：我们国家还有人吃都吃不饱，你们的留学路是老百姓们勒紧裤腰带，省出的一根根金条铺就的，我们都盼着你们学到真本领，归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这些话给了我极大的触动，始终烙印在我脑海里，留学的每一天，我们都想多学一点，多记一点，把有用的知识带回祖国，用来建设我们自己国家的国防事业。

　　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学成回国后，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科研事业举步维艰，国内对于大型防护门的变形研究，一直处于空白状态。我很清楚，防护工程，对于中国的国防、国家的安全来说，意味着什么。时不我待，我翻译整理出10多万字的外文资料、学习计算机语言编程、开设系列讲座，1975年，使用先进计算理论和设备，成功设计出当时国内跨度最大、抗力最高的飞机洞库防护门，为空军战场上的及时反击赢得时间和机会。为抵御世界军事强国的精确制导钻地弹，我和团队通过近千次分析计算，提出建设深地下防护工程的总体构想，十年持续攻关，构建出破碎区受限内摩擦模型等计算理论和防护技术，为我国战略工程安全装上“金钟罩”。

　　我成长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国家的呵护和培养。1998年职称评审时，连助教、讲师都不是的我，直接评上了副教授，后来，组织又考察选拔我当了院长、评了院士……一路走来，我常对老伴和身边同志说，没有国家，就没有我的一切。所以，我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80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重点资助西部困难学子。这些年来，我捐助过的贫困学子有的已经大学毕业，成了警察、律师，还有的在医院、工程局工作，他们经常给我写信，时常来看望我，我特别欣慰、特别高兴，我常对他们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珍惜来之不易的新时代，要做好本职工作，将个人理想奋斗融入祖国建设中。

　　今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人防工程领域我也奋斗了60年，我深知，国家不强，没有强大的国防，就要受欺负。回首自己80多年的光阴，我想，我没有辜负祖国的培养、人民的事业，自己的初心！我今年已经82岁，依旧想对祖国说：只要国家需要、人民需要，我仍然可以冲在前线，毫不迟疑、毫不退缩！

　　陆军工程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钱七虎

　　记者 王梦然 记录整理

　　视频/音频 曹阳 高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