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晋藩近照。本报记者 邹兰斯摄/光明图片

　　【光明访名家】    

　　“现在深感时不我待，综合能力、分析能力还不弱于五六十岁的人，但有时候记忆力稍差一些了，确实快90岁了。”

　　这个半倚在沙发上笑言岁月不居的白发老人，便是中国法律史学奠基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

　　张晋藩先生出生于九一八事变的前一年，是新中国法学界最早一批的博士生导师，奠定了中国法律史学的基本理论和学科框架。其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被西方同仁誉为“中国的查士丁尼法典”。

　　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

　　“那真是全民欢欣鼓舞，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了新的里程。”张晋藩先生回忆。

　　同年8月6日，《中国旧民主主义宪政运动的破产》一文在《光明日报》刊出。这是张晋藩从事法制史学研究以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那时他24岁。

　　65载春秋，他投身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孜孜以求，从未停歇。于他而言，时代的进步既是机遇，也是保障。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征程，他丰富了中国法律史学的学术内涵，填补了不少历史空白，让中国在世界法制史发展的进程中，有了自己的声音，有了为自己正名的机会。

　　2010年，适逢张晋藩先生八十华诞，我们有幸对先生进行了专访。时隔近十年，我们再次登门，年近九旬的他依旧思维敏捷、精神矍铄——每天早上8点半准时开始工作，进行新版民法史的写作。

　　在自传《法史人生》中，他写道：“我虽已是耄耋之年，但却如伏枥的老骥，学术思想仍然汪洋之势，还想多做一些‘开风气之先’的工作。”但开风气不为先，是张晋藩先生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学术宗旨。“给大家的深入研究开辟一个路径，但是不可能都为先，只能是开风气。40年来我实践了这个宗旨，民法史、行政法史等都是我自己开始提倡研究、带头写文章的。”

　　改革开放以前，中外法史界的交流几近脱节，国际上三次开展关于中国法制史的研讨会，都没有邀请大陆学者参加。

　　“过去有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刑法没有民法，除了民法之外，就谈不上法制史了。”张晋藩先生说，“我认为中国古代是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的。从法律体系讲，它也是由许多部门法构成的。但就一部法典来讲，它编撰的体例既有刑法（为主），也有民法，还有行政法，诸法合体，不能用一部法典的体例概全说整个法律体系只有刑法。”

　　诸法并存，民刑有分。

　　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中心应该在中国。

　　1979年，在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大会上，通过了张晋藩先生关于“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的建议，一场历时19年的战役打响了。

　　这期间，筚路蓝缕，艰苦备尝。有的主编逝世，有的感到无望而退出，编写队伍不断更新，资料几经周折。人走，人来。张晋藩先生坚持依旧。

　　十卷本，五百多万字，对中国五千年的法制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总结，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式，与会的中外学者盛赞此书是“世纪之作”。

　　“到现在还没有再编第二版，这十卷本打的基础非常好，现在仍然有它的实用价值。”张晋藩先生说，“一直到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藐视这套书。”他的眼里充满了骄傲。为自己的开风气之先，更为中国法制史建设的跨越之路。

　　如今，这套书摆放在先生家中客厅的书柜里。他站起身打开书柜——满满当当三层，除了《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还有23本《中华大典·法律典》和一整套《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中华大典·法律典》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编写的，用了23年时间。在编写过程中，有七八个分卷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都相继过世。”张晋藩先生说。这是他主编的书籍中耗时最长的一部著作。

　　他在总序中写道：“盛世修典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中华大典·法律典》力争无愧于世，也无愧于后人。”

　　《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出版之后，张晋藩先生又用了16年时间编纂《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这是一代人的心血，也是国家在民族区域自治、依法治国方略在少数民族地区得到进一步落实的基础。

　　一方书橱，三部大作，贯穿改革开放40年全程。

　　“佩服您的学术韧劲。”记者感叹。

　　“我提倡这个，我也基本上做到了。”先生坦然。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除了著书立说，张晋藩先生也是一位师者。

　　他在新中国法律史学上创造了多项“第一”：招收了第一届法律史学博士生、第一届博士留学生、第一届论文博士生，创建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法律史学国家级重点学科研究中心。现在，活跃在法大讲台上的教师，大部分是他任研究生院院长期间培养出来的毕业生。

　　“我极愿意为教育摩顶放踵，终生无悔。”

　　记者好奇他对年轻博士会有哪些要求。他说，最重要的就是做学问要为现实提供有益的、科学的、历史的借鉴。“这是学法制史的目的，史学的作用是观照当下。”

　　他这样要求，也这样身体力行。

　　2017年5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研究的历史任务落到了法大学者的头上。

　　“学校要我做首席专家，我说我所能做的就是激活传统的法文化，为今天全面依法治国挖掘历史资源。”

　　记者采访时，他刚刚交付了第二本书稿。“中华民族4000多年有文字可考的法文化，现在真正得到一个机会，把自身民主性因素激活的机会。”他很高兴在当下能有这样的治学环境。

　　“不自满，不偷懒。”这是张晋藩先生的治学格言。栉风沐雨，春华秋实，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他以学术的方式串联起了一个国家的过去和未来。他相信，“这70年中国走的是一条虽然不平坦，但是前途光明的路。未来的道路，波折也还会有，但我们一定会坚定地走下去，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这也是他一生为推动中国法制史研究、中西方法制文化交流不懈努力，虽历经千辛万苦，却始终没有停下前进脚步的原生动力。

　　采访接近尾声，他领我们参观了书房。乍一看，还是9年前的那个样子，一张书桌，两把座椅，三面书墙。上一次，座椅上放着两个同样的靠垫，他和同为法大教授的夫人林中并排坐在一起读书治学。这一次，他身旁的椅子，空了。

　　他静静地坐在桌前。走了一个，留下的那一个，还在为中国法治建设守望。

　　（本报记者 卢璐 刘文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