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16时20分左右。10多位老人一同来到设立于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的灵堂吊唁季羡林先生。走出灵堂后，一行人神色凝重。

　　“老先生已经走了，大家到了这个年龄，要多保重啊！”一位眼圈通红的长者对同伴说。

　　这行人是北京大学79级东语系研究生，作为季羡林先生的弟子，他们今天结伴前来悼念。

　　那位眼圈通红的长者名叫王邦维，现已是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他是季老带的第一个博士生。昨天在第一时间得知季老去世的消息后，他写下了1000多字的悼文：

　　“先生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可以讲的太多，很重要，但我觉得也许还不是最重要。先生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爱我们这些已经不年轻或年轻的学生，是我体会最深的……几个月前，我最后一次去看他，他问我的，主要还是外面世界学术的新动态。本来计划在这个月末去看他，正好告诉他一些新的消息，尤其是他多年来一直关心的西藏梵文贝叶经的研究，我们的几位研究生最近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成绩。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真让我追悔莫及。”

　　季羡林先生的大爱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学生。季老门下弟子，北大79级研究生段琴说：“季老对我们的影响其实都是在平时的点滴生活中，像涓涓细流一样。”在段琴看来，季羡林先生身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勤奋”与“谦和”——这两点，也是众多季老门下弟子共同的感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黄宝生在1960年成为季羡林先生的学生。当时，北大在解放后首次开梵文、巴利文班。5年中，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从头教到尾，没有别的老师替换。但在黄宝生的记忆里，季老每堂课都教得非常认真。

　　“我觉得，季老一生始终把做学问放在最重要的地位。”黄宝生说，从求学时代，到北大工作的时代都是如此。改革开放以后，季老的名气大了，社会活动多了，但他始终坚持写文章。写作是他生命的支撑点，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没有变过。即使各种事务缠身，他也一直钟情于学术。
北大79级研究生、北大南亚研究所退休人员葛维钧，现在也已是头发花白、脊背微驼的老人了。他说，北大人都知道，季老在住院前，他们家的灯总是亮得最早的。每天早上4点，他便准时起床看书著文，从不间断。

　　葛维钧始终难忘恩师的教诲：“一个人在学术上要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点：天赋、机遇和勤奋。”他曾亲眼见到，季老80多岁时，为了搞研究，每天从家到图书馆，从图书馆到家，两点一线奔波坚持了两年。

　　“如果按照标准的说法，我不是季羡林先生的学生，但如果从精神传承的角度来看，我可以说是季老弟子。因为从跟他的交往，我得到了他治学处世中的精髓，学会了如何认识我自己。”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流露出对季老的无限怀念。

　　有个季老替新报到的大学生看行李的故事被广泛流传，但很多人都不太相信，当时身为北大副校长的季羡林先生，会在烈日下，为马路边素不相识的无名后生看管两个小时的行李。“这绝对是真实的，上世纪70年代末的事儿，是当事人亲口告诉我的。”唐师曾说。

　　葛维钧老人回忆起恩师慈祥的模样，心里便感觉到温暖。2003年的一天，他带着一个30多岁的出版社女编辑去季老家拜访，刚坐下来说了一会儿话，季老就很抱歉地说：“对不起，现在我站不起来了。”在季老的观念里，凡有客人来拜访，不管是年轻人或是长者，都要起身迎接，走时，也要亲自送出门外。

　　“他不是大师、不是教授、不是专家学者……他就是那么一个千篇一律的普通知识分子，穿蓝中山装，别英雄钢笔，除了手上的欧米伽没什么特殊。”唐师曾说，现在他脑海里浮现的都是1979年见到季老的印象——白天推车出门上班，晚上把自行车停在屋子里，“你怎么能想象一个大师就这样呢？”（郭春桃 本报记者谢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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