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红

　　上将李达为人正直、淡薄名利，大公无私、清廉律己，注意言传身教来严格教育和影响及约束家属子女的言行。这方面的风范一直传为佳话。李达有着遇事善于深邃思想、长远考虑和通盘定夺的较高素质，能够料敌在先，预判准确，做事干练，素质过硬。这使得他常常能够遇事放眼于党和人民事业的长远发展来解决眼前问题，表现出卓识远见，高瞻远瞩的特质。

　　严以律己：言传身教儿孙要自立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李达作为共产党的军中干部，就养成了清廉律己、克己奉公的优良品质和工作作风。

　　抗战岁月中有一年初冬，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给大家发放棉服，发到刘伯承的妻子汪荣华手里的棉衣又肥又大，试穿后感觉很不合身。天性爱美的女同志自然会挑剔一下，于是，她便抱起这套棉衣，跑去师部找分管此事的李达参谋长了，想让他给重新换一身。

　　没有想到的是，李达硬是态度不客气地不给她这个师长夫人换，并且按原则办事地解释道：“师里有规定，发什么就是什么，一律不换。”汪荣华也是个明白人，她听说是师里的规定，也就不再要求换了。

　　待汪荣华刚刚出门，却看见李达的老婆齐珂也拿着棉衣跑了过来，瞧那阵势也是要换套合适的。

　　汪荣华见状，便不由自主停下了脚步，暗想，我倒要看一看，看你给不给自己的老婆换。于是，她站在门外悄悄地竖起耳朵来听个清楚。只听见李达在屋里说：“师里有规定，棉衣一律不换，你又不是不知道，还跑来干什么！”齐珂依然不甘心，在那里软磨硬泡了好一阵子。最后，李达发火了，大声说：“你别以为你是我老婆就可以特殊！老实跟你讲，刚才刘师长的老婆来了，我都没给她换，不用说你了！”

　　汪荣华亲自耳闻目睹了这一幕，她心服口服，对李达的人品和精神打心眼里佩服了。

　　到了建国后，虽然各方面条件逐渐改善和优越了，但身居高位的李达仍旧保持艰苦奋斗、廉洁自律、生活俭朴的好作风。为此，他很注重对子女们的言传身教，率先垂范。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从不搞特殊化。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担任国防部副部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的李达被授予上将军衔。然而，对于常人眼里这么荣耀的一件大事，李达却像根本没有这回事一样，从未向家人提起自己的军衔。所以，孩子们都不知道爸爸究竟是什么军衔。

　　李达的女儿所在学校里的军队干部子弟不少，听同学们谈论谁的父亲是中将，谁的父亲是少将，她便也想问问父亲的军衔。一天，女儿问李达：“爸爸，你是什么将？”李达怔了一下，随即笑着回答说：“小孩子打听这干什么？我是什么将？芝麻酱、黄酱！”孩子们过了许久以后才从报纸上知道，父亲的军衔是上将。

　　1955年春，李达从西南军区调到北京工作，住进了南长街附近胡同的一个小院里，几十年再没有搬过家。

　　1972年，李达任副总参谋长后，管理部门来南长街看房子，认为院子太小了，房屋的面积也不够，只相当于总部二级部长宿舍的规格，达不到副总参谋长的标准，要给李达另找住所。李达听了连连摇头说：“什么二级部三级部的，我住就是标准。”他与爱人张乃一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哪儿也不去，仍住在这个胡同的小院里。儿子给李达提了个建议：“您年纪大了，身体又不怎么好，应该换一个大一些的院子，也好散散步嘛。”李达听后，面露不悦说：“全中国的人口有多少亿，家家户户都弄成个大院子，行吗？”张乃一接着对孩子们说：“你爸爸的意见是对的，房子也好，院子也好，过得去就行了，别忘了，有不少同志还没房子呢。”

　　1976年，李达一家住的平房因地震漏水，组织决定让他搬住到条件好的房子，他依旧坚决不同意。

　　由于年久失修，李达所住卧室的房梁和檩条都断了，墙皮和油漆也大面积脱落。1983年，房管部门决定全面维修已成为危房的李达的宿舍，动工之前，派人来商量修房的方案。此刻，李达的身体不适，正躺在卧室休息。听说房管部门来人研究修房方案，他强撑着行动不便的身体下了床，拄着拐杖来到办公室，高声说：“我的意见是——因陋就简！因陋就简！”这两个“因陋就简”，为这次修房定下了基调，能节省的就节省，能不换的就不换，上级批下来的有限的修缮经费，还节余了不少。

　　1987年，李达回到阔别55年的家乡，事先没给当地政府打招呼，与大家一起在县委食堂吃便饭。临走时写下了“公明廉威”，希望县领导能以古为鉴，公正廉洁，杜绝腐败现象滋生。此外，李达在边防部队视察时总是要求轻车简从，不许搞迎来送往。

　　李达以上这些以身作则，都给子女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清廉、自立，是李达留给儿孙们的遗产。而这，就是一个农民将军的本色。李达老家的门楣上，“贵在自立”几个大字特别醒目。李达将军一生从不以权谋私，不愿为子女在安排工作、调动、提升等方面动用自己的权力。1978年国庆节，李达曾亲笔写过一首《勉致儿女们》的七言长诗，在这首长诗中，李达追述了自己的苦难身世和革命经历，其中有这么几句谆谆教诲子女们：“千万不能忘过去”、“切盼奋勉各自强”，殷切教诲，感人至深。

　　李达出生在陕西省眉县横渠镇横渠村。李达参加革命前曾在老家与原配夫人张氏生有一子，名叫李如龙。李如龙因父亲早年投身革命，从小就在老家务农。1949年7月，李如龙和本乡王家堡村的姑娘乔玉花结婚，一个月后有人带他赶赴武汉见了父亲一面。这时他才知道父亲并未在兵荒马乱中丧生，不仅活着，而且还在共产党的部队里做了“高官”。

　　1959年三年困难时期，人们都靠吃榆树皮、玉米芯、稻谷壳和野菜过日子，李如龙一家也不例外。实在饿得不行了，他后来悄悄去了趟北京，原本想让当“大官”的父亲给自己找份养家糊口的工作，最起码也不再让全家人饿肚子吧？他侧面提出这个想法后，没料到父亲却一口拒绝了：“我是农民的儿子，也该有个儿子当农民。不要因为我做了官，儿子就不能当农民了！”李达劝其回家安心种地。吃了几天饱饭的李如龙一看工作没指望了，就打算回老家。他又委婉地提出眉县政府领导希望父亲能关照一下眉县时，李达生气地说：“我这将军是全中国的，不是为眉县当的，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万般无奈，李如龙决定回家。

　　临走前，父亲问他需要点啥，李如龙说想要个架子车。李达答应了儿子的这个要求，派秘书到京郊花40多元钱买来一副加重架子车脚子，让火车托运回去，并鼓励儿子回去继续搞好农业生产。父亲叮嘱儿子说：“家乡劳动工具紧缺，把这个东西带上，回家好好务农，在田里劳动就是你的工作。”当李如龙从绛帐火车站下车，一路扛着这个30多公斤重的加重架子车脚子，挽着裤子趟过渭河回到家里时，引得村人围观称奇。有人说，父亲那么大的官，却为儿子办了这么一件小事。

　　对于父亲馈赠的这唯一一件珍贵东西，李如龙多年来一直细心使用，珍爱有加。

　　李达不但对他长子李如龙，对其他儿女，也是一样严格要求、公私分明，绝不允许搞特殊。李达的长女李晖在新疆军区边防部队工作多年，虽然军区领导同志中有好几位都是李达在战争年代的老战友或老部下，但直到李达到新疆军区检查工作时，军区领导同志才知道此事。后来，女儿和女婿调到了乌鲁木齐的军区总医院工作，李达询问他们：“你们不是在边防工作吗，怎么调到乌鲁木齐了？”得知女儿女婿确实是组织上因为工作需要调来的，没有找任何关系，李达才放了心。

　　李达一辈子克己奉公，不仅对儿女都如此“苛刻”，对孙子也一样。且不说大儿子李如龙当了一辈子农民，就是亲孙子想当兵，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他也不会顺便帮个忙。

　　那是1974年，李如龙的次子李未平已经18岁了，想到部队当兵去。体检都合格了，却不知啥原因没走成，李未平在李如龙跟前哭哭啼啼央求到北京找他爷爷帮个忙。李如龙实在顶不住次子的“泪弹”，只好硬着头皮领上李未平去北京求求父亲。谁料听过孙子的一番“哭诉”后，李达第一句话就问：“你是不是共青团员？”得知孙子不是时，李达说：“我在你这个年龄时已经是团长了，你现在动不动还哭鼻子。回去后要好好劳动锻炼，在政治上要求进步，争取入团，说不定人家就会看上你！我不会给你说这个情的，只有靠你自己了。”经过爷爷的谆谆教诲，回到老家的李未平在生产队里拼命干活。由于表现突出，他很快就加入了共青团，第二年验兵后终于如愿以偿，光荣地成了部队一名汽车修理兵。

　　李未平在新疆服役表现突出而提干，组织决定准备再提升一级，表都填了，爷爷李达却表示不同意。他告诉部队领导要对李未平继续严格要求，再多多考验一下。李未平转业后要求回陕西，也被李达拒绝了，最后还是留在了新疆。

　　公而忘私：国家和群众利益至上

　　无论是在战火纷飞、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奋发图强、热火朝天的和平建设时期，李达上将都一以贯之地坚持把党和群众的利益看得很重，他一心为公的事例可以信手拈来。

　　在山西省武乡县，有一座古建筑远近闻名，那就是巍然屹立在现在县城中央的高达十丈、粗十数围的十三级名塔——千佛宝塔，它精细严谨的建筑结构，优美端庄的造型外观，使不少游人都啧啧称好，叹为观止。古人有诗赞道：“久有凌云志，登高景愈奇。仰观临日月，俯视小城池。眼界开千里，胸怀畅一时。清云欣得路，雁塔快名题。”

　　此处要说的是武乡人民感激的事：革命烽火硝烟中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在解放段村的攻城作战中高瞻远瞩，断然下令所部保护千佛宝塔之事。

　　1940年6月29日，日军毛利大队由沁县方向侵入武乡中部的东村，后来又增加了伪军段炳昌师的一个团，在原县城边缘地带的段村垒城筑堡，建成了武乡最大的、分割太行三分区的重要据点，并美其名曰“新城”。城垣上，各种射击设施组成密集的火力网；城四周以壕沟、铁丝网和碉堡构成外围防御体系；城内驻防了三个师的兵力，就连紧挨着东城门南边的那座千佛塔，也一连几年被敌伪所据有，成为一座险峻的炮楼，干起了反对武乡抗日军民的勾当。

　　抗日战争后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已经把敌伪刻意经营的巢穴包围了起来，并且将这个“新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插翅难飞。

　　那是1945年8月23日，太行军区李达司令员指挥的西进部队，决定攻克段村敌据点，歼灭拒降的日伪军。

　　24日夜晚，三十一团一营以奇袭的手段，扫清城西北敌外围主碉堡，全部登上城墙，进而迅捷转入巷战。25日3时，决九团一营以突袭的战术，抢占东村山，全歼东村的守敌。城西，王家垴炮台也很快被李达所率抗日部队端掉了，扬起了冲天的烟尘。随着“轰隆隆”的几声炮响，抗日部队将东城门炸开了一个缺口；紧接着，李达一声令下，声势浩大的抗日部队于一片喊杀声中向城内突进猛冲??

　　可是，在千佛塔里居高临下负隅顽抗的敌伪军，顿时从十几个窗口射出罪恶的火舌，压得抗日部队抬不起头来。故此，千佛塔成了抗日部队前进的一大障碍。

　　见此险恶情势，李达习惯地高举着望远镜密切注视着前方的战况。只见工兵班在我军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已经提着炸药包逼近了塔根底下，将一包包炸药身手敏捷地塞进了塔内，准备引爆；分区的山炮也正在调整炮位，瞄准目标，等待炮轰千佛塔的命令??

　　李达举着的望远镜突然放了下来，两道浓眉瞬间皱成一个大疙瘩。他想了想：急忙抄起电话机，发出了威严的命令——“千佛塔是文物古迹，各参战部队务必好生保护！”可谓军法无情，军令如山！

　　一个个战士冲过去了，随着机枪的叫唤，又一个个栽倒在地上??这时，只见一个勇猛无畏的瘦高个子战士，腰间别上一束手榴弹，机警麻利地东绕西转，躲过敌人的稠密火力网，敏捷地贴近塔下，然后一个鹞子翻身，便跃上了二层，又像猴子似地神不知鬼不觉地迅速爬上了三层、四层，直到十三层，随着一声巨响，塔窗内冒出了滚滚黑烟。战士们乘机冲入塔内，全歼了死守在千佛塔里的一个日军机枪班。

　　至此，八路军指战员以生命和血的代价，换来了千佛塔的完好无损。

　　其时，八路军中青年文艺工作者高沐鸿（后来成为著名作家），曾在距城8华里的郝家垴上，居高临下目睹了这一英勇悲壮、惊心动魄的活剧，感慨系之，写下了一首生动描绘记载当时场景的《攻塔》诗：

　　打罢沁县打武乡，

　　段村的鬼子闻风远扬。

　　只留下一撮活尸僵塔上，

　　倒打算和这古塔共存亡。

　　炸不得塔呀开不得枪，

　　机枪扫不入塔上窗。

　　炸了高塔呀灭了古迹，

　　不打鬼子又留祸殃。

　　英雄事业出在节骨眼，

　　便见有人身抱炸药近塔边。

　　身后机枪来掩护，

　　两手如猱攀上天。

　　高塔攀上十三层，

　　鬼子只顾高来不顾深。

　　只说是：叫咱三日三夜攻不下，

　　不打算一声霹雳，天空落下尸 一群??

　　1961年7月，李达率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代表团赴苏联访问，考察苏联国防体育的开展情况。

　　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按规定发给李达150卢布，作为零用钱。

　　时值“三年困难”的最后一年。国内的日用品和食品都严重匮乏，李达本可以用这150卢布给家里买些东西带回去。但谁也没想到，他只花40卢布买了两罐辣椒酱，其余的100多卢布，都在临回国前交还给了大使馆。

　　李达是陕西人，陕西人的一大特点就是“有辣子不吃菜”。于是又有人猜想，这两罐辣椒酱大概是李达为自己买的。可这些人也想错了。回到北京以后，李达将两罐辣椒酱送给了国家排球队。

　　就这样，李达的150卢布零用钱，没有为自己和家人花1戈比。

　　1980年1月13日，李达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从副总参谋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

　　退居二线后，他仍然参加许多通知他出席的会议，经常下部队调查研究，向军委和总参谋部提出一些建议。他说：“让我当顾问，我就要当一个名符其实的顾问。”他既为国家、军队建设的新进展感到欣慰，也为一些单位和个别人搞不正之风感到忧心。

　　有一次，他在批阅文件时，忽然停下了笔，仿佛自言自语似的对办公室工作人员说：“眼下这股吃喝送礼、铺张浪费的作风是什么时候开始严重的？怎样才能有效制止呢？”言为心声，他晚年常常思索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李达总爱提起刘伯承元帅的一段话：“刘帅常常告诫大家，不管你当多大的官，一个口令能让几万人立正。但你要切记，这一点权力是党给的，是人民赋予的。你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决不能自我膨胀，不能忘乎所以！”李达还喜欢吟诵两句古训：“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他以刘帅的告诫和古训格言自律，也以此提醒周围的同志们。

　　一直到他病重住院、身体状况恶化以后，李达还就端正党风、纠正社会上的不正之风问题，给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写信。

　　更值得一提的是，李达是一位党性很强的人，他遇事总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从大局着眼，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不计名份而只重工作，只求奉献而不索回报，真正做到了“心底无私天地宽”和“能上能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达早在红二方面军和援西军工作时，就已经担任了参谋长职务。但援西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后，他最初仅任参谋处长，参谋长一职由倪志亮担任。而倪志亮未到职，李达实际上是以参谋处长的身份做着参谋长的工作。直到1938年12月，倪志亮调任晋冀豫边游击司令员，李达才接任参谋长一职。

　　这期间一年多时间里，李达的情绪未受到丝毫的影响和波动，一如既往、一心一意地埋头工作，尽职尽责。1943年9月，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赴延安后，李达代任太行军区司令员。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指挥部队取得了诸多战斗的胜利。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李达二话没说，回到军区参谋长的岗位上。1950年2月，西南军区成立，李达担任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3年4月，中央军委将他调往朝鲜，担任志愿军参谋长，他又是二话没说，马上赶赴朝鲜履任。

　　1958年5月，在军队开展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李达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处分，被免去国防部副部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职务，仅保留上将军衔，随后还被扣上了“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副帅”的帽子，被迫调离了他所热爱着的军队。免职赋闲在家数月的李达，提笔向中央和军委写信请求给安排工作。后经贺龙出面，才安排到国家体委工作，担任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李达就被打成“三反分子”、“贺龙安插在体委的黑干将”和“二月兵变的参谋长”，遭到了批斗和关押达4年多之久，身心都受到很大的摧残。

　　1972年10月，李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其间，李达曾赴兰州军区视察部队。一次，当兰州军区司令员杜义德同李达谈起“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往事的时候，李达只是淡然地说：“过去了的事情己经过去了，个人恩怨没有什么可计较的，我们还是向前看吧。”

　　1980年初，李达由副总参谋长的岗位上退下来，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他说：“让我当个总参顾问就行了，我一样能给军委和总参当参谋。”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曾给李达题词：“将军淡名利，风范当永存。”这正是对李达一生恰如其分的评价。

　　通过以上事例，足以看出李达不计名位、为人耿直和大公无私的坦荡胸怀与高尚情操。    

　　来源：《中华魂》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