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秋光 曾桂林

　　近代慈善事业脱胎于传统慈善事业。与传统慈善事业相比，近代慈善事业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一是慈善家群体的出现。慈善家群体的出现是近代慈善事业兴盛发达的重要标志。在传统慈善事业中，虽然也有少数绅商开展过赈灾救济等善举，但赈济的对象多限于原籍和邻近地区，因而在总体上属于个别的、临时性的慈善活动。同光以后，随着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各地慈善机构纷纷设立，许多绅商善士相继投入济贫赈灾的慈善活动，他们之间相互联络呼应，声气相通，于是慈善家群体开始出现。19世纪80年代初，以上海协赈公所为中心，聚集了经元善、谢家福、李金镛、盛宣怀、郑观应、严佑之等十余位江浙绅商。他们在办理义赈的过程中，分别负责募捐、司账、转运、放赈、查赈等环节，既各司其职，又和衷共济，密切合作，形成了清末第一个慈善家群体。随后，一些慈善家群体在江南一些区域陆续涌现。但慈善家群体的大批涌现还是在民国时期。如民初湖南慈善界中，绅商沈克刚、李祥霖、汤鲁、胡棣华、周馨祥、劳鼎勋、朱恩绶、傅宗祥等人构成了当时湖南声誉最隆的慈善家群体，主持湖南省城慈善总公所、湖南救济贫民工艺厂等机构，募捐、司账诸事均有专人负责，善举不辍。1920年华洋义赈会成立后，也很快聚集了一群声誉卓著的慈善家，他们是孙仲英、严兆濂、傅筱庵、余日章、唐少川等。而中国红十字会在民初兵灾赈济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包括沈敦和、施则敬、任凤苞、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等人在内的慈善家群体，其声誉扬于海内。上海为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发源地，不仅其慈善机构之多居全国首位，而且慈善家也层出不穷，灿若群星，形成一个又一个慈善家团体。如顾履桂、杨逸、张嘉年、吴馨、莫锡纶等人发起创办了济渡社；姚文楠、王一亭、朱葆三、李平书、熊希龄、徐乾麟、宋汉章、施则敬、虞洽卿、周金箴等人于1919年发起成立了中华慈善团全国联合会；熊希龄与钱能训、徐世光、杜秉寅、王芝祥、杨圆诚、郑婴芝、王人文等人在1922年10月发起成立了世界红?字会。由于慈善家群体的形成，原来分散的各不关联的慈善家，通过相互联络，初步形成了一个社会组织网络，从而众擎易举，扩大了慈善事业的社会影响。从社会学角度看，近代慈善家群体的形成，拓展、协调了慈善组织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不仅提高了社会慈善救济活动的效率，而且有利于动员社会力量来促进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

　　二是慈善组织的多样性。近代以来，由于连绵不绝的天灾人祸，社会矛盾日益凸显，慈善救济十分迫切。由此，作为社会“调节器”的慈善组织与日剧增。有资料显示，仅上海一地，1930年前后慈善团体就多达119个。如此众多的慈善机构的涌现，一方面表明近代慈善事业的发达与兴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慈善机构呈现多样性的色彩，其组织形式、组织功能都不再单一。在组织形式上，近代慈善机构已发展演变为以民间慈善团体为主体，辅之以附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慈善团体。明清以来的养济院、普济堂等传统善堂，多为官办或官督绅办，烙有官方印痕。尽管民间社会也创设有善堂善会，然规模小，数量少，尚未完全构成社会慈善事业的主体。但近代特别是到民国年间，随着政府救济能力的衰减，民间慈善组织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基本力量。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积极参与此次灾荒赈济的民间慈善团体就有京畿农民救济会、北京民生协济会、华北救灾协会、北方工赈协会、山西旱灾救济会、陕西义赈会、上海女界义赈会、中华慈善团、国际统一救灾总会、华洋义赈会、中国济生会等数十个。这些独立的民间慈善团体，无论其数量抑或其慈善资源以及社会影响，都已大大超过官办慈善机构，成为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主力。另外，附属于其他机构的慈善组织也有一定发展，如申报馆协赈所，经常在《申报》刊登告示，劝心慈性善之人“慷慨解囊以襄善举，或节游观之费，或省宴会之资”。但凡筹得赈款后，即分批汇解灾区，并将所募收解清数逐年登报公布，以资征信，在近代社会的历次赈灾中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在组织功能上，近代慈善机构可分为募捐机构、实施机构与协调机构三类。为避免各慈善团体各自募捐而浪费有限的慈善资源，清末时已出现专门从事募捐活动的机构。这些专门性募捐机构将筹募的善款悉数解汇给实施慈善救助的机构，从而形成了募集捐资与实施救济相分离的体制。光绪初年，经元善等人在上海发起主持的协赈公所，即实行募赈分离，是为近代慈善事业中募捐机构之雏形。又如前述的申报馆协赈所，实际上也是一个运作规范、制度完善的专门募捐的慈善组织。这类专门募捐慈善机构革除了传统善堂因胥吏染指而导致的贪污挪用等弊端，因此赢得了绅商民众的信赖，捐输源源不断，进而扩大了慈善事业的功能和影响。在慈善事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过程中，各种慈善团体因需要进一步合作，于是产生了协调各慈善团体的机构。1912年9月，上海市区原有的同仁辅元、清节、普育、果育等慈善机构合并成为上海慈善团，“酌盈剂虚，统一办理”，并置文牍、会计、庶务等科负责全团事务。上海慈善团即属于一种协调性质的慈善机构，凡基金、基产、款项收支皆由它统一协调拨给下属慈善机构。民国初年，比较著名的协调性慈善机构还有1919年成立的中华慈善团和1920年创设的国际统一救灾总会。这种慈善协调机构的出现，使原来分散的各慈善机构改变其各行其事的局面，开始携手合作，共同救济需要救济的人们，充分显示出慈善资源优化组合的良好效益，更有利于慈善事业发挥博施济众的社会功能。

　　三是慈善资源的广泛性。慈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丰盈充裕的经费。为此，各地的慈善机构都很重视慈善经费的筹措。概括地说，近代慈善资源有官款和社会捐助两大类。官办慈善机构在晚清依恃的主要是官款，像湖南省城的养济院、百善堂，“向由盐道衙门、牙厘局、督销局拨款”，民间的捐助只是其经费中的一小部分。不过时至光绪后期，因巨额赔款和浩繁军费，清廷财政日益枯竭，各地用于慈善事业的官款就十分有限。而对于民间慈善组织而言，几乎全靠社会捐献。19世纪末20世纪初，个人捐助的名目甚为繁多，像移助糜费、义演、义卖等都是新的筹捐方式，拓宽了近代慈善事业经费的募集渠道。移助糜费是近代慈善组织善款来源的重要渠道。节糜费以救灾黎，在清末已得到有识之士的响应。他们纷纷捐献出各种筵资、迷信之资及娱乐应酬费，帮助灾民糊口度日。1912年，张謇逢花甲寿诞，“念乡里老人固有失所而无告者，愿以觞客之钱，建养老院”，即把个人的安享之资捐出来，建成南通第一养老院。当时，不独社会名流、政府要员倡行此举，还有众多的平民百姓也怀着积德行善的传统理念，捐资献款，以求益寿延年或祛禳祈福。义演是近代慈善机构筹措经费的又一个新渠道，它是随着近代都市的发展和市民文化娱乐生活的丰富而出现的。义演筹款在清末社会已很普遍，收效也佳。1906年底，上海女子中西医学堂学生在张园为淮徐海灾区举行义演，“来宾约有千人捐输，颇为踊跃”，“争以银券、洋块遥掷之”。民国以后，由于民众意识的普遍提高，义演助赈之举更盛。1912年，中华全国义赈会因筹赈维艰，而各处请款甚急，于是商请上海伶界名角在大舞台剧院义演一天，“所得券项，除一切开销外，悉数充赈”，以济燃眉之急。梅兰芳先生也于1926年在沪义演京剧，所得券资悉作冬赈之资，赈助贫民。义卖字画是民间慈善组织筹集善款的第三个渠道。1906年后，张謇多次义卖字幅，补助竭虞的慈善经费。清末民初还有许多社会名流也挥毫泼墨，倾情义卖。如1920年代，著名国画家吴昌硕献画助赈，为南北义赈会筹措善款；康有为、杨度也先后鬻字，义卖之款或捐赠慈善团体，或赈济桑梓百姓。发行彩票是清末民初慈善组织经费来源的一个全新渠道。以彩票作慈善机构募捐手段始于戊戌时期。1899年淮、徐、海三地发生饥馑，官赈款额不敷，粤商庞乃?即以报效巨款义赈灾区为名，呈请设立广济公司，发行江南义赈彩票。受其影响，华洋各商都竞设彩票公司，兼办赈务。1901年4月，黄秉璋、胡长林在上海设立普济公司，发行顺直义赈彩票，“月缴厘洋，报效赈款，先行开办，自于赈需不无裨益”。5月，绅商郑雍也在沪开设广益公司发行山西义赈彩票。购买股票也是近代慈善机构经费来源的崭新渠道之一。1913 1919年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许多公司为壮大经济实力纷纷发行股票。一些刚设立的慈善机构为保证恒定的岁入，除采用存款生息的传统方式外，也购买公司股票，参与其利润分成。民国早期的湖南省城慈善总公所即拥有粤汉铁路股票和票商捐项利息两部分基金。

　　四是救济手段的先进性。近代慈善事业已广泛运用当时较为先进的通讯方式和交通工具。首先是电报、电话等信息技术的运用。洋务时期设立的上海电报局最初只是为传递军情而立。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随着经元善、郑观应、盛宣怀等绅商兼慈善家进入洋务企业，电报很快被运用于近代慈善事业中。1883年山东发生灾荒，严佑之即发电报告知上海协赈所，催请将款电汇扬州，“以便携赴”。之后，经元善、谢家福、严佑之等众多慈善家又在上海陈家木电报总局、四马路文报内设立赈捐收解处，通过电报了解灾情，指挥救灾。民国初年，电话逐渐在大城市普及开来，人们即用比电报更为便捷的电话来报灾，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慈善事业走向近代化的进程。其次是报刊媒体的介入和推动。随着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兴起，各类报刊、杂志对慈善事业给予了极大关注。表现为对各地的灾情及其救济情况作详细、及时的报道，扩大了慈善的社会影响，有利于赈款的募集。申报馆就长期为灾区刊载募捐启事。1906年春夏之交，湖南遭遇特大水灾，上海《申报》、《中外日报》等各大报纷纷刊载湖南灾情消息，尤以《申报》报道最为详尽。再次是新式交通工具的运用。历代临灾治标的通行之策，不外乎赈济、调粟、养恤三项。赈济、调粟都以谷粟赈民，即从邻近州县调运谷物。受古代交通条件的限制，传统的运粮方式十分落后，多为肩挑马驮，水运车载，不仅运输时间长，运载量有限，而且成本高昂，耗费巨大。19世纪70年代初，李鸿章在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成为近代交通运输事业的发端。至90年代，中国又开始修筑铁路，新型交通工具火车出现了。轮船、火车都先后运用到慈善救济活动中。民国以后，各地大规模地修筑公路，又有了汽车等交通工具，这就使得远距离运输救济物品成为可能。近代轮船、火车等新式交通工具，具有速度快，成本低、载量大等特点，也使得中国慈善事业渐渐由传统向近代转换。民国时期的历次大灾赈济都是凭借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来疏散、救济难民。1938年武汉会战前夕，国民政府也是依靠近代化的交通工具，运输大批战略、救援物资，并将大批灾民转移至重庆，脱离险境。

　　五是救济区域的广阔性。传统慈善机构都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所开展慈善活动的范围多局限于本籍或当地。清末民初，救济区域比较狭隘的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这时期一批全国性的慈善机构相继成立。即使是地方性慈善机构，也不再把慈善活动仅仅专注于本区域。这样，近代慈善事业的救济范围就大大拓宽了。诚如熊希龄所言：“古时交通未广，救灾恤邻，仅限禹域。海通而后，万里户庭，国际之竞争益烈，而互助能力亦兴。”近代中国慈善事业救济范围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教会慈善事业的影响。1875年丁戊奇荒发生之初，李提摩太等人开始把西方近代慈善事业的运作模式运用到中国，在欧洲及中国沿海开埠地区筹募善款而将之赈济华北晋鲁豫灾区。此后，更多的外国人参与了中国的慈善赈济事业。1904年3月，中外人士就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了著名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对万里之遥的东北民众进行战地救护、生产赈济或难民安置。民国初期众多慈善组织，如华北义赈会、国际统一救灾总会等，均有外国友人的身影。1920年中国北部告灾，“各国慈善家相率为华北赈灾会之组织，美人募资尤巨”。第二年湖南遇兵灾旱潦，中外人士也于长沙“复设华洋筹赈会，续事救拯”。近代慈善事业突破畛域界限，对灾区进行一体救济，最早且影响最广的应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义赈。当时，李金镛、严佑之、经元善等人目睹秦晋灾荒之惨状，就提出“我本同处宇内，有分地无分民”，理应一同救济。清末的上海申报馆协赈所历来肩负着筹募捐输之重任，但其慈善活动却不限于上海一隅，不仅对苏、浙、皖、赣、湘等沿江各省水旱诸灾竭力相救，即便于顺直鲁豫等北方各地的赈济也从未曾有推诿之心。1909 1910年，上海华洋义赈会先后两次对发生饥荒和涝灾的安徽蒙城进行赈济，拨银20万两，并向灾民散赈米、蚕豆、豌豆、小麦近万包。民国建元后，有时论称：“盖办赈为最要之慈善事业，凡为人类皆有热心负此责任，国家且弗论，遑论地方，故对于灾荒区域不可稍有畛域之念，对于同办事人，不可稍有尔我之见。”在这种新慈善观的影响下，近代中国的一些慈善机构已不再拘泥于本地区内，而是超出空间界限，对全国各地的大灾奇荒都相互救济，并延伸到了域外。1922年，中国社会各界向遭受强震的东京民众捐资捐物，为灾后日本重建家园的工作提供了援助。1927年熊希龄叙述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业绩时说：“近十稔中，若法兰西之大水，俄罗斯之大旱，日本东京之大地震，我人亦尝追随行列，加入救济团中。”总之，随着慈善资源的改善，中国的慈善组织巳走出国门，给遭受重大灾害的国家和地区予以人道主义的慈善救助。这样，中国的慈善事业在近代变迁中便渐渐融入到国际社会，并且在国际交往的过程中加快了自身近代化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