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魏振瀛在家中笔耕不辍(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北大法学院提供)

8日下午,人民大会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中国编纂民法典的“第一步”已迈出。 

　　在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的一幢居民楼里,刚过完80岁生日的李瑞珍老人,打开家中电视,收看两会新闻。 

　　就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李瑞珍的丈夫——中国著名法学家魏振瀛因病去世。这位为中国民法典编纂奋斗一生的学者,未能看到今天的这一幕。“再过不到一个月就清明节了,我希望去祭拜时,可以告诉他一声。”李瑞珍轻轻地说。 

为民法典奋斗一生的学者 

　　“敬爱的魏振瀛老师,今天上午7点45分走了。魏老师为当代中国民法学的重建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病榻上的三个月中,他念兹在兹的仍然是民法典……”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葛云松打开手机,翻出了2016年9月5日那天发出的微信,一脸往事如烟。 

　　1933年出生的魏振瀛是河北省威县人,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担任过教授,长期致力于民法领域研究。他一生参与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是新时期中国民法学的主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2012年,中国法学会授予魏振瀛教授“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称号。 

　　新中国成立以来多次起草民法,魏振瀛和佟柔、王家福、江平三位学者一起参与了民法通则草案的起草。“民法通则的诞生,结束了中国没有系统的民事立法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说。 

　　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民法典起草,魏振瀛再入起草组。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编纂民法典。魏振瀛已是耄耋之年,仍积极献言。

 　　“直到弥留之际,先生惦念的都是民法典。进入重症监护室前,他说话就已非常困难。每次去探望,他谈的全是民法典,讲话困难,他就让我们多谈。”魏振瀛的学生、参与民法典编纂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轶说,“先生听得很认真,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王轶最后一次去看望魏振瀛时说:“魏老师,您要坚持住,坚持到民法典出台!”魏振瀛艰难地点点头,紧紧攥住王轶的手,泪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走出病房,王轶的眼泪也夺眶而出。 

　　“今天民法总则(草案)上会审议,我很激动。如果魏老师在的话,他肯定很想去参加审议,哪怕听一听。他一直在等这一天,他曾希望自己可以等到这一天。”在病床前陪着魏振瀛走完最后日子的李瑞珍说。制定出中国人自己的民法典,是魏振瀛毕生的心愿。 

“拜小学生为师”的“民法先生”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陈明楼一楼的离退休教工休息室,标着魏振瀛名字的报箱出现在最高一排。“这里的报箱设置是按身高设立的,魏老师个子高,因此就在最上一排。”工作人员说。 

　　魏振瀛的同事和学生都记得,这位身高近1米8的老人腰板笔直。他常常下班很晚才回家,行走院中,像一支挺立的标枪,银发在夕阳中散发着光泽。 

　　“为了钻研民法,为了学科建设,为了培养学生,他常常忘了自己。”李瑞珍说。上世纪60年代初,祖籍广东梅州的李瑞珍,作为从印尼归国的华侨,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经介绍认识了留校任教的魏振瀛。她记得,结婚当天,魏振瀛就跑到学生那里去了,很晚才回来。 

　　魏振瀛担任北大法律系主任时,常把学生带到家中。晚上加班时,李瑞珍给他准备的点心、鸡蛋,都被他拿到教学楼和学生宿舍。 

　　北京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潘剑锋说,魏振瀛对学生很严格,也很亲切。他只喜欢谈民法,不耻下问,面对学生也常言必称“请教”。 

　　“20多年前,我有一次碰见魏老师,他表扬了我在报纸上发的一篇豆腐块文章,勉励我继续加油。”潘剑锋说,“那时魏老师已是法学大家,我刚刚参加工作,这一鼓励让我很长时间都热血沸腾。” 

　　由于多次参与立法工作,加之重视教学,还长期兼任行政管理工作,魏振瀛著书立作不太多。退休后,他才开始把自己的研讨诉诸文字。为方便写作,他开始自学电脑。 

　　“他原来写材料都让我来誊抄,从不麻烦别人。没想到快70岁了,竟然把电脑学会了,而且打字很快,让我很惊讶!”李瑞珍记得,有的学生带着刚上小学的孩子来看望魏振瀛时,魏振瀛就对孩子说:“小朋友,你会用电脑吗?如果会的话,你现在就是我的老师,快来教教我!” 

　　李瑞珍说,魏振瀛有自己的原则,凡写书或搞研究,必定亲自执笔。他一直坚持:出书要思考成熟,质量为要,绝不可应付,否则宁可不出。

他的“基因”在后辈身上继承、播撒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很多师生眼里,魏振瀛并没有走,他的很多基因正在一代又一代后辈身上不断继承、播撒。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守文一有时间就到校图书馆看书、学习。据他讲,这都是自己在当年上学时,从魏振瀛身上学到的。他当时已名满学界,但仍然坚持到图书馆看书、学习。 

　　法学院老师有着“上课大于天”的传统,这里面凝聚了魏振瀛的信条和身体力行。魏振瀛备课很认真,同时非常注重仪表。“他从不穿名贵衣服,但衣着干净、朴素、利落。他对每一节课都极为重视,都当成了天大的事。”李瑞珍说。 

　　就在魏振瀛去世当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恰逢新学期第一节课。杨立新并没有去送别恩师,而是忍住不哭出来,在课堂上把这节课完整地讲完。他在悼文中写道:“魏老师,您不会怪我吧……这正是您平日的教诲,让我们作为教师,永远都要把学生放在第一位!” 

　　按照计划,全部民法典的编纂工作预计于2020年完成,这个时刻,恰恰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前夕。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民法典编纂,离不开为民法典编纂奠基的前辈们!”葛云松说。 

　　1904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首设“法律学门”,开启中国近现代大学法律专门教育的先河。在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馆里,校友吴良健撰写的院史铭挂在墙上。在近百字的铭文中,“缘法求道　道立国坚”八个字,让记者印象深刻。要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加快走向世界,必须迈出民法典的编纂这一步。 

　　李瑞珍翻出一张密密麻麻写满文字的手稿,这是魏振瀛的一篇论文提纲,提纲中的第一句话写着:“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法总则”。这句话也是“魏振瀛们”潜心追求一生的课题。 

　　一代代中国学者在外国法的浩渺烟波中,他们不希望迷失自己,他们看到了自己脚下的泥土。烟雾总会散去,即便具象不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理论和民法理念,必将因为执着而自显光华。 

      (记者李亚彪、高洁、潘林青、陈晨、王成)据新华社北京3月8日新媒体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