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可以有效地推动慈善，例如帮助企业家建立慈善组织，提供税收激励等，尤其是慈善相关的遗产税减免被证明是一个有效的激励方法”

　　财新特派记者 胡舒立 发自墨西哥城 记者 李昕 刘虹桥 蓝方 发自北京

　　盖茨在退出微软公司之后，开启了劝说世界巨富捐资从善的漫长旅途。中国也是其旅途的重要站点。

　　不过，这些钱并不需要富豪们捐给盖茨基金会。甚至，盖茨和巴菲特都曾许诺，在去世后若干年内，要将所有捐款花完，结束基金会。盖茨式慈善也面临可持续性问题。但盖茨似乎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理念的传播，制度的建立，是他努力的方向。

　　有关心制度的思考在先，盖茨怎么看中国慈善业？

　　财新记者：越来越多的中国中产阶级开始关心慈善业，愿意捐献自己的钱为社会做事；并且不少富人建立了公益基金。现在人们最大的担心是善款使用不当。

　　盖茨：现在中国的基金会数量还非常少，慈善业才刚刚起步。而且其中相当大部分集中于灾难救助。政府的灾难救助并不依赖于慈善捐赠。在其他领域，例如研究方面，投入很少。中国最大的慈善家之一是香港的李嘉诚。

　　慈善在中国刚刚起步，有很多关注和讨论。

　　我曾与为数不少的中国成功企业家会面，他们都表示对慈善兴趣浓厚。我们会进一步观察未来的发展。

　　政府可以有效地推动慈善，例如帮助企业家建立慈善组织，提供税收激励等，尤其是慈善相关的遗产税减免被证明是一个有效的激励方法。政府还能为慈善企业喝彩，达到鼓励的效果。

　　财新记者：人们对慈善组织的信任度仍然不够。如何让中国的慈善组织赢得社会信任？

　　盖茨：中国红十字会做得还是不错的。说到底都要看数字。任何对慈善认真的人都关注具体数字，而不仅仅是一个丑闻。事过几年，当初的丑闻应该没什么人提及了吧。

　　人们应该更关注数据，看资金怎么花的——如果你捐助的是研究项目，研究是否加强了；如果你资助控烟，是否控烟得到加强。

　　中国的慈善不应该比美国或者任何地方差。人们可以选择自己能直接监督的项目，例如在自己的城市帮助残疾儿童和研究。若要捐助有更大的影响，有时候需要加入一个较大的基金会，投向较远的地方。总的说来，中国慈善业应该有可见度，是可以监督的。

　　财新记者：2010年，你和巴菲特来华，为中国的成功企业家举办了著名的“巴比晚宴”，共同商讨如何募捐和从事慈善，此事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你如何衡量“巴比晚宴”的效果？下一步还有哪些举措？

　　盖茨：那次活动的曝光率高，源于媒体关注度高。

　　当时我们并没有向参与者提出什么特别的要求，只是想有一个讨论，并分享我们做慈善的感受。我们鼓励中国的慈善家经常性聚会，这在海外是常见的事。遗憾的是这个聚会并没有出现。当然是否想更有组织，是否愿意互相学习，都是慈善家自己的选择。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按照现在中国的财富程度，即使捐助数额仅有美国十分之一，也能产生多得多的基金会。

　　我会继续与中国企业家会面，看看自己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中国的慈善组织要走出自己的道路。我只能分享慈善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多么让人享受。或者说，仅仅是帮助中国的企业家更多了解资本主义，了解慈善是其中正面的一部分。

　　财新记者：基金会在世界各地的项目，都需要在当地寻找合作伙伴。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地区，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专业化管理方面都有一定的欠缺。基金会如何寻找和培养合作伙伴，帮助其成长？

　　盖茨：我们给他们提供资金，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帮助。我们也带来世界各地的经验，例如艾滋病防治的创新，主要借助了印度的经验。印度民间组织接触比较封闭的群体，例如吸毒人群、性工作者、男男同性恋等富有经验。通常政府很难接触到这些人群。非盈利项目的推行并非易事。我们和政府合作，逐步建立起推进的能力。

　　财新记者：盖茨基金会在墨西哥的农业项目与当地企业家，也是目前世界首富斯利姆（Carlos Slim）合作。在中国有这样的紧密合作伙伴吗？

　　盖茨：如果在中国有愿意资助农业的慈善家，我们当然愿意与之合作。我们和中国政府合作绿色超级稻，这本身就是一个可观的农业项目。

　　财新记者：你过去的从业背景是高科技领域，同时又是成功的企业家。你觉得哪个背景对你今天充当社会企业家更有帮助呢？

　　盖茨：疫苗技术和育种技术堪称奇迹。如果没有科技就不能获得这些神奇的进步。如何能凝聚共识，激发热情，克服挑战，需要组织能力。

　　对我来说，需要把对于科学的理解和组织能力结合在一起。惟有如此，才能集合大家的努力，管理各种项目，提高项目的社会关注度，让大家关心为什么需要注射小儿麻痹症的疫苗，为什么非洲农产品种子不足等，然后调动资源并较好地使用资源。

　　我不明白你说的企业家是指什么。不过，我们既需要组织能力，也需要了解奇迹来源何处——这是科技的力量。

　　附记：2013年2月19日，乌克兰“钢铁大王”、富豪维克托·平丘克（Victor Pinchuk）公开承诺，将在有生之年及身后捐出自己一半以上的财产。由是，他成为最新进入捐赠承诺（the giving pledge）的第105名富豪。

　　捐赠承诺，是盖茨夫妇和巴菲特2010年6月发起的捐赠行动。盖茨和巴菲特从这一年起，亲自游说世界级的富豪们，鼓励他们为慈善事业做出承诺，在有生之年或过世后捐出50%以上的财富从事慈善。在他们发起这项行动仅两个月后，就有40名美国最富有的个人和家庭同意在捐赠承诺书上签名。这份名单还在不断拉长。迄今为止，已有来自9个不同国家的106个富豪和家庭，加入到了“捐赠承诺”中。据美国基金会中心估计，这些富豪捐赠的身家共计约4000多亿美元，捐赠者中年龄最小的28岁，最大的97岁。而与盖茨在墨西哥城会面的现任世界首富卡洛斯·斯利姆，即是在平丘克之前最近一位加入该行动的富豪。不过，至今尚无中国富豪进入此榜单。

　　作为其慈善行动的第二站，盖茨和巴菲特曾在2010年9月底来华，邀请了50名中国富豪参加慈善晚宴，也就是轰动一时的“巴比晚宴”（参见本刊2010年第39期封面报道“错位的慈善”）。这一活动，将中国的富豪们推上风口浪尖。对比海外巨富们的慷慨解囊，中国富人们的善举远不令公众满意。2010年，胡润富豪榜单上排名前十名的富豪（共有12位），只有5人进入前50名慈善榜榜单。

　　不过，正如盖茨在事前事后反复强调的，这一场晚宴并非要“劝捐”，更多的是中国慈善理念与国际视野的交流碰撞。宴席中，一些中国的富豪虽表现出投身慈善的意愿，但也普遍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在私人财产保护不力、社会保障福利体系仍有缺失的情况下，不得不为子孙后代的未来打算，称“裸捐”风险太大。

　　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变化，越来越开放的慈善环境，也为中国的富人慈善创造了空间。上市公司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2011年正式设立非公募基金会河仁慈善基金会，资本逾35亿元，是中国资产规模最大的慈善基金会。截至2013年2月20日，中国本土已登记注册了1707家非公募基金会，以富豪或企业财产成立的基金会，远远超过公募基金会的数量（1323家）。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开始更积极地回应社会问题，他们面临更多的挑战，将是在现代慈善的语境下，如何更有效花好他们捐出的财产。

　　盖茨向来认为，加强慈善机构的能力非常重要，也尤其重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影响力。他自己的慈善事业瞄准与科技创新相结合的领域，以期更持续有效地影响改变乃至世界。

　　传统的官办社会组织，大多仍延续非市场化的管理模式，转型有待时日。从2011年开始，无论是红十字会的“郭美美事件”，还是河南宋基会的投资风波，一系列官办机构的丑闻，促成官办社团的改革。

　　在登记、税收的重重限制下，根植于民间的组织刚刚起步，良莠不齐，不少机构在专业性、职业化上都颇有欠缺，无论是在能力建设还是组织经验上，甚至难以同政府机构或者官办社团相提并论。2012年底，网友对民办机构中华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的财务管理能力发起连续质疑，即是典型案例。这些慈善组织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并最终获得公众信任和认可，还需时间的检验。（完）

　　本刊记者任波、昝馨，实习记者陈洁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