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半的努力是用中国经验帮助其他国家”；“我们更希望在中国国内项目和中国创新对世界的贡献中寻得平衡”

　　财新特派记者 胡舒立 发自墨西哥城 记者 李昕 刘虹桥 蓝方 发自北京

　　自2007年在中国设立办事处以来，盖茨基金会承诺在中国的投入至2012年已超过2亿美元。一些是通过中国办事处来完成的，其中包括中盖艾滋病项目5000万美元，中盖结核病项目3300万美元，绿色超级稻项目1800万美元，中国红十字会控烟项目900万美元等，另一些则是由西雅图总部直接捐赠，或是基金会的全球合作伙伴、受赠机构执行。如此投入，如何评价产出？

　　财新记者：你们怎么考量盖茨基金会在中国的项目？

　　盖茨：这取决于我们制定的目标。盖茨基金会在中国的结核病项目，旨在减少受结核病之困的人群。从三年前开始，在政府的支持帮助下，我们已经看到结核病感染人数明显下降。这是我们的目标。其间的考量方式包括我们能多快检测出结核病人，怎样让病人遵循处方坚持做完治疗等。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检测跟踪，这样项目效果就更好。

　　财新记者：你对盖茨基金会在华项目取得的成果满意吗？

　　盖茨：满意。我们的疫苗项目非常成功。艾滋病防治方面的投入，有助于控制这一疾病。

　　控烟方面还没有看到太多进展，死亡率仍然在提高。在所有成功国家中，中国对烟草的课税最低。尽管有在某些地方不允许吸烟的规定，但并没有强制实施，与其他国家相比的市场手段对控烟的激励不足。控烟方面进展速度较慢，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投入。

　　控烟项目，需要思考如何让全社会谈论二手烟的问题，了解被迫吸烟的危害以及感染肺癌的风险。目前还没有在中国达到这样的效果。当然，美国也是直到上世纪70年代，也就是40年前，才逐步改善控烟，推动现在的变革的。

　　财新记者：盖茨基金会在中国遇到最主要的挑战是什么？

　　盖茨：我们的工作集中于一个领域，即健康领域。如果有其他的机会，我们也抱着开放的心态。　　

　　可以说，从三年前开始，我们一半的努力是用中国经验帮助其他国家。我们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取得较大进展。当然这一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三方的合作——贫困国家、中国和我们——但我们有信心将其推进。我们在中国的项目也同样在推进中。

　　附记：盖茨基金会对中国的项目较乐观。叶雷透露，盖茨相信中国未来会有非常快的增长，因此把很多项目安排在中国。

　　基金会落地中国初期，投入主要用于直接支持中国的项目，如艾滋、结核病的防控等，大部分据称都进展顺利。

　　据叶雷介绍，盖茨基金会的项目主要由其他机构来执行，“受益人可能都不知道是你的投入让他受益”。例如，具体的运作，就采取把资金投给当地的一些执行部门的方式，包括政府和项目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同时，基金会方面更希望携手多方一起来参与。

　　“中盖艾滋病项目”是一个成功案例。2007年，盖茨基金会承诺与中国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合作，在包括男男同性恋人群在内的高危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预防工作，并资助700万美元研究经费，用于艾滋病预防的研究。艾滋项目将每年新检测出的阳性感染者数量、感染者关怀、教育的具体数量等作为考核指标，并将考核指标与项目款项分配直接挂钩。2012年末，中盖艾滋项目完成技术输入和制度建设，进入尾声，中国政府接过接力棒，将成功经验继续运用在艾滋病防治领域。

　　相较而言，控烟项目进展有限。据悉，盖茨基金会控烟项目有两个预期的产出：第一是搭建国家级的控烟框架，现在地方有了文件，要推动国家级的政策法规出台；第二个就是提高烟草税。在实施中，至今进展仍较为缓慢。

　　携手中国创新

　　对中国，未来盖茨基金会计划除了在某些重大的全球健康问题，如重要传染病的防控上加速进程，更致力于推动中国的人才、技术以“中国制造”的优势帮助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国制造的低价优质的疫苗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乃是重点。盖茨认为，中国绝不仅仅是受捐者，更应当成为慈善力量的输出者。

　　农业也是盖茨基金会想携手中国改变世界的雄心之一。盖茨基金会正在资助研究者，打算将不依赖化肥的“绿色超级稻”带到非洲，以绿色新技术帮助贫困农民在恶劣环境下实现粮食丰产。

　　财新记者：这次你的墨西哥之行主要为了当地的农业项目。为什么对农业问题如此关注？

　　盖茨：盖茨基金会每年提供30多亿美元赠款，其中农业项目的投入增长很快，从3亿美元增长到每年4.5亿美元左右。这是一笔可观的投入，我们也非常重视。农业赠款中的较大部分用在提高贫困国家农产品产量的种子研究上。

　　我这次到墨西哥来，主要是拜访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当年玉米与小麦这两种重要作物的绿色革命就是发源于此。当然，大米的改良主要是在菲律宾。

　　时至今日，对种子改良的研究投入仍然不够，产量还需提高，出现了新的农产品病虫害，而气候变化影响下的旱灾也越来越严重。

　　全世界70%的贫困人口是拥有小块农地的农民。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绿色革命”，以及此后中国的“绿色革命”都大幅提高了农作物产量，避免了一些本来预计可能出现的饥荒。现在我们需要将农作物产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在非洲提高主食农作物的产量。在中国，我们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培育“绿色超级稻”，引种到非洲并本地化。这个项目若顺利推行，非洲最贫困农户家庭的产量将在未来十年中提高20%。

　　财新记者：农业生产中规模化很重要，你为什么选择主要资助小规模生产的农民？其中经验是否能推广到规模化农业生产中？

　　盖茨：贫困国家缺乏大型农场，而农民没有资金来购买机械。幸好，大部分主食农作物即使在小块农田中也能获得高产，不需要依赖机械化。有一些作物需要规模化生产，比如咖啡和茶叶等，人们称其为种植园作物。

　　如果一个国家发展程度高，人力资源价格高昂，自然会提高机械化程度。但主食农作物一般都是最后机械化的。而且许多非洲国家还远远达不到机械化的要求，主食作物还是小规模生产。但即使这样也可以非常有竞争力。

　　财新记者：为什么盖茨基金会在中国没有较大的农业项目？

　　盖茨：盖茨基金会在中国的农业捐赠主要是种子研发，而大部分投入在医疗方面，如疫苗、结核病等。中国有非常高的结核病发病率，盖茨基金会给中国政府提供了不少捐赠，用以对抗结核病。此外还有烟草控制的项目。中国的“吸烟父亲”（smoking dads）比例很高，可能是世界最高，而且还在不断上升之中。在艾滋病防治领域我们也有在华项目。

　　现在我们更希望在中国的项目和中国创新对世界的贡献中寻得平衡。水稻就是一个例子——中国的稻种可以让贫穷国家获益。我们和中国政府建立合作，共同投资这方面的创新研发。

　　附记：在盖茨基金会近期完成的全球策略调整中，中国的角色和定位已显著变化。直接援助资金逐步减少，战略性的投资如农业、卫生领域的研发将保持增长。2013年，盖茨基金会将把更多精力放在中国项目成果的推广上，尤其将助力中国研发的创新产品的商业化进程。叶雷坦言：“最近两年，我们更看重利用中国的能力来帮助世界。”

　　显然，在盖茨看来，中国近些年在卫生、科技等重要领域的投入和发展非常巨大，这使得中国具备科技、新产品等慈善新动力的输出能力。虽然中国之前确实存在如今也存在投入不足、制度不良、人才流失等问题，但较前已进步良多，和国际水平差距大大缩小，甚至不少跨国企业也愿意到中国设立研发中心。“我们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支持全世界的基地。”叶雷说。

　　叶雷还分析，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中国，不仅具有“中国制造”的独特生产优势，在某些领域还具备相当大程度的技术优势。

　　他告诉财新记者，盖茨基金会曾寻找企业合作研发一种动物疫苗，后来却发现中国的研究者早已攻克难关，并具备成熟技术。

　　由此，叶雷强调，盖茨基金会可以发挥桥梁作用，把中国好东西推向世界。不但要让世界知晓，也要让世界接受。

　　2008年，基金会向中国农业科学院提供1800万美元研发资金，用于研发可在恶劣环境下成功生长的“绿色超级稻”。目前，稻种培育已十分成熟，这种单位产值高、不需要施加化肥的新型稻种，正在同样以小农耕作为主的非洲国家进行本土化栽培。若成功推广，将能在短期内使非洲粮食产量翻番。

　　新疫苗研发，是盖茨基金会在中国投入的重要领域。

　　盖茨基金会发现，中国医药产品安于巨大的国内市场，例如疫苗产品就非常缺乏出口经验，生产也很少达到国际标准。七年前，盖茨基金会捐资中国最大的疫苗企业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进行新疫苗研发。目前，这种疫苗正在获取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新药认证。一旦通过，中国疫苗将有资格大量供给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叶雷分析，此举不仅使慈善事业受益，企业一旦获得走向世界的门票，未来必然也将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盖茨基金会在其中投入的回报，则或将直接转化为产品价格的进一步降低。（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