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金展鹏。（资料图片） 

 学生在给金展鹏翻看资料。（资料图片） 

  坐在轮椅上的金展鹏。（资料图片）  

 金展鹏和学生在一起。郭小清 摄 

 金展鹏（后排左三）当班主任时与学生合影。（资料图片） 

　　在学校停课、科研被迫中止的年代，他没有放弃学习，随后以全校第一的成绩出国留学；

　　他深入研究发明的“金氏相图测定法”，奠定了“中国金”在国际相图界的权威地位；

　　在因病瘫痪的14年间，他完成了一项国家“863”项目，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并培养了20多位博士和30多位硕士——

　　金展鹏，满怀对学生的爱，书写了一段金属一样刚强的人生。

　　■本报记者 李伦娥

　　金展鹏，知道他的名字有24年了，那时记者是原中南工业大学校报的一名编辑，而他是学校为数不多的知名教授。刚从国外回来不久，个子高高的他，常穿着黑呢子大衣，头戴鸭舌帽，脖子上围着一条长围巾，俊朗帅气。偶尔，记者还能看到他在某个国际学术会议上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作报告，年轻的记者，在那个“科学的春天”刚刚拉启大幕的年代，对他的敬意和崇拜，无以言表。

　　再一次见到他，是在14年前，那时他住院近一年才出院，记得是在通往中南大学校医院的小路上。如果不是旁人悄悄提醒，记者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双手蜷缩、两腿耷拉、脖子歪在一边、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就是记者崇敬的青春偶像？

　　“金展鹏”3个字又一次引起记者注意的是2003年，这一年，已高位截瘫5年的他，竟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由此，记者开始了对他长达10年的跟踪采访。

　　光着脚丫苦学——

　　同事感慨：“在我们都很迷茫的时候，他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并坚持了下来。”

　　 当年的金展鹏，高个，聪慧，英气逼人。

　　记者曾经看到金展鹏当年留校当班主任时与学生的合影，25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中，真的数他最帅。“那时，我一心想成为新中国的金属材料专家。”金展鹏说。

　　其实，1938年11月出生于广西的金展鹏，初二时差一点就去当了部队文工团员，如果不是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留住了他的话——当时考上的4个同学走了两个。“或许我们应该感激这位大字不识的母亲，不然的话，中国也许多了一位跑龙套的文工团员，而少了一位世界级的金属相图大师。”2012年春节，中南大学宣传部的老师到其故乡拍摄专题片，采访者李松回来对记者感慨道。

　　1955年9月，未满18岁的金展鹏考入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的前身)，攻读金相专业，这所学校，有着体系最完整、水平最高的有色金属学科群。

　　大学4年，同学们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一是大部分时间里，金展鹏是打着赤脚在读书，因为他只有一双鞋；二是金展鹏的功课非常好，尤其是画法几何、高等数学、物理化学、金属热力学、新材料设计……“很朴实、很单纯的一个年轻人，学习很刻苦。”他当年的同班同学黄栋生教授回忆说，无论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怎样冲击着象牙塔，金展鹏似乎都不受什么影响。

　　正是因为心无旁骛，1960年，金展鹏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硕士研究生，师从马恒儒教授，从事耐热镁合金的学习和研究，同时留校担任辅导员、班主任。年轻的金展鹏，当时雄心勃勃，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奋力攀登科学高峰和尽心竭力当一名优秀教师的人生目标，还暗暗制定了一个5年内入党的规划。

　　可是,十年动乱，学校停课，科研中止。尽管有些迷惑、彷徨，年轻的金展鹏却仍然坚持学习，每次政治学习、辩论会、批斗会，他总是找一个僻静的角落，手里不是拿着自编的油印版《镁合金相图》在计算，就是抱着一本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在默读。“在我们都很迷茫的时候，他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并坚持了下来。”他的同学，后来是同事的李松瑞教授告诉记者。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坚持，“文革”结束后，金展鹏以全校第一的成绩，通过了改革开放后首批出国留学外语考试。一直关注着这位年轻人的黄培云先生，把他推荐给自己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友，瑞典皇家工学院的马兹·希拉德教授。

　　1979年2月到1981年3月，金展鹏在这位世界著名材料学家和相图学权威的门下，从事“相图计算及其在合金设计中的应用”研究。置身于国际学科前沿，金展鹏异常珍惜这个宝贵的学习机会，每个周末学院都放电影，金展鹏从未去过，因为此时是实验设备最闲的时候。有一天，他在实验室工作太晚，竟在电梯里被困了一个通宵。

　　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推动下，金展鹏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他将传统材料学与现代信息学巧妙糅合，首创的三元扩散偶—电子探针微区成分分析方法，实现了用一个试样测定出三元相图整个等温截面，而在此前，德国科学家必须用52个试样才能达到同样的目的。这一方法，被国际相图界称为“金氏相图测定法”，为50多种著名杂志争相引用，并由此奠定了“中国金”在国际相图界的权威地位。

　　生病高位截瘫——

　　自己回忆：“当时想的就是，怎样把学生安排好。”

　　回国后的金展鹏，信心满满，一边承担着前沿课题研究，一边带大量的学生。“1986年，第四届全国相图会议在我校召开，金老师任会议主席。金老师的相图研究室涉及超导相图及无机相图的科研成果，共发表了16篇学术论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其无机相图测定及计算的若干研究成果还获1991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3月28日，同他共事40多年的同事夏长清教授在回忆文章中说。

　　黄金年代，峥嵘岁月。金展鹏的科研成果迭出，频频受邀请出席国际会议。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相图大会在美国召开，金展鹏应邀出席并坐主席台，“往台下一看啊，坐着我的4个学生，而且还分别代表着4个国家。我真的好开心啊，我觉得我这辈子没白活。”几次采访，金展鹏都说到这个细节，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金展鹏浑身是劲，工作更是夜以继日。正是这没日没夜地苦干，厄运来了。

　　那是1998年2月的一天，正是金展鹏所在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验收的紧张时刻，那天早晨，金展鹏原计划作主题汇报，走出家门刚下楼梯就身子一软，坐到地上。“脖子以下当天就不能动了，他的学生架着他的胳膊抬下来的，手还能动一点，胸部以下的神经全部瘫痪了，大小便失禁，非常痛苦……”金展鹏的夫人胡元英事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住院9个月，金展鹏捡回一条命，但高位截瘫，脖子以下丝毫不能动弹。

　　 所有人心急如焚，所有人扼腕叹息，所有人都劝他放弃工作好好养病。

　　“总不能坐着等死吧。”金展鹏自己不干了。他要读书，要指导学生的论文——当时他还带着几个博士硕士生。可是身子坐不起来，手又没法拿书，他就躺在床上，让妻子将学生论文悬在头顶上，可没读十几分钟，60多岁的妻子拿书的手直哆嗦，金展鹏的眼睛也累得酸疼流泪。后来，还是灵巧的妻子用废木条钉了一个三角架支在床头，他才将几个学生的论文看完。“每篇论文都超过100页，金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学生王江说，在住院的9个月里，他看了近1000页的论文。有一次，学生龚伟平写了一篇文章，随手拿了一摞废纸打印出来送金老师审阅，金展鹏看后问她：“文章的背面你看了吗？上面有很重要的信息。”龚伟平一看，有一页的背面是半篇最新的科技资料，也正是受这半页科技信息的启发，龚伟平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我一直在纳闷，四肢都不能动的金老师，怎会有着一双‘透视’的眼睛？”龚伟平说。

　　“当时想的就是，怎样把学生安排好。”在病倒后的日子里，记者两次近距离地采访了金展鹏，每次，记者都问：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就不难过不失望不痛苦不悲伤吗？你是哪来的非凡毅力，十四年如一日战胜着来自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没想到，金展鹏的回答就是这样朴实。

　　就是坚守着这样一种朴素的信念，在生病以来的日子里，金展鹏完成了一项国家“863”项目，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国际合作项目，培养了20多位博士、30多位硕士。

　　坐着轮椅带学生——

　　学生评价：“金老师就像一根风筝线，无论我们飞得多高，他都牵着我们。”

　　郑峰是中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教授，30年前，金展鹏是他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现在，他是老师的学术秘书。

　　今年3月，第三次采访金老师时，郑峰为记者画了一张“金家军”的全球分布图，从这张图上，记者看到，金展鹏培养的50多名弟子，分布在世界17个国家，活跃在材料科学的国际前沿，“美国相图专业委员会有27名成员，其中6名华裔中的4名，是金老师的学生。”郑峰说，借用现在时髦的各种排行榜手法，金老师可以说是学术界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导师”。

　　仅仅因为指导论文的3个月，郑峰就和金老师结下了30年的父子情。不管走到哪，金老师都和郑峰保持联系，每年春节，郑峰都会收到金老师寄来的新年贺卡，还有相图室每年发表的论文清单。“我有点小成就，首先是向金老师报喜，遇到困难，首先向金老师求助，就连我检索日语资料所用的词典，都是金老师从长沙寄到美国去的。金老师就像一根风筝线，无论我们飞得多高，他都牵着我们。”郑峰用诗一样的语言对记者说。但是每次问及金老师的身体，金老师总是说：“马马虎虎，马马虎虎。”可是，2003年7月，郑峰再次回国见到金老师时，才发现电话里侃侃而谈的金老师，已经瘫痪了整整5年多！“自己居然毫不知情。”郑峰怎么都想不通，过去的5年多，他们通过无数次电话，金老师居然只字未提自己的病情！

　　如今已成为“长江学者”的杜勇，是金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生，他说，当初报考金老师的博士，别人都说，当金老师的学生不容易。几年下来，杜勇真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有一次，他的实验没有做好，不仅一个月的努力全部白费了，还差点弄坏设备。金老师知道后，并没有责备他，而是和他一起泡在实验室，帮他查找原因。“那几天，金老师一直愁眉不展，在实验室里琢磨着，摆弄着那些仪器，不停地翻看说明书，查阅各种文献。而我，只能在旁边帮老师搬搬椅子、找找零件，其他的，什么也做不了。”杜勇回忆说，那时正是长沙的盛夏，实验室也没有空调。看着金老师陪自己在闷热的实验室里大汗淋漓，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说，尽管金老师采取的是不严厉、不苛刻、不严格的“温和政策”，自己却感受到这巨大包容中的宽厚的压力。这种压力让他死心塌地、自觉自愿地不吃不喝、熬夜、泡实验室。杜勇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当金老师的学生不容易。

　　青年教师李周，是金展鹏的同事。2009年，李周承担了一个新型铜合金的研究任务，很长时间没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李周焦虑不已。一天傍晚，李周从实验室回家，正好看到胡元英推着金老师在散步，他随口说起目前遇到的研究难题，当时，金老师静静地听着，没有说什么。第二天，金老师就让郑峰请李周到实验室，帮他细细分析起项目存在的具体问题。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金老师先后和李周讨论了7次。最终，这个项目被顺利攻克，研究的材料被成功地用在了神舟8号和天宫1号的对接上。拿到贺信的第一时间，李周迫不及待地跑到金老师的办公室。金老师笑眯眯地用力昂了昂头，连声说：“好！好！加油干！”

　　“其实，学生们给我的更多。”几次采访，金展鹏更多的是谈论学生，谈自己的老师。他说，一辈子，最应该感谢的就是自己的老师。无论是在学术和做人上一直对他关怀备至的黄培云老师，还是指导他攀登国际相图研究高峰的瑞典科学家马兹院士，甚至包括初中时曾到家里告过状的中学班主任，他无不深怀感恩之情。他说，对老师的恩情，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沉淀才能真正体会。

　　今年2月，记者到他老家采访才知道，已经28年没回过老家的他，多少年来，逢年过节，他都会让自己的学生或家人去探望健在的两位中学老师，一位是92岁的初中班主任钟世权，另一位是90岁的高中班主任张江来。今年2月6日，93岁的黄培云老先生去世，悲伤不已的金老师当天不顾严寒赶到灵堂吊唁，几天后，又顶风冒雪赶到殡仪馆，送恩师最后一程。

　　“学生更是他的止痛药。”胡元英则告诉记者，生病后的14年里，金老师每天最高兴的就是和学生在一起，到工作室去工作；每天浑身酸疼难以入睡时，只要学生的电话一来，他立马精神倍增。

　　“学生给我过生日，给我买轮椅，替我按摩，陪我出差……”尽管吐词有些费力，但谈起学生，金老师就话语滔滔。他给记者讲述了病中学生们为他过的六十大寿和七十大寿，第一次是在病房中过的，那次他刚生病没多久，几十个学生，国内的国外的，从四面八方赶来，跑到病房为老师祝寿，来自苏州的女生杨莹在老师病榻前唱起了家乡民歌《茉莉花》，歌没唱完，大伙全哭了。10年后的2008年11月8日，几十位弟子从世界各地再次赶来，和10年前一样，学生们每个人讲一个当年在金老师身边的小故事，讲一段离开老师后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杨莹再次唱起了《茉莉花》，歌声中，师生再次挥泪不已。“我一辈子不会忘。”金老师还说，“我最开心的就是有年轻人跟我讨论科学技术问题，这个对我来说，时间不长了，也就更加宝贵。”

　　手记

　　细节中的感动 
  
　　除了脖子能动，除了脑袋能思维，吃饭要人喂，衣服要人穿，看书要人翻页，大小便更是不能自理，这样一个重度残疾的花甲老人，却在生病后的日子里，以非凡的毅力跟命运作着不屈的抗争，照样带学生进行科研。这是一个怎样的人，是如何战胜生理和精神的巨大痛苦，并且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

　　金展鹏生病后的14年来，或开会或领导慰问或专程采访，我无数次与他相见，每一次，我都在一旁默默地打量他，都在心里暗暗地这样发问。

　　8年前，我第一次采访他，那是一个冬日，2004年11月9日，阳光很好。

　　那天下午，在听完学生们满怀敬意地介绍了金老师后，我执意走进金老师家，我想以女人的眼光和思维，近距离面对面地探究和寻求答案。

　　我让金老师谈谈他的年轻时代。金老师的妻子胡元英大姐翻出了家中的老照片，其中一张我印象深刻，那是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照片上是20多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照片的右上角写着：“师生共勉，1965年7月。”金老师告诉我，那是他当年与学生的合影，他让我猜猜哪个是他，我连猜几次，将坐在前排的男生全指了一遍，金老师都笑着不说话，最后我才知道，那个站在后排，最年轻、也最有学生模样的大帅哥，才是当班主任的金老师。

　　“哪有学生们坐着老师却站着的？”我有些不解。金老师回答说：“我和学生同吃同住，没区别。”他说，他当班主任那会儿，是把铺盖搬到学生宿舍，每天朝夕相处，形影不离。“现在有些班主任，一年难得与同学见几次面，有的老师连自己的学生也不认得。”说到这里，金老师显得十分痛心。

　　胡大姐补充说，也就是在照那张照片前后，一次学生实习回来，金老师到火车站去接，正好停电，黑暗中，金老师硬是只凭着学生的声音，就把全班40多个学生的名字一个个点了出来，一个都没点错。

　　 第二次面对面地采访金老师，是2011年8月24日，那天，好热。担心金老师久等，我还特意比约定时间稍提前一点到达，但金老师已稳稳地坐在办公室里了。

　　那天，两个细节最让我难以忘怀。

　　一个细节是金老师的眼神。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语描述这种眼神，透过他橘黄色的老式眼镜，我多次试图通过他的眼睛读懂他的内心。这双眼睛，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它显得那么宁静、专注而又时时充满着笑意。这双眼睛，曾经闪烁着睿智的光芒，曾经温暖过学子的心灵，或许，也曾浮现过几丝痛苦和绝望，但更多的时候却是淡定和平和。我想，没有阅尽世事沧桑，没有历经九死一生，没有悟透人生真谛，是不会有这种眼神的。

　　另一个细节是胡大姐那双手。当胡大姐细心地插好吸管给金老师喂水时，当胡大姐每隔十几分钟就给金老师按摩时，当胡大姐拧干毛巾给金老师擦拭时，我不止一次仔细观察过这双手。这是一双长在女人身上，却丝毫不像女人的手，骨节突出，粗糙异常。这双手，不仅在过去的30多年为金老师抚育了一双女儿，千辛万苦地撑起了一个家，更在金老师生病后的14年里，为金老师端屎端尿14年,喂饭喂水14年,洗洗涮涮14年,按腿按背14年。作为女人，我能够特别深切地想象和感受到胡大姐的艰辛。我悄悄地问胡大姐：“难吗？这些年。”“习惯了，也许是上辈子欠他的。”胡大姐淡淡地回答，边为金老师不停地按摩着，眉眼都没抬一下。

　　本报记者 李伦娥

 （责任编辑：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