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美美事件影响 反思公募基金会的困境与转型(图)

发布时间:2011-08-19 08:43 | 来源:网易 2011-08-15 15:43:46 | 查看:1804次

  “一位公益朋友说,在公益行业里,一荣不能俱荣,但是一损肯定俱损。”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在论坛中说道。作为公募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在上世纪90年代末即进行了去行政化改革,成为中国公募基金会转型的重要样本。

  继郭美美微博炫富事件之后,中国红十字会(以下简称“红会”)在舆论的漩涡中越陷越深,从捐款去向到商业机构,从信息公开再到郎咸平“三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8月11日,南方都市报携手中国政法大学举办《蓟门决策》第17期活动。

  “一位公益朋友说,在公益行业里,一荣不能俱荣,但是一损肯定俱损。”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在论坛中说道。作为公募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在上世纪90年代末即进行了去行政化改革,成为中国公募基金会转型的重要样本。

  王行最认为,公信力主要体现于组织的执行力和透明度两方面。公募基金会的执行力体现在履行和完成捐赠人的捐赠意愿,理顺组织的体制,构建良好的治理结构和进行团队建设。谈及透明度,在他看来必须注意三个问题:透明内容是什么?向谁透明?如何透明?透明的途径有哪些?

  目前红会做到的公开透明只是最基本的结果透明,而项目方案制定和执行过程、实施结果的全过程透明则是更高水平的公开透明。“一个机构如果能做到全程透明的话,我相信老百姓是理性的,即使其中有一点瑕疵,他们也会原谅。”王行最说道。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室副研究员葛道顺认为,红会系统与其他公益组织不同,它还承担一些政府职能,因此有内部的保密条款,要做到全部公开透明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但是在公益事业领域,透明原则比保密条款更重要,可以在涉及公益方面时将信息公开透明做得更好。”葛道顺认为,目前的情况下红会系统之内的政府职能和公益功能可分开讨论,但是取消双重管理体制将是大势所趋。对于公募基金会整个行业的发展,他提出了两条建议:其一,要做到信息的公开透明;其二,要建立自律、互律、他律和法律问责的四级问责机制。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法研究院副教授吴丹红认为,红会对危机的处理技巧也有待提高,微博能在两小时之内将信息传遍每个角落,红会的危机处理必须抓住这黄金两小时,以尽快的速度、完整的信息和谦虚的姿态及时出现在公众面前并从容应对危机。

  ■事件

  中国红十字会风波又起

  8月8日,博客天下杂志副主编吴晨光发微博称,“9年前揭开希望工程黑幕的一代名记”方进玉向他爆料:位于北京北新桥三条8号的中国红十字总会的车库里,停着若干豪华公车。红会司局级以上领导每人两辆。此举是为应付北京限行而为。约6个小时之后,吴晨光继续爆料:1.红会总会原副会长孙柏秋因经济问题已经下台,但此事一直没有对公众宣布,原因何在?2.红会总会多名副会长退休后,出任下属红十字基金会领导,月薪5000元。这笔钱来自财政拨款还是捐款?3 .关于公车,报料人称是否豪华不确定,司局级每人一辆以上。

  红十字总会政策法规处处长丁硕最早在其微博上回应“豪车门”:“总会公务车是国管局按照国家标准配的,总会领导才有工作车辆,给秘书长配的是荣威750自动低配。”他表示,不是总会领导的司局级是没有专用工作车辆的。

  8月9日,中国红十字会官方微博发表声明:“我会在职和退休的副部级干部每人配备1辆专车,其他会领导每人使用1辆一般公务用车,这些车辆均由国管局统一配发。”声明中明确指出,“司局级以上领导每人两辆豪华公车”纯属谣言。

  同一天,经济学家郎咸平专访郭美美之后发表博文《请红会回答三个问题》,炮轰红会。

  8月11日,本报报道天津红十字会向各机关职工募集一日工资,质疑天津红会存在强行摊派或变相摊派现象。

  ■精彩言论荟萃

  葛道顺(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我们发现红会有很多问题,一方面是办公经费紧张,一方面却是万元餐费引公愤;一方面是内部优秀人才留不住,一方面却是外部“郭美美”们争入“红会籍”;一方面被指依附公权垄断,一方面却感叹还不是民政部门的“亲儿子”;红会此次遇到的形象危机,要是在国外,会长至少要出面向公众解释相关问题,但至今还没有相关决策层领导出来与公众沟通。

  吴丹红(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公募基金会要向民间的机构学习。民间机构在法治体系里的身份像“小三”,如果小三做得比你还好,那就要反思自己。

(责任编辑:姬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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