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思量后，王振耀终于落笔，填了张调离申请，将自己的人事关系从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转入北京师范大学，职务从司长变为教授。6月21日，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挂牌成立，56岁的王振耀出任院长。从这一天起，他正式告别公务员生涯，级别、待遇，说不要就不要，转过身做了一名教书匠。

　　一位中央部委的司长主动辞职去大学教书，这引发出人们五花八门的揣度：得罪领导被排挤；升职无望萌生退意；在媒体上说错了话……王振耀却只是呵呵一乐：“我知道辞职会引发关注，但没想到这么热闹。”

　　北京市平安里的一条小胡同，绕过胡同口的修车摊，往前走几十米，就能看见一座翻新的四合院，朱门影壁、飞檐画廊，这就是王振耀的新办公室。6月25日下午，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比约定时间早到了一会儿，王振耀的上一个采访还没结束。打过招呼后，记者走进另一侧的厢房等候，后来却被他一通“埋怨”：“你怎么不进来催我们？我就这么点儿时间，你不把别人催走我就没法跟你谈。”他边说边摘下腕表，看了一眼，放在条案上，又端给记者一个一次性纸杯，自己也接了杯水，坐下，再看一眼表。这几日，来访的人几乎踏破门槛，他实在没有闲情雅致招待客人品一杯茶。

　　“如果为当官把本性都变了，我会瞧不起自己”

　　如今，王振耀身边的工作人员仍然称他王司长。所有曾与之共事的人都评价他是“官场另类”：他为人平和谦逊，不打官腔不摆谱；他锐意革新，说话办事常常打破官场常规……对“另类”这个词，王振耀也“笑纳”了：“这是说我做事很怪吧。但我觉得，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有时，一些不按常理出牌的方式反而能奏效。”

　　2001年夏，王振耀刚担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便着手推动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会时，很多地方民政局局长找到他哭穷：“我们的财政状况不行。”他立即答道：“你是民政局长，又不是财政局长，你先说说低保对象生活状况怎么样。”在大多数人看来，制度的变革是个复杂而耗时的工程，王振耀却说：“有决心去做，哪会那么难办。”他曾将各地民政干部“关”在北京，让他们对着录像机承诺在一个月内将低保金落实到位，并存录像为证。不少人在背后议论他书生意气——这是不识时务、不会办事的客气说法，但王振耀不在乎。一个月后，目的达到，这才是他要的效果。

　　“我的鬼点子比较多。”这是王振耀的自我评价。对于想办的事情，他总能找到“特殊手段”。

　　2009年，民政部召开全国沿海地区高龄津贴制度建设座谈会，王振耀将会议地点选在率先实施这一制度的宁夏银川。所有人大惑不解：干吗去这么个穷乡僻壤开沿海工作会议？会上，一些局长照例哭穷：“我们的财政状况不太好，怎么可能马上就给80岁以上的老人发津贴呢？”王振耀只笑不答，大家这才发现上当——宁夏才是全国财政最穷的地方之一。局长们哭笑不得：“王司长，你真有一手。”

　　着急时，王振耀出的招更狠。一年，某省的救灾款没及时下发，他当天发现，当天就找到《新闻联播》点名曝光。“这肯定得罪人，”但王振耀看得开，“都是为了工作。大家了解我的为人，这些年，我从未因工作结下私人恩怨。”对于官场上的人情世故，他心中其实有数，但又觉得“我这样做于国于民都有好处，就行了。如果我为当官把本性都变了，我会瞧不起自己”。

　　“我的每一件工作都是在求人”

　　1954年，王振耀生于河南省平顶山的乡村。1960年大饥荒时，他饿得坐在地上，无论如何也没力气再站起来。一位好心人给了半块馒头，帮他恢复了体力。“我真正知道穷人的苦，知道饿的滋味。别人对我的好，太多了，我都记得！”

　　“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王振耀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86年拿到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后，他被分配到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1988年，他进入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9年后又转入救灾救济司，2001年，他始任司长。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民政部成立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王振耀转任该司司长。

　　因为财权在握，不少人对王振耀的印象定格在“给钱的”。“外界想象着别人争相请我吃饭、喝酒的场景,其实哪有这回事？救灾款、低保款、孤儿福利……我的每一件工作都是在求人，求着大家赶紧把程序稳定下来，求着相关单位、地方政府赶紧把政策落实下来。”为使孤儿最低养育标准获得财政支持，王振耀一遍遍去财政部，将孤儿们的故事重复又重复，最终为他们争取到每月600元的养育金，这让他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要做的，是实实在在的事”

　　自己的努力能改变现实环境，帮助到很多人，这让王振耀引以为傲。他也毫不讳言这些年摸爬滚打的疲倦：“开会时我在想办法，吃饭时也在想，连刷碗时都还在琢磨。家里人因此对我意见很大。”王振耀用手揉着眼角和额头，这是他缓解疲倦的一种方式。

　　但劳累显然不是他离开的理由。面对诸多猜测，他给出解释：壹基金和北师大的盛情邀请最终令他动心。

　　2009年11月，壹基金举行“典范工程”庆典，基金创始人李连杰提出，中国社会公益事业的管理和认识都较落后，应加强这些方面的研究，并询问王振耀是否有意加入。“我当时没有决定。后来，他们与北师大合作成立研究院，今年3月，正式向我发来邀请。”

　　当时，王振耀正因几个始终难以解决的问题深感无奈。他一直大力推行捐款免税。为验证捐款免税工作的效率，他亲自捐了500元，又花两个月、办了10道手续，领回50元个税免除款。可即便是这样一个手续繁杂的政策，也并非普遍适用。按法律规定，慈善组织的免税资格，需由税务、财政、民政3个部门进行认定，如此一来，最先获得免税资格的慈善组织多是半官方性质，那些正快速发展的民间慈善组织，往往无法获得免税资格。这使民众捐款的积极性难以提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人们把想做好事的人当成了傻瓜？”王振耀忍不住焦心。

　　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与众多部门、机构的交叉重叠，也常让王振耀感到难以施展身手。他反复考量，或许到民间能有更大空间？“民间力量才是社会慈善的主流。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能调动的资源也在民间。”

　　王振耀决定走出体制，但许多现实的问题不容他回避。采访的当天下午5点，王振耀要赶去中央电视台录节目，没了公车代步，他只能在下班高峰期去挤地铁。“我有40年工龄，若在体制内退休，不仅工资较高，还能享受一些待遇。要是走了，就什么都没了。我也犹豫过，后来有人对我说，没有这些，我们都不活了呀？我转念一想，对啊。”

　　王振耀说，在壹基金公益研究院这个平台上，他计划要做3件事，研究社会公共政策、培养公益管理人才、提供公益项目咨询。

　　可正式工作还没展开，他就又冒出“鬼点子”：“我希望推动大学管理部门对校园公厕卫生纸的重视。我发现，很多大学的厕所里都没有卫生纸，而管理层觉得，这件事小得提不上桌面。其实，这种意识就像我们的一些政策，愿景很好，却大而空泛，疏于关照普通人的基本需求。而我要做的，是实实在在的事。”

（责任编辑：姬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