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中国缺少慈善工程师

发布时间:2010-12-22 00:16 | 来源:新京报网 2010-12-07 01:45 | 查看:859次

  从官员到学者近半年,称深感中国公益进入快速发展期

  王振耀,民政部慈善司前司长,现年56岁,在民政部工作20年之久。2010年的他几次成为舆论焦点。今年6月未到退休年龄之际,华丽转身,辞官做学问,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

  他说不能等退了再去挂职,人家会觉得你没有诚意,不是那样的人,不干那样的事。

  半年过去,他的头发白了很多,人更忙了,他的好名声从司长延续到了院长。

  在广州刚刚落幕的全民公益启动大会上,王振耀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他谈起转身之后的人生变化与思考。

  【谈转身】

  能够休息成为奢望

  新京报:您的头发白了很多?

  王振耀:太累了,这半年非常具有挑战性,中国公益进入了快速发展期,我从部委出来后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企业家在着急、社会在着急、政府也在着急,大家都希望快一点、再快一点。但法律、体制多方面准备不足,所以,大家现在埋怨,做好事还这么难啊。

  新京报:您曾说在研究院工作的几个月,比当司长时忙得翻了一倍?

  王振耀:在机关时还能休息,现在是奢望了。当司长时,上班很忙,但下班后时间是自己的,也有周末可以休息。但现在,很多活动都安排在周末,上班忙,下班更忙。昨晚,我就是夜里两点才睡的,处理工作,处理邮件,早上还要很早起来。现在要是能有一个周末,我就特高兴。

  新京报:不当司长了,是不是很多话敢说了,很多事敢做了?

  王振耀:不是敢不敢的问题,而是善于的问题。敢不敢就是一句话,骂骂政府就完事了。但善于说是要把问题系统化,做分析、做模型、做设计,这才是挑战。要从敢和不敢中解脱出来,要从两极思维中解脱出来。

  新京报:怎么评价自己曾经的成绩?

  王振耀:我仍然觉得很骄傲,当司长时,推动了一些制度创新,特别是孤儿的社会福利政策落实,我心里特别宽慰,这个事情定下来了,我就递交了辞职申请书,这是给我的最后的大礼,我觉得终于给孩子们办了一件大事。

  新京报:你觉得当教授比当司长的影响力更大?

  王振耀:社会影响力很大,有一次,我在杭州讲完课,在机场候机时,有几个人问我,你是姓王?你说的什么话我很赞同,我特别高兴,人家因为你说的哪句话要跟我讨论,社会上有人因为你说的哪句话加以关注、讨论,那就说明,我自己做的事情很有价值,影响了大家。

  【谈现状】

  老同事觉得我开了风气

  新京报:您现在习惯院长的称呼吗?以前的同事和你联系多吗?

  王振耀:教授、院长、老师,已经很习惯了,也有叫我司长的,那都是原来系统内的同事。联系也很多,毕竟都是老朋友。

  新京报:他们怎么评价你当时辞职的决定?

  王振耀:觉得我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说我这个选择很不错,他们觉得开了风气,不一定终生都在机关里,如果有机会,应到外面试试,也有原来的同事跟我明确说,想出来。

  新京报:是否有人因为你不在体制内,对你的态度有了变化?

  王振耀:还没遇到过。我在体制内时,就不是凭权威压大家,很多人找我,和我沟通工作,都是让我出主意的,并不因为我有权力。我有权力时,比如发救济金、低保等,地方不找我,我都着急。所以,以前不是因为权力找我,现在也不会因没权力不理我了。

  新京报:五个多月的院长经历和三任司长经历,有什么明显不同?

  王振耀:很不同,这是个全新的事业,海阔天空,要求我不断发挥想象力,要不断学习。这五个多月,我一面当学生不停学习,一面不断推进很多项目。

  我要创新公益的研究、咨询、培训,我提出必须推动知识生产方式转型。要是用传统方式,那不需要我,我要做事,就要做有影响力的公益研究院。

  新京报:官员退休挂名教授不是稀奇事,你和挂名教授的区别是什么?

  王振耀:太大了,我这可不是闲职。我要建立一个新型的研究院,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工程,比当司长累多了,也不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教授。

  新京报:北师大对你有什么要求,怎么考核?

  王振耀:我刚去不到半年,对我没有具体的考核,现在的压力主要是研究院如何发展,月月考核,压力很大的,考核研究院也是在考查我。北师大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常反问自己的能力有多大,做人受到尊重,应该很自觉地回报。

  【谈研究院】

  要努力锻造数字0

  新京报:你要把公益研究院打造成什么样?

  王振耀:公益研究院不要当数字1,而要努力锻造成一个实实在在的数字0,一个真正有用的0,任何一个组织找到你,发现你这个0有用,放在它们的1后面,就会翻倍地壮大,公益研究院就是要做公益的支撑组织,是个配角。当好这个支撑体系,很有用,真正的物有所值,这样研究院才会有生命力,但完成这样的转型,要投入很大的力量,很费力气,这是我对研究院的定位。

  新京报:研究院和其他研究机构的区别是什么?

  王振耀:只要是大家能做的,千万别跟大家去争,就不要去做。一定要做的事,大家做起来不方便,研究院应该出来做。

  【谈公益发展】

  很多冲突因缺少工程师

  新京报:此前接受采访时说,中国的公益事业需要工程师式的人物?

  王振耀:坦率地说,整个中国社会的大转型,需要一大批各个领域的工程师,对慈善,显得尤为迫切,特别急。

  大家都很有爱心,政府也没有障碍,谁也没说不让你献爱心啊,把问题简化地看,政府说我没有设限制,民间说政府不让我做,到底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呢,是因为缺少工程师!

  工程师是什么?是善于把政策变成具体的项目,同时,善于把实际问题研究系统化,在国外,有很多研究系统支持,如:公益组织的税收问题,会有很细很细的报告呈现,而我们在这方面很弱。

  如果没有这些工程师,这个社会是僵硬的,很多冲突就是因为缺少工程师这样的中间人,缺少中间的积极互动,容易造成误解,政策化解不到社会,社会意见也转化不到政府。我希望研究院在相当程度上,在公益领域里扮演工程师的角色,多设计一些这样的项目。

  【谈壹基金】

  慈善事业往前跨一大步

  新京报:有人认为,壹基金转型最终可能无解?

  王振耀:不能这样说,你们太悲观了。今年巴比晚宴引起的慈善大讨论意味什么?意味着中国的慈善事业要往前跨一大步。如果整个社会对一个事情的共识基本形成了,制度是很容易变的。比如说,改革开放,全民族都意识到该变了。关于壹基金我很乐观,我已经听到很多好的消息。

  新京报:因为壹基金,你和李连杰成了搭档,合作愉快吗?

  王振耀:我对他印象改变,并开始和他合作,是因为有一次,他和我谈公益慈善的研究问题,我非常惊讶,我当时问他,我读了不知多少书,才有现在的一个认识,你不可能像我这样读书,你是怎么想到的?他说他悟到了。我们都对公益研究留下很深的印象,没想到,过了一两年,我们成了搭档。在第一次京师公益讲堂上,他做了三个小时的演讲,他对公益是真的很有想法。

  本版采写、摄影/本报记者 底东娜

(责任编辑:周仙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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