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中国好人网配图）

　　林则徐是我国近代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入侵我国的初期，即鸦片战争前的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的反侵略斗争中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光辉业绩达到他那时代和所处阶级所能达到的高峰。为此，后人崇敬和纪念他，把他称为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出生于一个清贫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先世由莆田移居福清，后再徒侯官。父林宾日，少时贫甚，发奋苦学，得“补弟子员”，“食廪饩”，以“病目，不能终试事”，没有考上举人，乃“孜孜于教诲子弟，成就后学之事”①，长期以教读讲学为业，在私塾和书院教书。母亲陈帙，亦出身于下层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幼读书，通晓大义”，到林家后刻苦持家，平日做些女红或剪花草图样，“资其值以佐家计”。据林则徐自述，当时林家“贫无立锥，而宿逋山积，家君馆所入尽取偿焉，于是饔飨恒不继。”她勤劳操作，以“读书显扬始不负吾苦心”教育林则徐努力攻读②。林则徐智力发育得很早，他父亲很善于诱导和因材施教，四岁就教他读书识字，林则徐从小就随父就读于父亲执教的书垫、书院。一直到嘉庆九年(1804年)二十岁中举之前，林则徐基本上都在他父亲的教导和薰陶下，度过他青少年时代的学习生涯。

　　由于家庭出身清寒，青少年时期生活贫苦，加上父母对他学而优则仕的殷切期望，林则徐从小便发愤读书，而他父母本身的困苦经历和他们比较同情于下层人民的痛苦、不满于统治集团中的黑暗腐败等方面的言传身教，更给了他以重大影响。通过他父亲，林则徐在青少年时期还接受了几个书院的山长、前辈学者如郑光策(1755-1804)、陈寿祺(1771-1834)等人的教育，更懂得了必须立定志向，学以致用，从而接触到各种经史典籍，大大开拓了眼界。由于家庭、父母和师长的长期熏陶，使得林则徐从小奠立了救世济时的志向，注意了解下情，认识到正直做人、办事要讲效果和不能与世同流合污的道理，并使他喜读有关民生利病的书，讲究民族气节，崇拜古代著名的民族英雄如李纲、岳飞、文天祥、于谦等人的功业和高尚情操。

　　中了举人以后，林则徐家境仍较困难，他不得不和他父亲一样，假馆于外，维持生计。他先就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之聘，担任书记(文书)，以后又被福建巡抚张师诚招入幕中司笔札凡四年。由于得到张师诚的赏识和帮助，他有机会学到不少历史掌故和有关兵、刑、礼、乐等方面的知识，为他以后成为一名精明能干的官吏准备了必要的知识和素养。

　　林则徐在二十一岁后两次入京参加会试都落选了，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二十七岁时，他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以二甲第四名成进士，被分发为庶吉士，授编修。从此一帆风顺，历充江西乡试副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分校会试，迁江南道监察御史。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他三十六岁时外放为杭嘉湖道。在任时修海塘、兴水利，虽为时不长，而官声甚好。道光三年(1823 年)，他由江南淮海道升任江苏按察使，旋署布政使。以后又一度授职陕西按察使署布政使，因母亲和老父先后去世，两度丁忧。至道光十年(1830年)六月被任命为湖北布政使，七月出都赴任，十一月调河南布政使，次年七月初又调任江宁布政使，一年多时间里，周历三省，他在这三省中，多所兴革，在兴修水利、救灾办赈、整顿吏治等方面都做出相当的成绩，因而“一时贤名满天下”③，“民称‘林青天’”④。不久即被擢任河东河道总督。在河督任上，林则徐认真负责，细心查验，揭露和杜绝了不少弊端，较好地推进治河工作，使道光皇帝也不得不发出赞叹说：“向来河工查验料垛，从来未有如此认真者”。认为假如官吏都能象他那样勤劳踏实，一切弊端都可禁绝⑤。

　　由于林则徐政绩斐然，他的才干一再得到道光帝的赏识。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他被调任江苏巡抚，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这一年，林则徐四十八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从这时起到奉派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以前的六年多时间里，前五年他在苏抚任内，曾两署两江总督，后一年多时间里，升任湖广总督。他的职权增大了，使他得以进一步发挥他的才干。在江苏的近五年中，他处理了清代财政经济中极为棘手的钱漕、灾赈、水利、盐政、货币等实际问题，在“经世致用”的思想指导下，采取了一些“兴利除弊”、“利用便民”的措施，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实行一定程度的改革，表现了他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实干家的本色。他自奉清廉，办事公正，博得地方民众的普遍好评，而被称为“好官”。在两湖的一年多时间里，他面临着当时国计民生中最主要的祸害——鸦片问题。他对触目惊心的烟毒泛滥深恶痛绝，“十余年来目击鸦片烟流毒无穷，心焉如捣”⑥，坚决主张严禁。早在江苏巡抚任上，由于他的努力，禁烟就已取得初步成效。到了湖广总督任上，他更进一步推行严禁措施。当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黄爵滋主张严禁鸦片重治吸食者的奏折出来后，他表示完全支持，五月初七日(1838年6月28日)上《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拟具章程六条，提出禁烟的具体办法，并附戒烟药方，建议颁行各省以资疗治；八月初二日(9月20日)，他又上了有名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尖锐地指出鸦片泛滥对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认为如不推行严禁政策，采取有效措施，“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⑦，促使道光帝下决心严禁鸦片。他在湖北、湖南两省雷厉风行地展开了禁烟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到他于道光十八年十月奉命离开武昌赴京觐见前，仅在湖北，所获烟土烟膏即达二万四、五千两，收缴鸦片烟枪已达数千杆⑧。他不仅厉行查禁，而且立足于劝戒，定以期限，示以戒烟药方，导烟瘾者以自新之路。

　　由于林则徐在奏折中抓住要害，触及封建统治者的根基，又在实践中以有说服力的实例证明烟毒虽极猖獗，但并非不能铲除，从而打动了道光帝，使他不能不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害关系考虑，决定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⑨。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1838年12月26日)，林则徐奉调抵京，在京十四天内，道光帝在十一至十八日的八天内连续召见他八次⑩。他没有多作停留，身负重任，于十一月二十三日(1839 年1月8日)即南行赴粤，于翌年正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 日)抵达广州城。

　　禁烟，在当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内外上下，阻力都很大。这些阻力不仅来自被触犯了借鸦片贸易牟取暴利的英国侵略者和中外鸦片贩子；而且来自于从清朝中央以至地方借鸦片走私而营私舞弊受益的大小官吏及其附庸者；来自于清朝满族亲贵和嫉妒林则徐声名的有权势人物，后者的破坏中伤更是不易提防的。当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时，投降派首领穆彰阿“亦为之动色”⑾，而“中外柄臣，有忌阻之者。京朝官、故人子弟，亦以边衅为公虑。”林则徐在临行时辞别其座师工部左侍郎沈维轿时表示：“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辱？”而毅然出都⑿，表现了置生死于不顾的凛然气概。以后他在致友人信时说：“戌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汤火，而固辞不获，只得贸然而来，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⒀

　　但是，严禁鸦片，消除烟毒，毕竟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义事业，它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拥护，也取得有爱国心的官吏将领士兵们的赞同。林则徐到广州后，在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当地主要官吏的积极支持与密切配合下，立足于堵绝来源。在禁烟时期和其后在广州的日子里，他进行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调查鸦片走私贸易的情况，采取有效措施，限令外国烟贩缴烟和具结；其次是组织各方面的人材，搜集和翻译西方国家的书报，积极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军事、法律、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各种情况；第三是加紧战备，整顿和加强海防力量，增设炮台，训练水师，招募水勇，号召民众组织起来抵御侵略，作好各种必要的准备，以迎击前来挑衅和破坏的敌人。

　　道光十九年春，林则徐在受命为钦差大臣到达广州前后即采取各种办法，通过多种途径，周密地调查了鸦片走私的有关情况，掌握了外国鸦片贩子与广东海关、水师、行商等勾结舞弊的种种内幕。他查办了历年包庇鸦片走私贪污受贿的督标副将韩肇庆，严惩与外国鸦片贩狼狈为奸的行商。到广东后不久，二月初四日(3月18月)，他向外国鸦片贩表明了严禁鸦片的坚决意志：“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传令各国鸦片商贩缴出鸦片并具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⒁。然而一些主要的英国鸦片商贩在英国驻广州商务总监督义律的支持和唆使下，竟然负隅顽抗，拒缴鸦片，林则徐便采取断然措施，宣布将停泊在黄埔港的外国商船先行封舱，不准装卸货物，同时撤出广州商馆的全部中国雇员和工人，派兵包围商馆，不让一个外国鸦片贩溜走。在林则徐毫不妥协的禁烟措施面前，义律不得不于二月十三日(3月27日)表示同意缴烟，次日具报承允缴付鸦片烟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最后，以英国人为主的外国鸦片贩子一共缴出鸦片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一百十九袋⒂，共重二百三十七万六千多斤，超过了义律承允的数额。从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五日(6月3日——25日)，林则徐偕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和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在虎门海滩监督销毁所缴获的全部鸦片，取得了禁烟运动的第一个大胜利。

　　虎门销烟的壮举，震撼了中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销烟时不仅“沿海居民观者如堵”，而且外国商人和传教士亦获准前来参观。当时，那些外国人“对于钦差大臣究竟如何处理已经呈缴的鸦片，揣测颇多”，他们曾经预言这些鸦片将为林则徐等官员所中饱私吞，“有许多人曾断言中国人是不会销毁一斤鸦片的。另外有许多人深信即使真的烧烟，大部分鸦片一定会被偷去。”因此他们怀着猜疑的心情，要“亲眼看看销毁鸦片”。美国商人经(或译作京、金)携带了女眷和传教士裨治文、船长弁逊等，特地乘船由澳门到虎门观看，经过实地考察，回去后，裨治文著文刊登在他主编的《中国文库》上，写道：“我们反复检查过销烟的每一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乎我们的臆想，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个工作更为忠实的了”⒃。这样，林则徐赢得了原先抱着怀疑态度的外国人的崇敬，甚至连他的对手和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在英国首都伦敦，有一座专门陈列世界名人伟人的蜡像馆，其中就塑有林则徐的蜡像，虎门销烟三十九年后(光绪三年，1877 年)，清朝派驻英国的第一任副使刘锡鸿陪同公使郭嵩焘等前往参观，曾记云：“文忠(像)前有小案，摊书一卷，为禁鸦片烟条约。上华文，下洋文。”他发表感慨说，“夫文忠办禁烟事，几窘英人，然而彼固重之者，……可谓知所敬”⒄。说明了虎门销烟这一气吞山河的壮举，不仅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而且也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高尚纯洁的道德心。林则徐主绘了这幅壮丽的画面，也就给后人和在世界上树立了自己的光辉形象。马克思在鸦片贸易的专论里，充分注意到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他写道：“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了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顶点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焚毁走私的鸦片。”⒅为了纪念这有重大影响的伟大事件，我国人民政府于建国之初在天安门竖起的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烈士纪念碑下第一面大浮雕便是虎门销烟。

　　在严厉禁烟和虎门销烟的过程中，林则徐对从事正当贸易和愿意遵式具结的外国商船予以鼓励和表扬，允许他们进来，与鸦片走私及抗拒具结的外商区别对待，坚持“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⒆的政策，予以争取和分化，收到良好的效果。但是，这个正确的对策却为不明世界大局、顽固自大的道光帝所反对和否定，在封建专制的淫威下，林则徐被迫执行他所不赞成的不分青红皂白与英国所有商船永远断绝贸易的命令。

　　林则徐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官僚，他非常注意了解和研究外国，主张睁眼看世界。为了“采访夷情”，他到广州后不久，即组织一批当时还很少有的通晓外文的人材，从外国报刊上搜集有关的资料编译成《澳门新闻纸》，并“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在他到广州后的两年时间里，即使到后来被革职了，组织翻译西书西报的工作一直坚持下来没有中断过。他除了根据编译成的外国报刊汇编《澳门新闻纸》，分类整理为专题式的报导资料《澳门月报》外，还请人译述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将它编辑整理成《四洲志》。《四洲志》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大观，它介绍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概况，成为后来魏源编辑的《海国图志》的蓝本。此外，他还组织有关人员摘译西方报刊上的议论中国的资料辑成《华事夷言》；摘译瑞士人瓦特尔关于国际法的著作编成《各国律例》(或译作《万国公法》)；又摘译英国僧侣池尔洼的《对华鸦片贸易》等书。通过这些翻译过来的西方著述和资料，林则徐了解到不少“夷情”，并据此制定了“控制之方”，也就是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林则徐在后来被革职查办后给新来广州的奕山所提的建议中还特别强调说：从外国报刊书籍翻译过来的资料，“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⒇例如瓦特尔的著作《国际法》，强调国家主权，其中包括“一个国家拥有禁绝外国货，没收走私货，以及进行战争的权利”等相当广泛的内容，就为林则徐提出的要求外国鸦片商在缴出全部鸦片后必须出具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的做法提供了充分的国际法的法律根据。林则徐当时也就在有关的译文后加上内容涉及中国有权禁止外商夹带鸦片来华“流毒射利”，如果“有人买卖违禁之货，物货与人正法照办”等评注㈠。不仅如此，他还请人翻译西方关于大炮瞄准法等武器制造方面的应用书籍，以学习外国的先进军事技术，改进和提高清朝军队的武器和作战能力。林则徐的这种了解“夷情”，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抵抗外来侵略的思想，也就是魏源后来在《海国图志》中所概括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与一般封建官僚闭目塞听、故步自封的保守思想恰成鲜明的对照。当时的外国人即有评论。他们说：“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中国人果要求切实见闻，亦甚易，凡老洋商之历练者，及通事、引水人，皆可探问，无如骄傲自足，轻慢各种蛮夷，不加考究。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亦有他国夷人，甘心讨好，将英吉利书籍卖与中国。林系聪明好人，不辞辛苦，观其知会英吉利国王第二信，即其学识长进之效验。”

　　林则徐在进行禁烟和了解“夷情”的同时，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一到广东，就抓紧海防，积极加强军事上的防备，以对付英国的偷袭和挑衅。

　　虎门销烟以后，义律阻挠英国商船遵照林则徐的规定进行具结，并不时发动挑衅。林则徐针锋相对，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他在亲自观察和调查的基础上，认为“英人非不可制”，相信“民心可用”。他在上道光帝的奏折中写道：“臣等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士端人衔恨刺骨，即渔舟村店，亦俱恨其强梁，必能保身家，团练抵御”㈢。因此，他在注重水师训练和招募水勇作为辅助力量外，鼓励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从道光十九年起，他就号召“由民间自行团练以保村庄，或由府县雇觅壮丁以资捍卫”㈣。他多次发出告示悬赏，奖励人民群众勇敢杀敌，号召沿海居民“群相集议，购买器械，聚合丁壮，以便自卫。如见夷人上岸滋事，一切民人各准开枪阻止”㈤。他赞扬沿海水上居民“渔蜑(即疍)各户”勇敢善战，募他们为水勇，进行操练，参加战斗，并进而动员广大民众，“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㈥。他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以夜战和火攻骚扰和攻击敌军。所有这些战略战术，都是当时一般封建官僚所无法企及的。然而，同时也必须注意到的，林则徐并不可能超脱他的时代和阶级所带给他的局限，在利用民力以御侮这个问题上，他从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方面考虑，对这些“渔蜑各户”劳动人民是怀有很多疑虑的，认为他们这些人“贪利亡命”，“雇用此辈，流弊亦多”，不能一概信任和依靠，其所以招募他们为水勇，“系属因时制宜”，是“以奸治奸，以毒攻毒”，因此对他们“权宜虽在暂时，而驾驭必须得法”㈦。

　　道光十九年下半年，中英双方关系日趋紧张，义律多次率英国兵船进行挑衅，由于林则徐、关天培作了周密的防备而未能得逞。继七月二十七日(9月4日)对九龙水师挑衅遭到反击后，九月二十八日(11月3日)，义律又以兵舰阻挡英国商船具结，挑起穿鼻洋之战，水师提督关天培奋勇督战，击中敌船头鼻，清师船亦中弹漏水。此后九天之内，英国兵舰向尖沙嘴迤北官涌山的清军阵地发动六次进攻，都被击退。这次战争，可说是鸦片战争的前哨战，由于林则徐事先的认真备战，中国方面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林则徐是以钦差大臣派赴广东禁烟的，他于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日)抵达广州，是年三月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但未赴任，十二月改任两广总督。这时，英国政府为维护其可耻的鸦片贸易暴利，已蓄意挑起侵华战争。翌年正月十八日(1840年2月20日)，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侵华全权正副代表，由懿律率大小兵舰四十余艘于六月初抵达广东沿海。由于广州防范严密，英舰无隙可乘，懿律与义律便率舰北上，于七月中到达大沽口外，向清政府进行威胁。道光帝派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军代表谈判，七、八月间，清政府命琦善向英方表示要重治林则徐之罪，为侵略者“代伸冤抑”，并于八月二十二日(9月17日)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至广东“查办”林则徐。与此同时，懿律与义律率领英舰队心满意足地南返。由于道光帝对林则徐“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的严词斥责，他不得不自请“从重治罪”㈧，然而他自信是做得对的。因此，他致书怡良，表示“亦不敢认罪戾”㈨，准备申诉以辨明是非。八月二十九日(9月24 日)，他在《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中，坚持必须严禁鸦片的主张。申述了“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的种种理由；驳斥了投降派所鼓吹的“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即战争的发生是由于禁烟的谬说；指出：“盖逆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鸦片获利之重”，说明英国发动侵略战争，是为了以此“试其恫喝”，以“冀得阴售其奸”。末后，他要求道光帝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戴罪前赴浙省，随营效力。”但是他得到的“硃批”却是：“无理，可恶!”“一片胡言”㈩。九月初八日(10月3日)，林则徐和当时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同时被革职查办。

　　但是，封建专制的最高首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将禁烟有功，坚持捍卫民族利益而坚决抵抗外来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林则徐及其抵抗派战友邓廷桢的这种处分，丝毫也抹煞不了他们的功绩。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自有公论。当林则徐被“奉旨革职”的消息传开以后，“连日铺户居民来攀辕者填于街巷”，他们还向林则徐赠送各种物品以表示他们的拥戴心情，这些东西中有靴、伞、香炉、明镜和“颂牌”等物。仅士绅商民呈送的“颂牌”自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的四、五天里即达五十二面，其中有“民沾其惠，夷畏其威”、“仁风其沐，明鉴高悬”、“恩留东粤，泽遍南邦”、“明察秋毫，忠心对天”等等对林则徐对内政绩和反抗侵略的高度评价⑴。这一点外国人看得很清楚，他们也不能不说公道话。一个参加侵华战争的英国军官在他《英军在华作战记》的记事里写道：“若说林公虽然不为皇帝所喜，但是他却很受他新近所管治人民的爱戴，这对于林来说只是公道而已。他的最大的死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对手从来没有被贿赂玷污过。在中国的政治家中，这种情形是闻所未闻的。”⑵尽管受了皇帝惩罚，但是人民拥护他。这该是对林则徐的最高奖赏。

　　此后半年间，林则徐和邓廷桢(被革职后不久，也奉命回到广东等待查办)都以待罪之身滞留广州。这时林则徐虽处于无权和逆境中，但仍密切关心时事，尽自己力所能及作了一些有益于抗英的事。他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坚持禁烟主张，鼓励广东巡抚怡良不要有所动摇。沙角、大角炮台失陷、陈连升等英勇战死后，林则徐与邓廷桢认为“再难坐视”，怀着焦急的心情要求琦善分配给他们适当的工作，结果遭到琦善的拒绝；虎门失守，关天培等壮烈牺牲，他感到无限痛心。事先他与邓廷桢闻讯，催请琦善发兵增援，仍遭拒绝。他对琦善自毁长城，“懈军心、颓士气、壮贼胆、蔑国威”等种种倒行逆施和对英国侵略者一味妥协投降的行为十分不满。在家信中他以极度的愤慨，沉痛地写道：“此次大败(指虎门之战)，皆伊所卖，岂尚能追溯缴烟之事乎？”⑶因此，他积极支持怡良大胆揭发琦善的卖国罪行。义律咄咄逼人的进攻，使他感到“看来和议不成，仍须动干戈，彼时敛收已懈之军心，与已散之壮勇，又何可得哉？”⑷为了保卫广州，他自己捐资招募壮勇。琦善被革职押解返京查办后，他又先后向署两广总督怡良和新任两广总督祁、靖逆将军奕山提出关于战备和要注重调查研究敌情等建议，还向奕山介绍造船的经验⑸。但奕山和祁等都没有很好接受他的意见。

　　在林则徐的一再要求和两江总督裕谦、闽浙总督颜伯焘等的再次荐举下，清政府终于同意给予林则徐四品卿衔派他赴浙江前线协助裕谦抗击英国侵略者。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十三日(5月3日)离广州前往浙江，他在浙江沿海前线镇海一带一个多月，积极参预前线的军事防御，考察各炮台、修筑工事、研制大炮、战船等，并将自己在广东搜集和研究的制炮技术以及八种战船图样全交给龚振麟等技工人员作参考。但到五月间，他又被革去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七月，他在扬州途中奉旨赴河南祥符河工工地襄助王鼎办理堵口工程，翌年二月初东河河工告竣，道光帝又命他继续西行。

　　林则徐是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踏上戍途的。一路上他写下了大量的诗篇，抒发爱国优时的情怀。他深切地关心着战事的进行情况，对英舰长驱直入长江，感到“忧心如焚”，而对自己的坎坷遭遇则以“养拙刚于戍卒宜”，安慰家人“莫心哀”，他高吟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⑹，将生死置之度外。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底至八月初，他在兰州稍事停留，这时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已签订，清政府已向英国侵略者完全投降了，而他还不知道，他在给友人姚春木、王冬寿的信中，还一心记挂着镇江失守后“不知近日又复如何？”希望姚、王给他报导有关战讯。在这封信中，他表现了一个伟大爱国者对抗英反侵略战争的无限关切，怀着真诚的感情写道：“近者时事至此，令人焦愤填胸”，感到“逆焰已若燎原，身虽放逸，安能委诸不闻不见？……愈行愈远，徒觉忧心如焚耳。”这种感情，已不是忠君的封建意识所能包括得了，而是爱国主义思想的自然流露。在这封信中，他还提出自己总结的反侵略的“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⑺，重申他为抗击侵略者斗争到底的决心。又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九月十四日(10月17日)在过嘉峪关抵达安西州时，他又在致友人信中，表明他“实在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原不难制犬羊之命”⑻的抗敌信心。十月十三日，林则徐行抵乌鲁木齐，十一月初九日(1842年12月10日)才最后到达成所伊犁惠远城。

　　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起，林则徐被遣戍在新疆的三年时间里，前两年许他协助伊犁将军布彦泰办理阿齐乌苏废地垦务，他的认真负责和精明能干，很得到布彦泰的赞赏。布在给道光帝的密奏中认为林则徐是他“平生所见之人，实无出其右者”⑼的难得人才。后一年他奉命赴南疆查勘垦地，倡导兴修水利，改进推广坎儿井，教民制纺车、学织布，为新疆各族人民作了不少好事，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颂扬。

　　在被遣戍新疆期间，林则徐还建议改屯兵为操防，充实边陲经济、军事实力以防御沙俄侵略。他根据数年来在新疆的实地考察，结合当时沙俄胁迫清政府开放伊犁、塔城的事实，预见到沙俄将成为侵略中国的主要祸害，指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⑽

　　在度过三年的流放生活后，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1845年12 月)，林则徐在哈密被“赐环”，以四、五品京堂回京候补。进京途中又被授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以后又奉旨正式任命陕西巡抚。在这一年里，他在甘肃、陕西镇压藏民、回民和“刀客”的抗清斗争。道光二十七年调任云贵总督，翌年以办理云南“回务”有功，被加以太子太保衔，赏戴花翎。在云贵总督任上，他整理云南矿务，主张“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开采银矿，并对铜矿主张维护“放本收铜”的政策。

　　这时林则徐已年老多病。他早就有“决然求退”的想法，盼望能回福建原籍养疴。但由于道光帝的委任无法推卸，而这时英国侵略者又在福州开商埠，逐步扩张，使他很感矛盾。道光二十九年五月，他给友人刘闻石的一封信中写道：“所踌躇难决者，福州既有他族逼处，弟若与之同壤，尤恐招惹事端。”Ⅰ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回闽。这年八月，在林则徐的一再请求下，道光帝批准他开缺回籍就医调治。九月，他自云南昆明动身，途中在江西南昌稍有停留，于翌年(道光三十年)三月初返抵福州原籍。这时林则徐已六十五岁了。

　　林则徐回到福州时，正是福州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入城斗争高涨之秋。这一年英国传教士进一步强行占踞乌石山的神光、积翠二寺，激起福州爱国绅民的强烈反对。林则徐回乡后便与当地士民共同商讨驱逐侵略者的办法。为加强海防抵御能力，他亲自乘船至闽江口的五虎礁、闽安诸要塞察看形势，向地方大吏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畲提出调兵演炮募勇等积极建议，由于刘、徐等当权者主张对外妥协，彼此意见不合。当刘、徐等正准备对林则徐反侵略的爱国行动加以“破坏和局”罪名进行中伤时，恰因清政府拟召用林则徐。他们得知消息而悄悄中止。十月初一日，林则徐收到当年即位的咸丰帝授他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正在兴起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命令，他仓促抱病启程，十月十九日行至广东潮州普宁县逝世。 (戴学稷)

　　①林则徐：《先考行状》，见《云左山房文钞》，卷2，第2-24页。

　　②林则徐：《先妣事略》，见《云左山房文钞》，卷2，第24-25页。

　　③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见《续碑传集》卷24。

　　④《林则徐传》，见《闽侯县志》卷69，列传第5页。

　　⑤《林则徐集·奏稿》，上册，中华书局，1965版，第28、25页，道光帝硃批语。

　　⑥⑦《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71页。

　　⑧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于新乡)。

　　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第1册，第132 页。

　　⑩《林则徐集·日记》第315—316页。

　　⑾雷瑨：《蓉城闲话》，见《鸦片战争》，新知识出版社，第1册，第314页。

　　⑿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见《续碑传集》卷24。

　　⒀林则徐：《致叶小庚函》，(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见《林则徐书札》。

　　⒁《林则徐集·公牍》，第59页。

　　⒂《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38页。

　　⒃《鸦片战争》，第5册，第39页；《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8月版，第165—169页。又见《林则徐集·日记》第343页、《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55—656页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林则徐奏折，都有关于这个事实的记述。

　　⒄刘锡鸿：《英轺纪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页。

　　⒅马克思：《鸦片贸易史二》，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5月第1版，第2卷，第28页。

　　⒆《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05页，

　　⒇梁廷枬：《夷氛闻记》中华书局，第68-69页。《各国律例》刊于魏源《海国图志》，咸丰二年一百卷本之第83卷。

　　㈠参考张劲草：《林则徐-中国近代杰出的国际法学家》，载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林则徐与鸦片战争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㈡《澳门月报》，见《鸦片战争》，新知识出版社，第2册，第526页。

　　㈢《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78页。

　　㈣同上，第881—882页。

　　㈤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译，三联书店，第72页。

　　㈥原件未见，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0-31页。

　　㈦《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63、883页。

　　㈧《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2-883页。

　　㈨林则徐：《致怡良书》，见《林则徐书札》。

　　㈩《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3-885页。

　　⑴《林则徐集·日记》，第372-374页。

　　⑵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见《鸦片战争》第5册，第146页。

　　⑶《林少穆先生家信摘录》，见《鸦片战争》第2册，第565页。

　　⑷同上，第563页。

　　⑸《夷氛闻记》，卷3，中华书局，第64-69页.

　　⑹《云左山房诗钞》，卷6。

　　⑺《鸦片战争》，第2册，第567-569页。

　　⑻《林则徐手札十则》，见《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3期。

　　⑼《清道光朝留中密奏·布彦泰片三》，见《鸦片战争》第3册，第512-513页。

　　⑽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见《国朝先正事略》卷25。

　　Ⅰ《林文忠公手札》，影印本(藏中国社会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林则徐》）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