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进阶”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鹏远

　　去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主旋律电影”成为了被频繁提及的热门词汇，就连金爵电影论坛的日程中，也专门安排了一场以“主旋律电影的市场化探索”为主题的讨论。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A类电影节，上影节一直被视为中国电影产业的晴雨表。因此，这届影展对主旋律的高度关注，一定程度上表露着行业对于自身发展进路的某种共识，或者至少是对现实境况的一次及时反映与总结。

　　2020年，全球电影产业都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据年末发布的《电影蓝皮书：全球电影产业发展报告(2020)》预计，全球影院票房需要五年时间才有望恢复至2019年的市场规模。中国电影当然也无可幸免，经历过179天的院线停摆，2020年的全部票房仅203.14亿，直接回落到了2013年前的水平。但不幸之中也有奇迹。同样在这一年，中国电影凭借《八佰》首次登顶全球票房宝座，其中仅《八佰》《我和我的家乡》《金刚川》三部作品就贡献了近35%的份额，《八佰》更是以31.11亿元的成绩成为了全球年度票房冠军。

　　这一势态在随后依然延续着。2021年，中国电影蝉联全球票房第一，超过10亿的11部影片中，有4部是主旋律作品，《长津湖》57.75亿的票房还打破了32项影史纪录。进入2022年，元旦和春节两个重点档期，《穿过寒冬拥抱你》和《长津湖之水门桥》以明显的优势成为各自档期的领跑者；3月以来，对新一轮奥密克戎疫情的防控让电影市场再次跌入冰点，全国一半以上的影院暂停营业，仅有3部影片的票房超过1亿——排片比例逐渐下调的《长津湖之水门桥》仍然稳居首位。

　　在电影产业元气大伤的至暗时刻，主旋律作品不仅以出众的市场结果证明了其强大的号召力，更挽住了属于中国电影的一线生机。在这个意义上，那场上影节论坛中关于“主旋律电影就是新主流电影”的讨论，远未结束。

　　主旋律电影的进阶

　　对于中国电影而言，主旋律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1949年后，中国电影承载了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重要功能，同时在“统购包销”的管理政策和经营模式下，全面呈现着浓重的“主旋律”性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电影开始面临日益加剧的市场滑坡，于是各大制片厂纷纷转向所谓的“娱乐片”，到80年代中期，“娱乐片”产量已超过当时年均总产量的50%。鉴于此，1987年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明确提出了“突出重点、坚持多样”、坚持“文艺的主旋律”的要求，这一精神随后被总结为 “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并最终在1990年正式成为新时期电影创作指导方针。90年代，随着电影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主旋律创作也被越来越多地提及和强调。

　　但正因如此，主旋律的概念也长期处于一种刻板的状态。事实上，主旋律是一个极其宽泛的概念。著名电影学者戴锦华就认为，主旋律至少可以有三种理解：“一种理解是，主旋律是带有价值导向和思想导向的这样一种电影；另一种指向是，它是携带着真善美正能量大制作的电影；第三种就是只突出价值宣传，所谓正能量、制作规模不在它的考量范围之内。”而从主旋律提出的具体背景来看，也只是与“娱乐片”相对应的一种导向，并不涉及明确的题材范围和创作模式。然而由于固有认知的影响，大众层面对主旋律的理解往往直接指向革命历史题材，就连行业内部，也在一段时间里习惯性地将其与献礼片、任务片画等号。尤其从1994年起，进口分账片对国产电影持续造成的压力和影响，更让主旋律在初步形成的电影消费中，走向了“非市场化”的路径。

　　2002年，伴随新的电影管理体制开始实施，中国电影的全面市场化时代拉开了帷幕。主旋律电影在逐渐成熟的工业体系和市场体系中，也很快迎来了新的起点。2009年，一部《建国大业》横空出世，172位明星参演的空前阵容带来了充足的话题性和市场卖点，4.2亿的票房领跑了当年度国产电影，成为仅次于《2012》和《变形金刚2》两部好莱坞巨制的票房季军。与此同时，《风声》《南京！南京！》与内地香港合拍片《十月围城》三部主旋律作品也跻身到了票房十强的行列。这是主旋律电影第一次集体性地展现出不可忽视的商业价值，为主旋律的市场化探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011年，《建党伟业》沿袭全明星模式，再次拿下超过4亿的票房，位列当年第七。

　　不过，这几部电影仍旧属于依托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建党九十周年基础上的献礼作品，尤其像《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无论拍摄、宣传还是排片，都享受着不同程度的政策倾斜。2013年的《中国合伙人》、2014年的《智取威虎山》和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则完全脱离了重要历史节点的辅助，并开始以民营公司为主导，更纯粹地开拓着主旋律电影的商业版图。最值得珍视的是，陈可辛、徐克、林超贤三位来自香港的导演，还将香港电影的成熟经验融入了这一题材的创作，做出了主旋律作品类型化的关键探索。

　　2017年是主旋律电影的又一个标志之年。这一年的8月1日，是建军九十周年的纪念日，提前一年就已开机的《建军大业》被电影行业当作了最重要的献礼。影片仍由韩三平和黄建新这对老搭档主控，香港导演刘伟强执导，照旧的全明星阵容，并且更加年轻化。只是谁都没想到，最终的赢家并非这部被寄予了政治和市场双重期待的鸿篇巨制，而是和它同一天上映的《战狼2》。

　　从任何角度看，《战狼2》都不具备和《建军大业》角力的条件。前者的成本只有1.5亿，后者在主演零片酬的基础上仍有2亿投资；前者虽然得到南京军区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的支持，又与《美国队长3》的动作团队和《加勒比海盗》的水下摄影及救援团队达成合作，却在拥有近60位主演、超2.5万人次群演、600余位剧组人员的后者面前相形见绌；尽管有5.4亿票房的《战狼》在先，但彼时的吴京还缺乏绝对的市场号召力，《建军大业》则手握一众顶流偶像……

　　然而上映当日仅4个小时，《战狼2》便以《建军大业》一半的排片率获得了两倍的票房，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又一直以80%左右的票房占比碾压同时期的所有影片。由此，《战狼2》成为了首部观影人数突破1亿人次的影片，并将中国电影票房纪录一举提高到了56亿。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数据意义上的超越，它宣告着“建国三部曲”所建立的创作模式走到了其在主旋律发展史上的停靠站。单纯依靠明星吸引力，已无法满足视野愈发广阔的新一代观众，《战狼2》超级英雄的叙事结构和高潮迭起的动作场面，才有可能在实现观影效果的延伸处点燃民族激情。同时，比起图解历史的展示，骨肉丰满的当代故事或许也更容易触达大众的情绪核心。

　　从《战狼2》开始，主旋律电影彻底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时代。2018年，在诸多方面与《战狼2》相似的《红海行动》拿下了票房冠军，这部电影也作为博纳影业“山河海”系列的收官之作，完成了其在主旋律领域的尝试。2019年他们继续推出 “中国骄傲三部曲”，其中的《烈火英雄》和《中国机长》双双入围年度票房前十。此外，他们与华夏电影等数家公司联合出品的《我和我的祖国》，在全明星演员的基础上加入了“导演梦之队”，也创造出了31.2亿的成绩。

　　还是在2019年，一部《流浪地球》在“主旋律电影类型化”的思路旁边，又独辟蹊径地实现了“类型电影主旋律化”的一次成功进阶。电影改编自雨果奖得主刘慈欣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个人类带着地球逃离即将毁灭的太阳系、寻找新家园的故事。作为中国的首部科幻巨制，该片不仅登上了影史票房榜第五名，也引发了外媒的极大关注。美国《纽约时报》称“中国在太空探索领域和科幻片领域都是后来者，但现在这种局面就要改变了”，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则评论道：“拯救地球不只是美国一家的事了，这次是中国人在危急关头带领全世界参与救援行动。”随后，国家电影局为《流浪地球》举办了研讨会，局长王晓晖作出“诠释了中国传统价值和当代价值，宣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战胜人类可能面临的灾难提供了与西方不同的中国方式和中国方案”的高度评价。次日的《人民日报》第16版以整版规模对研讨会进行摘编，另在第12版刊载文章，称赞该片不仅是中国科幻电影的里程碑，更是中国电影由高原向高峰迈进的一次成功的艺术实践，充分体现出中国电影的文化自信。

　　中国的主旋律大片时代已经全面展开，正如彼时刚刚参与过《我和我的祖国》的导演文牧野在一次采访中所说：“对于中国电影来说，下一个十年的主题很有可能是爱国主义电影。”不久前，当他带着新片《奇迹·笨小孩》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再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该拍的东西。”也正基于此，在这场随疫情降临的电影寒冬里，主旋律电影才在一片萧索中顺理成章地显现出一点对市场的支撑力。

　　政策引导、商业选择

　　与社会情绪的共振

　　“我相信主旋律商业片未来会变成一个主流的选择。”杨薇薇是一位入行多年的编剧，参与过《误杀》《赤狐书生》等电影创作，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眼下不少电影公司都有参与主旋律项目的规划：“因为这两年出现了很多主旋律的类型片，很多取得非常好的效果，所以很多公司会倾向也更愿意投入进来。”

　　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自然结果，也是已被事实验证过的有效路径。比如，当初《战狼》的投资只有2700万，中途还有投资方临时撤资，但5.46亿的票房成绩让资本嗅到了商机，当吴京决定拍摄续集时，投资主动找上门来，最终《战狼2》在21家公司的合作之下，预算翻了5倍，牵头发行的北京文化更是一战成名，迅速崛起。

　　在资本出现收缩时，这种“有的放矢”不失为一种稳妥的选择。据杨薇薇介绍，大约从2018年开始，中国电影就开始进入了一个“退烧”阶段：“影视行业井喷式发展的时期，大量热钱进入，那个时候新成立的公司、新的项目是翻倍级的增长。之后跟金融市场的清理等等相关，热钱逐渐退去，很多项目从前期筹备就会非常谨慎，还有一些项目面临暂停或者重新考察，这样的状态非常普遍。”疫情的暴发显然极大地加剧了这一趋势，一方面整体的经济损伤最终必然分摊到包括电影在内的各行各业，另一方面，剧组因为配合防疫要求而随时面临的管控和停顿，无形中增加了不必要的开支，影院的关闭也给投资回笼设置了障碍。面对《中国新闻周刊》，制片人方励甚至直言：“毫无疑问，现在一定是一个商业投资非常糟糕的季节。投资的风险变得很大，投资的时候顾虑更多，对一些投资人来讲，可能就不会再回来了。”

　　就这层意义而言，2020年以来的寒冬中，主旋律电影的不断涌现既是该题材在此前市场化探索基础上的延续，也是严峻形势下的一种权衡之举。更何况，由于题材性质，主旋律项目还有可能在各个环节享受到特别支持。“一定要看到政府的推动、扶持，大量的开绿灯给资源，这是一个有利的地方。”方励说。

　　《金刚川》是一个可资佐证的例子，这部从立项到上映仅仅相隔两个月时间的电影，背后是以三个导演交叉执导、5000人剧组共同作业为保障的，制作流程更是几乎涵盖了中国所有重要的民营电影公司。到《长津湖》时，这些幕后投入再次被刷新，谈到拍摄过程，监制黄建新对《中国新闻周刊》津津乐道地细数着自己麾下1.2万人的工作团队、80 多家技术公司以及如何解决100多辆车的停放问题和7000多人的吃饭问题。就中国当下的电影工业体量而言，如此庞大的调度，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2018年，无论是对电影的管理，还是对中国电影的定位，从行政管理关系的调整，到方向明晰的发展思路，都表明电影已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正如学者戴锦华对《中国新闻周刊》所说，主旋律的涌现不单纯是商业选择的问题。因此，当2020年、2021年进入抗美援朝70周年、建党百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的重要节点，主旋律的集中呈现就更加可以被理解为中国电影无可回避的任务与职责。

　　除了政策与商业的共振和配合，社会情绪是催生主旋律作品的另一个基础。民众整体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自豪感在近十年里不断提升，从而与主流价值观引导下的精神生活，愈加紧密地构成一对互为因果的关系。博纳影业的董事长于冬说：“主旋律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而是与大众流行文化形成一种默契。”吴京则直接为这种默契作出了更具体的解释：“《战狼2》有今天的票房，不是我个人的艺术成就，是观众和我一起创造了历史——观众心里这把干柴已经晒得透透的了，只不过我点了一根火柴，把观众点燃了。这是中国人爱国情绪的一个爆发。”

　　年轻一代的90后和00后，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电影学者毛尖曾在一次采访中指出：“中国的情形是，青年文化和主流文化从来没有形成对立或对抗关系，基本是平行而动。而当代的情况则更加特殊了，以B站为代表的年轻人，这些年反而是主旋律的护旗手。”作为文化消费市场的主体受众，青年群体的喜好和需求往往决定着文化产品的趣味和形态，同时他们之中参与到文化生产的那部分人，反过来又会制造更多符合自己价值观念的内容。

　　国际格局的变化也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外部条件。制片人方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认为国内的主旋律电影里有一部分推力来自外部：“特朗普上台以后，反而给了主旋律机会。因为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民族自尊心，爱国主义有民族主义(的成分)在里面。尤其抗美援朝的几个大制作一定是与此相关的。”

　　后疫情时代，这种情绪势必会得以延续。国内抗疫的成效与经验，对全社会的自信是一次新的提振，被病毒纠缠和压抑的内心感受也需要昂扬振奋的出口进行宣泄。

　　寒冬时节的大浪淘沙

　　三年前，在和影视策划人谭飞的一次对谈中，制片人方励说疫情可能会使中国电影倒退10~15年。如今，他依然坚持这个观点。

　　这份忧虑并非过度的悲观。由于电影制作的长周期性，即使疫情在未来彻底消散，所有的筹备和开机工作也不可能全部立马启动，已被扰乱的电影生产节奏需要一段充足的调整时间，在此之前，市场将继续面对一段时间的“片荒”。受众观影信心的恢复与经济全局的整体复苏，也是中国电影必须接受和耐心等待的现实。这个过程中，主旋律电影无疑依然会是承载市场大盘的主力，从目前可见的待映名单来看，《你是我的春天》《检察风云》《坚如磐石》《猎狐行动》《无名》等主旋律作品仍在票房和口碑方面具有值得期待的竞争力。

　　但这不意味着当前的主旋律一定能在未来安稳地保持现有的号召力。方励说：“再好吃的东西都会有吃顶的时候，如果大家都一窝蜂地去做主旋律电影，一定有失败者。”FIRST青年电影展创始人宋文也认为，任何类型到了一个高峰之后，不管是创作者还是观众，都会有一些厌倦，“这类题材的创作好像已经到了临界点。”所谓盛极而衰，任何事物都逃不过的规律——对当前类型的主旋律电影而言，“衰”不等于失去生机，而是到了又一个应该做出改变的时刻。

　　此外，现有的普遍关注与满怀欣喜的讨论中，实际上始终忽视了另一种主旋律电影的存在。“人民放映”是一个以服务主旋律电影为核心、以发起包场活动的形式为各单位或团体提供观影途径的移动互联网平台。其创始人董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的主旋律电影基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就是大制作强阵容，符合市场商业类的主产品；第二类是国家或区域专项立项，比如说北京市政府重点项目、湖南省广电局重点项目，投资没那么大，教育性更强一些。”在前者不断刷新影史纪录的今天，后者仍旧面临着观众找不到影院排映、影院等不到观众购票的情况。

　　主旋律绝非某种单一的题材和形态，这是正确看待主旋律真实现状的基础，也是不断开拓主旋律前路的关键所在。“什么叫主旋律？难道只有谈革命才叫主旋律吗？那是一个非常狭隘的定义。”方励认为，主旋律就是主流价值观，所谓正向的能量输出。杨薇薇也表示，对于主旋律题材，她更倾向于从作品传递的文化价值观、情感表达等方面去看待。

　　对主旋律的关注或者提倡，也不应忽视其他题材的创作。一方面，对主旋律的过度拥抱会对电影格局的整体造成挤压式的效应，就像方励所说：“如果说我们过多的主旋律占据了大半江山，对那些没有足够阅历为资本担保、没有足够经验驾驭动作战争大片的年轻创作者，肯定是极其不利的。”另一方面，尽管过去几年的主旋律电影屡创佳绩，但也不乏《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你好，李焕英》等黑马之作，《你好，李焕英》甚至一度打破了《流浪地球》创造的春节档纪录，用事实证明了其它类别电影的广阔蓝海。

　　“我觉得(主旋律题材)好像在市场的整体比重也不是特别大，其实喜剧、情感、动作等也是市场主流。” 三年前，杨艺创立了“四四得八”，专门从事电影的短视频营销，先后参与过《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中国机长》等主旋律项目的推广，对于主流市场的观众喜好和营销趋势有着深入了解。关于什么样的题材更受大众欢迎，她觉得并没有规律可循：“不管什么题材，还是要拍得好。当前环境下，比电影更能满足娱乐需求的方式越来越多，电影更要给观众一个去电影院看的理由才可以。”

　　归根结底，多元的创作路径和市场选项才是中国电影走出寒冬、继续前行的根本。正如学者戴锦华所言：“工业体系、商业体系必须建筑在一个非常丰富多样的产业基础之上，否则任何一种单一的选择能不能延续都不是一个电影自身能够回答的问题。”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方励觉得，眼下或许是一个包括文艺电影在内的中小成本电影的发展契机：“商业运作追求商业回报，这是他们真正的寒冬。而有文化追求的东西，刚好就是机会，因为它的原始冲动不是奔着赚钱来的，是奔着表达、奔着分享传播来的，它受的影响相对比较小。”

　　在他看来，寒冬时节也是大浪淘沙的机会。“电影的数量少了，院线少了，我们就多做一点精品。原来跑来瞎折腾的热钱跑光了，真的爱电影、愿意为电影付出的人反而有了机会。”编剧杨薇薇也觉得，这是一个调整的阶段，让大家看清这个行业正常的创作发展和经营规律：“说实话，我对行业的感受是，碰到专业性很强的人是有概率的。还是要提高专业性，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