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天津4月5日电（记者李鲲、张宇琪）天津市和平区湖北路59号、现天津市第二十中学的校园内，一座从空中俯瞰如飞机形状的楼静静地矗立着。

　　这是原英国文法学校（又称“英国公学”）的旧址。一个世纪前，一个犹太男孩曾在此就读，并从那时起逐渐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

　　此后的岁月里，这位记者逐渐成长并投身中国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在中国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并于1957年和1964年先后加入中国国籍和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一名中国记者。

　　他就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一位从国际主义战士成长为爱国主义者的中国公民。

　　清明节来临之际，新华社记者探访了爱泼斯坦生前去过的一些地方，并专程到北京采访了他的遗孀黄浣碧女士，共同追忆这位伟大的同行。

　　“以前每年清明节，我都会跟前来拜访的人一起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祭奠艾培。到那时，我会挑一块好看的石头放到他的墓碑上，这是犹太人祭祀的传统，跟献花是一样的，摆上石头就仿佛在告诉他‘我来过’一样。”黄浣碧说。

　　艾培是爱泼斯坦的昵称。由于疫情的原因，今年清明节黄浣碧先不去看艾培了，她打算稍过几天，等艾培生日（4月20日）时再去和他好好聊聊。

　　“艾培墓碑上的石头，有时会被不明就里的人们拿走，于是我就写了一张纸条告诉人们摆放石头的渊源，于是就没有人再动了。”说起自己缅怀丈夫的一些细节，今年88岁的黄浣碧总是露出笑容。

　　1915年4月20日，爱泼斯坦出生在波兰一个犹太人家庭。2岁时他随父母来到中国，先住在哈尔滨，3年后又来到天津，在此生活了18年，先后居住在意租界、德租界、英租界。

　　爱泼斯坦曾经说过“我从记事起就想当一名记者”。天津市档案馆整理的资料显示，爱泼斯坦在英国文法学校就读时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刊登在纽约《前进报》的“儿童专栏”上。后来，他还在父亲创办的商业月刊《东方皮货贸易》帮过忙，也曾在俄文《晨报》从事翻译工作。1931年，不满16岁的爱泼斯坦加入《京津泰晤士报》，正式成为一名新闻记者。

　　上世纪30年代，因在为埃德加·斯诺的《远东战线》一书撰写评论时深受触动，爱泼斯坦专门去北京拜访了斯诺夫妇。此后，爱泼斯坦逐渐接触进步人士，更有幸阅读了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手稿。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不久后，斯诺护送三位爱国人士躲过日军封锁从北京来到天津，并请求爱泼斯坦帮助他们离开天津。爱泼斯坦没有犹豫，成功帮助三人买到船票，并亲自上船护送他们乔装离开。

　　事后，爱泼斯坦才知道三人中有一人正是邓颖超，但他从未对任何人提起此事。

　　“直到1973年，斯诺先生骨灰安葬仪式上，邓颖超同志主动找艾培说话，这段往事才被人知晓。”黄浣碧说。

　　后来，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真实地记录了卢沟桥事件的第一声枪响、南京武汉政治军事事态的发展、台儿庄战役鼓舞人心的胜利，1944年还去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爱泼斯坦一生为中国革命创下四个第一：1939年，爱泼斯坦为毛泽东发表的《论持久战》英文定稿并将其广泛传播到海外；1944年，经他改写，新华社在延安窑洞向世界播发了第一条英文电讯；同年，爱泼斯坦与人合作，第一次将《黄河大合唱》歌词译成英文；新中国成立后，在爱泼斯坦等人士推动下，美国刊物（《远东之光》）第一次刊登了有五星红旗的照片。

　　1951年，爱泼斯坦应宋庆龄之邀回到中国创办中国第一本对外刊物《中国建设》（后更名为《今日中国》），黄浣碧后来也来到这家杂志社工作。1985年，均已丧偶多年的两人组成家庭。

　　在黄浣碧眼中，丈夫工作特别认真，经常到很晚。“夜深了，我会常常陪着艾培坐在书房里，静静听他在打字机上打字的声音。遇到一些他看不懂的中文文献，我会解释与他听。”

　　作为记者，直到2005年5月去世，爱泼斯坦一生笔耕不辍，著有《人民之战》《从鸦片战争到解放》《中国劳工状况》《西藏的转变》《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等优秀作品。

　　2019年，爱泼斯坦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我陪艾培走过很多地方，在我看来，他骨子里早已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中国公民和中国共产党员。”黄浣碧说。

　　正如爱泼斯坦墓碑前的一座书形雕塑上镌刻的那样：“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很中国”：追思“最美奋斗者”爱泼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