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我们来到太行山区，寻找一名八路军女战士的战斗踪迹。她叫黄君珏，又名黄维佑，是我湖南湘潭的老乡。

　　太行山西麓的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西山脚下，曾是原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在群山簇拥之间，“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以挺拔长空之势形成一道壮丽风景。这尊由杨尚昆题词的纪念碑上，镌刻着新华日报华北分社（新华通讯社的前身）在抗战时牺牲的57名烈士的英名，黄君珏名列其中。

　　1942年5月，日军以3万余兵力，对八路军总部麻田实施“铁壁合围”，企图摧毁八路军总部，随总部机关活动、对外称八路军教导大队的新华日报华北分社的新闻战士们，也在敌人“铁壁合围”的包围圈内。黄君珏时任新华日报华北分社总会计师兼报社管委会秘书主任。面对敌人残酷的扫荡，报社分散成若干个小分队与敌人周旋。

　　5月27日，黄君珏带着10多位战友辗转来到辽县与河北涉县交界的庄子岭。

　　6月2日清晨，黄君珏得到鬼子“地毯式”搜索逼近的情报，在乡亲们的帮助下，黄君珏与战友们分散隐蔽在道帽峰上的几个天然山洞里。道帽峰，奇峰突兀，远观恰似道士戴的帽子，因而得名。

　　黄君珏与两个女战士同在一个山洞里，那山洞离崖顶最近。当时，有限的枪支弹药都装备在战斗部队，华北分社仅黄君珏等社领导才配发了手枪，每支手枪只有三颗子弹。黄君珏将大家分散隐蔽在多个山洞，就是防止被敌人“一锅端”。她与两个战友藏到离崖顶最近的山洞，为的是准备掩护其他战友。

　　时过晌午，一百多名日军将道帽峰围住，进行搜索。折腾几个小时后，时近黄昏，狡猾的敌人终于发现了黄君珏隐蔽的山洞，他们把燃烧的柴草用绳子捆着从崖顶坠到洞口。黄君珏吩咐两个战友务必留在洞中，自己冲出山洞，躲在一块巨石后向敌人射击。撂倒两个敌人后，子弹打光了，她也身中数枪。借着火光，她烧掉随身携带的文件，砸烂了心爱的手枪，待敌人逼近时，黄君珏高呼“打倒日本侵略者”，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纵身跳下悬崖。

　　这一天，正是黄君珏三十岁生日。

　　敌人被黄君珏的壮举吓呆了，朝着沟壑乱放了一阵枪，走了。被黄君珏掩护的战友们获救了。

　　我沿着道帽峰的山间小道找到了黄君珏献身的山洞。我仿佛看见，黄君珏就伫立在峰顶，白云萦绕在她身旁，正听她叙说着当年的经历。

　　那是1927年春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15岁的黄君珏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大革命风起云涌，湖南和全国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在长沙明德中学就读的黄君珏，不顾家人反对，毅然走进了革命队伍。

　　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长沙的许克祥也发动“马日事变”，向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

　　1928年年底，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的舅舅把黄君珏秘密接到上海读书，反复叮咛黄君珏好好读书，不要过问和参与政治。黄君珏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复旦大学经济系，家人以为她远离政治、“一心只读圣贤书”了。殊不知，刚满18岁的黄君珏已经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黄君珏利用复旦大学学生会委员的身份，三次组织复旦大学师生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抗日。她还带领同学去上海市政府请愿，迫使市政府释放因要求抗日而被捕的复旦学生。

　　1933年，黄君珏大学毕业，以上海交通大学研究院的工作为掩护，参加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秘密工作。她机智勇敢、稳重可靠，深得器重。她经常从任财政部机要秘书的父亲和在南京政府任要职的两个舅舅处收集各种重要军事情报，提供给远东情报局。

　　1935年，情报局两个工作人员被捕投敌，黄君珏第一时间赶去南京，通知两个同志安全撤离，自己却被捕入狱。在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受审时，黄君珏将另一位被捕战友的“罪行”全部包揽到自己身上，战友无罪释放，自己却因此而加重了“罪名”，被判有期徒刑7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营救下，黄君珏出狱了，她又回到了湘江岸边的长沙，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冬，党组织安排黄君珏和丈夫王默馨一道去太行山区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她担任新华日报华北分社总会计师，兼任报社管委会秘书主任。艰苦环境中，在她与报社战友的共同努力下，报纸坚持正常出版，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报社除了坚持出版报纸外，还要经常背着机器与敌人打游击。为了当好报社的管家，黄君珏利用南京等地的社会关系，为报社筹措经费1万多元。

　　1942年3月2日，为了不影响工作，黄君珏含着热泪将刚生下三天的儿子委托给乡亲代养，自己则潜心扑在报社的工作中。从此，她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儿子。三个月后，英雄母亲壮烈牺牲。

　　2015年8月24日，黄君珏被列入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以黄君珏事迹和原型创作的晋剧《战地黄花》，感动了无数观众。

　　在太行山庄子岭，我们寻找黄君珏的踪迹，寻找用信仰和担当铸就的忠魂。

　　（作者：鄢德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