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都社论

我国拟立法明确医师在公共场所自愿救助不担责。8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臧铁伟在记者会上介绍，医师法草案（三次审议稿）将提交本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草案明确医师在公共场所因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在公众的印象中，医师群体凭借其专业技能，在应急施救方面肯定会有比较大的优势，可能有不少人还会想当然地认为，医师施救肯定应当被鼓励。但问题并非这么简单，现实中有的施救行为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可能产生纠纷，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医务工作者，都会面临这样的风险。正是考虑到存在风险，过去相关的法律规定中，没有见义勇为的专门条款，医师也并没有因为其职业而被特殊对待。

　　显然，过去法律规定的缺乏并不意味着见义勇为不被鼓励，而是因为在风险处置和责任界定方面缺乏针对性的安排，完善这方面的工作，就意味着法律规定必须有相应的设计。这背后的道理很简单，施救不一定能挽救生命，但不施救的后果通常会更严重；一方面可能失去生命，这是直接的损失，另一方面，没人敢施救传达的信号也很负面，对于社会道德也会产生不好的效应。

　　近年来，外界对于见义勇为条款的呼声非常高，民法典对此作出回应。民法典第184条专门设置“好人条款”，即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意味着解除见义勇为的后顾之忧，有利于激励人们参与施救。回到医师群体，既然在民法典中已经明确专门设置了“好人条款”，那为什么还要对医师群体作专门规定？

　　医师也有着普通人身份，民法典的规定显然也适用于这一群体，医师法之所以也要设置“好人条款”，其初衷大致有二：一是，对接民法典所做出的规定；二是，基于医师群体的特殊性，意在激励他们参与紧急施救。

　　从日常经验不难判断，医师群体参与施救更让人放心，这也是为什么在遇到需要施救的情况时，医师群体往往受到召唤，在商场、高铁列车上等公共场合，广播经常会寻求医务工作者的帮助。但施救永远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这也意味着，即便是医师施救，也并不能回避相应的风险和纠纷，即便法律层面对这些纠纷会主张支持见义勇为的一方。

　　南都报道提及了近年发生在列车上的典型案例。2019年3月17日，在柳州开往南宁东的动车上，乘客陈医生听到车内广播紧急呼叫，同程旅客出现腹痛情况，遂紧急赶往事发现场对其进行救助。但救治行为结束后，列车员要求陈医生出示医师证。陈医生表示自己没有携带医师证，列车员又要查看她的身份证和车票，进行拍照留存，并要她写一份情况说明，留下具体联系方式、签字画押。

　　该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南都报道也注意到有案例出现纠纷，医师施救导致相应的后果并遭遇索赔。这些案例都发生在民法典落地之前，如今有了“好人条款”和即将审议的医师法草案，社会观念是否出现相应的转变，仍有待观察。每一个案例情境有差异，争议可能难以避免，既然法律已经转变，社会就要适应这样的安排，享受由此带来的便利，也要承担可能产生的问题，尤其是被施救一方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风险，理性对待施救不成功。

　　法律界人士在解读医师施救行为时普遍认为，医生对非医疗场所内处于危急状态的病患实施救助，虽然也是执业行为，但本质也是一种“见义勇为”的善举。的确，社会对医师群体有更高的期待，这是很正常的心理，但不可能按照医院的操作规范来约束其行为。施救所处的环境，医师所利用的资源，已经没有医院的大背景，这些客观条件都意味着，医师施救只是一种应急行为，不能因为施救者是医师，就对其提出不合实际的更高的要求，当然更不能因为其身份特殊而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

　　医师法拟提倡医师见义勇为，符合社会各方的期待。愿白衣天使们在医院外，也能成为拯救生命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