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成每一次器官捐献者与受助者的生命连接，都需要协调员与医院付出很多努力 

医护人员向捐献者默哀致敬。 郭勇/摄

　　一个生命逝去，数个生命重生。这不是神话传说，现实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穿梭于死生之间，构筑一个个生命的奇迹——撮合人体器官捐献，让衰颓的生命重现蓬勃。

　　冲刺48小时

　　7月4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90后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吴秀芝接到一家医院的电话，一名身患重症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的男孩入院后脑血管出血，情况危殆。按流程，赶到医院的吴秀芝需立即将病人病历拍照发给湘雅二医院OPO（器官捐献办公室）负责人郭勇，补充CT、B超图像等，由后方评估捐献器官的可能性。

　　“下一步的关键是医生对病情的判断，还有家属是否接受。”吴秀芝说，此后主治医生的诊断介绍，也是家属能否认同器官捐献的重要原因。

　　抢救没能挽回生命，医生判断男孩已经进入脑死亡状态。悲痛的父母表达了捐献器官的意愿，他们希望能在他人的身上看到儿子的存在。

　　湘雅二医院评估的结果是器官捐赠可行，正要实施手术时，男孩父亲提出希望按照家乡风俗，阴历二十七（7月6日）过后再做。为了尊重家人意愿，吴秀芝联系对方医院继续保持治疗，并在医院跟踪进展。

　　7月5日凌晨5时，长沙铁路医院的医生来电，另一位患者家属有意捐献器官。

　　两次OPO工作形成重叠交叉，这在单个工作人员的经历中都是罕见的，工作量极其繁重，稍有差错，就会留下无法挽回的遗憾。

　　新的捐赠者是一位来自四川的患者，乘坐火车经过长沙时突然脑出血。7月2日收到讯息后，吴秀芝来到医院与患者家属联系，对病况进行评估后，经过多次沟通，得到了家属的理解。

　　7月5日凌晨，这位患者病情恶化宣告不治。来不及吃早饭的吴秀芝驱车直奔医院，在市红十字会的指导下，协调各个医院部门，签证文件收集资料，联系本院医生来进行手术。

　　这次捐献的肝脏和眼角膜，可以让一名肝病患者有复生的希望，两人重见光明。

　　从凌晨5时到12时，吴秀芝需要在不同的楼层来回奔波，为了协调医院各个部门，并及时跟家属沟通解释各个环节，她手机满格的电量很快就被清零。7个小时忙下来，吴秀芝觉得自己好像也“清零了”，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让吴秀芝欣慰的是，在送她上车时，器官捐赠者的家属含泪向她致谢，“快回去休息吧，你们是真的把这当成了事业的人！”

　　“人家刚奉献了大爱，却还在关心你，一下子存在感暴增。”吴秀芝说，她简单吃了个中饭就赶到另一家医院，对那个男孩的病况做跟踪、评估，并预先联系好前期的工作安排，直到深夜才回家。

　　第二天一觉醒来，吴秀芝又立即赶到这家医院，将上一个捐献者的“功课”几乎重复了一遍。直到7月7日凌晨3时，那个脑出血的男孩被送进手术室。男孩的肝脏捐给了两名患者，加上肾脏和眼角膜，6个人的生命由此焕发新生。

　　回到家中，拖着一身疲惫的吴秀芝在父母怜爱的目光中倒床就睡。

　　4年间，这个年轻的90后在同事们的支持下，成功协调完成了70多例捐献，帮助逾百人获得新生。

　　凌晨3时的砸门人

　　长相甜美心思灵巧的吴秀芝的业务分区是在长沙市内，而1991年出生的马望宗则和另一名男同事被派驻湖南省西部的怀化市“抓业务”。

　　初入行时，他曾遭遇了惊险一幕。

　　2014年湖南省邵阳武冈市，四川某地的一个团队到当地包了一个工程项目。不久，一名20多岁的工人在工地上出了安全事故，经过一番抢救仍无法挽回该男子性命。武冈市人民医院的科室主任向男子父母介绍了器官捐献的工作后，哀痛的家属最终决定联系湘雅二医院捐献孩子器官。

　　马望宗和同事驱车疾驰而去，在凌晨3时左右与家属见面。

　　到医院与家属在医生办公室交谈不久，突然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和凶狠的叫喊声，数个拳头用力地砸在大门上，在寂静的夜里格外瘆人。

　　“刚出道”的马望宗壮着胆子询问对方的身份和来意，几名壮汉声称是受伤工人的兄弟，并威胁马望宗不要跟自己的“母亲”乱讲话。

　　“我当时一头雾水，但记得这个工人是独子，没有兄弟，心里便怀疑有诈。”身材壮实的马望宗一边将门打开一条缝，一边用脚死死顶住门沿，大声与对方沟通。

　　一番对话后，他才明白——来的是包工头一行人，他们担心伤者父母喊来律师要赔偿加价，于是带人过来闹事。得知真相后，这伙人才悻悻离去。

　　“以前人们的认识没有这么清楚，甚至还有误解。随着媒体报道的增多，民众知晓和理解的也越来越多。”7月8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OPO负责人郭勇介绍说，目前他们科室10人，8人分别跑各个片区。除他之外，一人为85后，其余都是90后。这些年来，在两代中青OPO工作者的努力下，完成了800多例器官捐献工作，挽救的病人约为2500人，占湖南省内总捐献数的三分之一。

　　郭勇回忆，当年他是跟随博士生导师、湘雅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彭龙开教授开始做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由于民众不解，遇上吐口水、打人的情况并不罕见。

　　2012年左右，刚满30岁的他闻讯赶到一家医院与伤者妻子协商器官捐献之事。正在悲痛中的妻子闻知来意后，盯着他看了一会，称她去商量下就回，让郭勇就地等候。

　　结果几分钟后，迎来的却是七八个气势汹汹的壮汉，口中嚷嚷着要教训那个“搞器官的”。亏得他反应快，飞速跑开才得以幸免。

　　湘雅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该院OPO开创者彭龙开说，2010年全国有10个省份开始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之后名单里添加了湖南。2011年湖南做了第一例，2012年做了7例。当时，这在民众心里产生了震动和冲击。

　　“那是一个肝脏损伤的患者，他去世后捐献了一对肾脏。当时记得，捐献与需求几乎是1∶200。”他回想，当时有些患者经济条件不好的，或者轮候不到的，就直接放弃了生的希望。

　　捐献与需求的巨大落差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多位接受采访的OPO人士表示，在政府动员和媒体的频繁报道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器官捐献的理念。

　　常年奔波于湖南省西部地区怀化市下辖几个县区的马望宗透露，当地卫生部门开医院工作会议时，都会强调对这项工作要给予支持，并层层传达，为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巨大方便。而实际与患者家属的沟通中，那种言语激愤甚至动手的情况已经罕见。

　　2015年1月16日，知名歌手姚贝娜因病去世。她弥留之际提出，把遗体和眼角膜捐献出去。姚贝娜的大爱之举为4名患者带去光明，被媒体广为报道，这项“让生命接力前行”的事业，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2019年5月21日，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淳口镇高田村，88位村民做了一个刷新传统丧葬观念的决定——集体签署志愿书，在去世后捐献遗体器官。

　　“人死了什么都带不走，如果能救别人，何乐不为？”时年56岁的高田村村民朱际葵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后，妻子周世贵和儿子朱涛也在一旁填表，签下遗体器官自愿捐献协议。

　　2020年5月，本该参加当年高考的湖南女孩薇薇不幸查出伯基特淋巴瘤晚期，原本温馨的家庭瞬间冰冷。弥留之际，女孩却想着尽最后的力量回馈温暖过她的世界，让母亲在她去世后将其遗体捐献。薇薇去世的第二天凌晨，母亲同意了遗体捐献。她说，那一刻想起了女儿坚定的眼神，更想让女儿走得有价值。

　　据悉，截至2021年7月15日，全国已有3557022人登记捐献人体器官。截至今年6月30日，累计实现捐献35030例，捐献器官103293个。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关于生命与希望的温暖故事。

　　让人感动的除了生命重生还有人性光辉

　　湘雅二医院OPO负责人郭勇称，从已经捐献的800多人看，疾病与意外伤害各占一部分。其中低年龄段的小朋友，约占了10%-15%左右。18岁到40岁这一年龄段占总数30%左右。这是因为工作意外和交通事故居多。40岁-60岁的捐献者多是因为身体健康原因。而为了“搭桥”促成捐献者与受助者的生命连接，协调员与医院要付出很多努力。

　　他说，国家法律规定，当患者心、脑死亡时才能做器官捐献。而依照流程，患者的临床医生确定病人无法拯救后告知患者家属时，有些医生会在之后征求家属意见。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如果没有临床医生和主任、分管院领导的支持，从我们的数据来看，没有一例可以成功。”郭勇说，这是因为在接受治疗时，患者家属与医生会产生紧密联系和信任。没有医生的推荐，作为“外人”的协调员不会得到家属的理解，何况当时家属往往正处于最痛苦的时刻。

　　按照目前的法规，诊疗医生和医院几乎是无偿地支持这一事业，却会给他们带来不少的烦恼：原本可以离开医院的患者要继续留到重症监护室，一天几千上万元的费用，对患者家属也是负担。而管床的医生和护士要继续监护，新的病人进不来……

　　最让医生头痛的是，万一有其他因素家属闹事，麻烦更是一堆。

　　数据显示，理解但不愿意具体支持这一工作的医疗机构，仍占有相当比例。

　　而具体促成捐献成功的因素，还包括对患者病情的细致评估，协调员苦口婆心地劝说，或动之以情或晓之以理。

　　吴秀芝直言工作中充满了矛盾的情感——一方面同情患者和家属的痛苦，另一方面又知道患者的离去有机会让其他人获得新生。“家属期望亲人能早日恢复，而知情的你感同身受，只能小心地触碰那个敏感点，在这种矛盾中反复来回。”

　　她回忆在7年工作中最难忘的一次经历，甚至让擅长交流的自己都压抑得难以启齿：一个名叫羽翔的男孩，患有脑血管畸形，在重症监护室救治了一个多月，仍然没有挽回生命。在孩子2岁、6岁时，脑血管畸形，这颗埋在孩子身上的不定时炸弹，曾两度威胁到其生命，都是几经抢救而挽回。

　　“我看着她，无数次祈祷，无数次失落，哀伤一点一点地抽走她的坚强意志。你真不好开口去打扰一个多次从死神那里要回孩子的母亲，只能给予无声的陪伴。”吴秀芝说，出乎意料的是，当她小心翼翼地提议捐献器官时，却获得了同意。羽翔的妈妈说，羽翔从小有一颗善良的心，母子俩走在街上，看到乞讨的人，总会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看到汗流浃背的环卫工人，孩子总会要求妈妈，去买水给他们喝……

　　这位即将与儿子生离死别的母亲坚持认为，孩子一定愿意在离开人世后为能帮助别人延续生命而自豪。

　　吴秀芝说，签署器官捐献登记表那天，天寒地冻，但她心中却充满了感动——不仅仅是又将有3个生命因此得到重生，更多的是因为这对母子散发出的人性光辉，让她分明感受到一次生命的洗礼！若干年后的医师节，她曾在人民大会堂向数千名代表讲述了这个故事，期望这样的善意被更多人传递。

　　扎根怀化的马望宗感同身受。他认为，工作中这样的情感拉锯和洗礼，精神压力相当大，一种难以名状的纠结，是驱使他前行的动力，也是一种束缚。

　　他表示，虽然部门没有硬性的指标考核，但是既然担负这一职责，就得不断努力。然而，在一些偏远山区，地方风俗也会对捐献工作造成意外的困难，甚至占拒绝总数的六成以上。“很多家属其实愿意，但他们不想回老家后被人指指点点。”

　　他建议学校教育中可以潜移默化地引导，或者推行一些讲座，年轻一代的观念改变了，就能坦然面对类似的事情了。

　　800户“亲属”

　　6月22日上午，郭勇的手机急促地响起：一个湖南邵东县的捐献者家属来电求援，自家亲弟弟摔伤了，并且可能视神经损伤。由于这个手术当地县医院做不了，他期望到湘雅二医院来就诊。但当前湘雅二医院眼科住院没床位，担心会耽误对方治疗，于是郭勇给湖南省人民医院的朋友打去电话，希望能帮一次忙。

　　“你买了一台车，4S店会给你做售后服务。捐献者是挽救过别人生命的人，我们自然也要做免费的‘售后服务’——帮人联系看病。”郭勇称，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相当于是800多个捐献者家庭的家属。在做器官捐献协调工作时，他和同事与捐赠者家属无形中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和联系。他们看病遇到问题，很多人都会找过来。

　　郭勇坦言，求援的人数多了后，现在他们已经明显力有不逮，难承重负了。为此他曾和湖南省红十字会提出多次建议，组建相关的志愿服务队伍。他举例说，依照目前速度，10年后医院OPO接受的总捐献人数能超过2000个。2000个家庭的医疗援助和联系显然不是他们科室10个人能担负的。

　　协调员吴秀芝也有同样境况。

　　她说，就在7月10日，一位捐献者的家人打来电话，说父亲脑中风了，想寻求帮助到神经内科住院。因家人没人学医，此前有什么身体不适就会让吴秀芝帮忙参考一下，或者帮他们到医院去找教授看一看。

　　一位协调员表示，过年时常收到捐献者家属的短信，嘘寒问暖，让人很暖心。“尤其年长的老人，他在心里会把你当成一个亲人，当他原来的孩子，成为一种寄托。”而遇到这种“亲人”求助医疗服务时，他都会认真去落实，唯恐辜负这种信任。

　　湘雅二医院移植科主任彭龙开透露，经过10年发展，器官捐献日渐为人熟悉，而随着国家医疗水平和保障能力的提升，加之民众生活水平提高，对于医疗服务有更高需求。从移植手术的数据分析，需求与捐献之比仍然高达30倍之多。而另一方面，全国百万人的捐献率只有百万分之四，与欧美国家相比不到十分之一。

　　很多病人因为等待过于漫长而丧失了机会。

　　郭勇说，在常年的奔波中，作为一名资深OPO人士，他能深切感受到同事们在器官捐献的成败交替中聚集的“负能量”，既有被使命催促的压力，也有亲历生离死别的苦闷。“迫切需要有一种心理咨询和减压机制，能让从业者驱散心里的阴霾。”他说，可能不仅是他说在医院的同事们，整个湖南10所能做移植手术的医院，那些常年从事OPO的执业者，都迫切盼望职业环境的优化和改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洪克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