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5月22日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袁隆平，因多器官功能衰竭，于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

2020年，系列纪录片《时代 我》入围第四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D20提名单元，纪录片《时代 我》首集便聚焦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通过本集副导演赖章萍的文章，IDF与大家一同缅怀袁隆平先生。

作者：纪录片《时代 我》副导演 赖章萍

本文经腾讯新闻《时代 我》摄制组授权转载

袁隆平这集，从操作层面来讲，无疑是最难拍的一集了。

袁老师身边总围着各种媒体和来访者，与他独处是不太可能的事。拍摄到了第三次，我们才有机会和袁老师真正对上话，而直到拍摄结束，我也不确定他是否记得我们几个给他拍纪录片的年轻人。

大多数时候，摄制组都只能默默找到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小角落，安静地记录着袁老师周边发生的一切，也有幸如此，得以让我们做到了旁观者的视角，实现最真实的记录。

左起：摄影朱元铂 导演王笑恒 袁隆平 副导演赖章萍

第一次见到袁老师，是在三亚，2019年1月31日，离那年春节还有前四天。每年的11月到来年的4月份，袁隆平率领着科研人员，如同候鸟般来到三亚，进行水稻研究。虽然快春节了，也正是农忙的时候，许多科研人员都不能回家过年。水稻基地里，稻田被高高低低的秧苗分成了很多块，挂着不同的标签，上面清楚地标记着水稻品种，种植的日期等信息。那天早上，正好有一块田要插秧，我们和插秧的农民聊了一上午，原本已不抱希望，快到中午时，才接到“情报”，袁老师要来看稻子！

不一会儿，袁老师出现了，蓝色西服，黑色西裤，步伐稍慢。他径直走向种超级稻的那块区域，我们上前打招呼，介绍说是给他拍摄纪录片的，然而袁老师只让我们给他和超级稻拍照，没对上话。好嘛，袁老师把我们当成别的媒体了，还热心地让我们拍照“交差”。

初次照面前后持续不到3分钟，谈不上顺利，甚至让人有些沮丧。这种沮丧时常伴随着之后的拍摄中。这么说吧，我掉过眼泪，也和导演红过脸，吵过架。

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贴近袁老师？大大的疑问萦绕在节目组的心头。

我们别无他法，只能用耐心和洞察，守着拍呗！慢慢地我们对袁老师有了更贴近的观察。

90岁高龄，这是个本应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然而，袁老师的字典里没有退休的概念。在频繁的工作事务以外，袁老师尽量让自己的生活保持简单。

每天早上8点起床，下楼第一件事是开门见稻，一边看着他牵挂的杂交稻，一边做健身操，也就是正片开头的那一幕。屋子后的水稻田是特意为袁老师保留的，因为城市建设原因，原来在杂交水稻中心附近的试验田，已经搬到了郊区，路途遥远。屋后的这块地种的是袁老师看重的实验品种，片子拍摄时种的是第三代杂交稻，19年10月22日进行了收割，验收的亩产达到1046.3公斤，袁老师很满意，他认为该品种未来有希望带来产量上的重大突破。开门见稻之后，袁老师才开始吃早餐，鸡蛋，米粉等，吃的很简单。

给袁老师做采访

大概9点钟左右，袁老师会去办公室，开始上午的工作。是的，90岁的袁老师依然坚持工作日每天都去办公室办公。批示文件，主持会议，会见客人。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客人来访，登记册上密密麻麻地写着来访人员，会见时间和时长，有时候一上午能有三四波客人，接连不断。

忙碌到12点，袁老师回家吃午饭。饭后和家人一起坐坐，看看电视，之后是午休时间，大概到两三点。下午袁老师通常不去办公室，而是在家继续工作，听工作人员汇报工作，以及免不了会见找到家里来的拜访者。

和妻子邓则一起逛超市，是袁老师晚间的放松活动。晚饭前，由保姆开车，载着袁老师和邓老师，一起到附近的超市逛逛。买点家人喜欢吃的菜，也关心关心米价，袁老师喜欢热闹有人气儿的地方，逛超市的习惯也一直保持着。

熟悉的开场曲响起前，袁老师已经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看新闻联播是固定节目。水稻生产和天气息息相关，因此随后的天气预报也是必看的。他说自己最关心哈尔滨和三亚的天气，刚好一南一北。

没有意外的话，晚餐的时间固定是晚上八点。看当天的心情，有特别想吃的，袁老师就会提前嘱咐厨师。通常都吃得很简单，主食一般有面、粥、面包、菜都是家常菜。我们拍摄吃晚餐的那晚，袁老师想吃担担面，厨师就用现成的担担面酱给做了一碗。

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是袁老师锻炼脑力的时间——打麻将。牌搭子是固定的，每晚9点钟左右大家就陆续汇集到袁老师家里。麻将桌上的袁老师劲头十足，赢了牌会开怀大笑，失了牌也会呜呼痛惜。在一旁默默拍摄的我，尤其喜欢这个时刻，这时候的袁老师就是一个普通的爷爷，是个生动有趣的老头儿。

袁老师如今的生活很简单，但是据邓老师和孙女们的透露，早年间，袁老师也是个有情趣，有诸多爱好的“文艺青年”。除了众所周知的喜欢游泳和拉小提琴，以前家里还收藏着很多电影碟片，偶尔袁老师会和邓老师在家里看夜场电影，看到半夜。而16岁的大孙女还记得小时候爷爷带着她跳踢踏舞的经历。

片子开头孙女的采访是个惊喜。平日里，袁老师的儿子和孙女们通常在周末和节假日时会到袁老师家里聚餐。那天是袁老师的生日，正好聚齐了。三姐妹的名字都是爷爷取的，而且都和节气天气有关，可以说是非常“袁隆平”了。和大多数的80、90、00后一样，三姐妹也总在教科书里“偶遇”袁隆平，语文、生物、历史，从课本上认识自己的爷爷，这种极其稀有的体验是怎样的呢？这太令人好奇了。

一开始她们都有点害羞，慢慢聊起和爷爷的故事，想起有趣的回忆，才时不时地开怀大笑起来。回过头来看她们的笑容，也能体会到，爷爷对她们的宠爱，以及，这是一个多么有爱的家庭呀。

在长沙，我们还采访了袁老师的大儿子、三儿子、二儿媳、三儿媳，袁老师的保健医生张医生，厨师付阿姨等等。他们与我们分享了自己眼中的袁隆平，那个袁隆平不仅是杂交水稻之父，而是爷爷、父亲、公公、老板，使我们得以拼凑起一个更加立体的袁隆平。在一次拍摄中，三儿子开车载着我去超市采购一个紧要的拍摄用品，救了场。他们无私的帮助和真诚的分享，是纪录片这份工作中，最令我珍惜的时刻，常常令我感慨自己是如此地幸运，能够得到这么多的信任。限于篇幅原因，许多采访无法放进正片，我们剪成了花絮，供感兴趣的观众欣赏。

最后一次给袁老师看片

最后对于拍摄的帮助，我不得不提辛业芸主任，她是跟在袁老师身边20多年的助手，没有她的帮助，这部纪录片将无法实现。拍摄过程中，辛主任的分享和协助，不仅使我们得以一次次捕捉到那些珍贵的镜头，也令我们从另一个视角对袁老师做出更完整的描绘。好几次晚上，不管我在北京电话联系辛主任，或是拍摄时，九、十点钟了，发现辛主任还在办公室加班。辛主任对袁老师的情谊和敬业精神，常常令我感动。她最初来到袁老师身边做助理，还很年轻，三十而立，她说即使自己不能做出伟大的事业，能够参与到伟大的事业当中，也是值得的选择。听了辛主任的话，想象辛主任二十多年如一日的坚持，也不免被深深地触动。

最后一次在长沙见到袁老师，我给袁老师播放了三孙女采访的部分，袁老师看得很高兴，认真地问了我的名字和年龄，临走时，袁老师面带笑容地说，好的，赖妹妹，好走，赖妹妹。

这一切也算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