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在杭州举办“生命接力·救在身边”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十周年宣传活动。“一个人的乐队”在活动中演唱歌曲《感受生命》。他们都是27岁的澳大利亚人菲利普器官捐献的受者。视觉中国供图

　　米智慧在清洁菲利普的纪念石。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摄

　　重庆市人体器官捐献纪念园，两棵树相拥而长。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摄

　　谭道必在女儿家中展示自己绣的鞋垫。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摄

　　菲利普·安德鲁·汉考克先生身体的一些部分活在5个中国人身上。一名成都医生得到了他的肝脏，一位有两个孩子的母亲移植了他的左肾，位于重庆的乡村医生获得了右肾。一个曾以开卡车为生的年轻人换上了他的一只眼角膜，另一只则给了双目几近失明的农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有许多间手术室，2018年5月9日，菲利普躺在其中一间，被宣布脑死亡。他盖着一层蓝色的布，眼睛也被蒙住了，医生、护士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站成一排，低着头，屏着呼吸，“向伟大的器官捐献者默哀”。

　　摘取器官的手术随后开始。菲利普的脏器被放入金属盆里，眼角膜泡进瓶装溶液。医护人员端着盆出门，拐进另外三间手术室，两个尿毒症患者和一位肝硬化晚期病人正等待着尚有温度的器官进入体内，赌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一两天之后，两只眼角膜也再次看到这个世界。

　　5个器官的新主人互不相识，当时谁也不知道，改变他们健康和命运的“好心人”，是一位27岁的澳大利亚人。

    “他是我们的王子”

　　被推进手术室前，菲利普的亲人跟他做了最后的告别。父亲、母亲、哥哥和妹妹围在床边，嘴里小声念着什么，60多岁的彼得·汉考克拉着儿子的手吻了又吻。那天重庆下着雨，已是晚上10点，这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冲出病房，冲下楼，难以抑制地对着雨天哀号。

　　他接到消息赶到中国时，儿子已在接受抢救，没了意识。两年后，彼得回忆起儿子跟他最后一次交谈，是在越洋电话里，当时菲利普正忙着玩一款游戏。几天之后，他就发病了。

　　“他是一个相当独立的人，他作了决定，别人很难去改变。”彼得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大概七八岁时，菲利普想当一名教师。16岁他开始对吉他感兴趣，然后是东亚文化。他参加过“汉语桥”比赛，拿了第二名，到北京玩了3周。大学毕业后，他决心来重庆，成为西南大学的一名外教。他买了两把吉他，和在悉尼家中的一样。

　　菲利普有种独特的幽默感，照片里常常在笑，悉尼家中的墙上到处是他年轻的笑容。父亲坐在空荡的房间回忆儿子：复活节时，家人们把巧克力蛋藏在四处，“菲利普总是找到最多的那个”。

　　“他是我们的王子。”父亲说。

　　菲利普热爱冒险，在父亲保存的两段视频里，他尝试蹦极，从高空一跃而下，风吹歪了他的脸，他失去了对四肢的控制，呼吸急促，有些害怕，着陆时说着“酷”。另一段视频里，他把看着像一只大蜘蛛做成的烤串塞进嘴里，咯吱咯吱嚼了起来。

　　他去了中国的很多地方。一张照片里，他穿着古代武士的铠甲，骑白马，举刀望向镜头。

　　菲利普在23岁时确诊了糖尿病，和哥哥一样。父母给他寄了很多针头，他每天要给自己打三四针，有时不得不在外出吃饭前停下，照着肚子来一针。身边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是个病人。一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菲利普身后“认识”了他，“他是个非常阳光的人，画像里展示得都不够。”

　　18岁的时候，菲利普和母亲讨论过器官捐献，他说，活着想做个教育者，死了也想捐献器官帮助别人。“大多数的年轻人不会在这个年纪讨论这些，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澳大利亚。”彼得说。

　　菲利普是中国第七位外籍器官捐献者，重庆的首例。

    眼睛

　　陈显均有时会在生活的间隙突然想起菲利普，“他之前在做什么，他在国外是一种什么生活”。他在网上查菲利普喜欢什么音乐，是不是像自己一样喜欢Beyond那样的乐队——这有点奇怪，一个人去世一年后，才开始认识他。

　　陈显均以前是渣土车司机，34岁，有两个孩子。妻子在一家火锅店工作，一家人住在重庆市大足区的出租屋里，等待回迁房盖起。他几乎没离开过距离重庆市区约50公里的大足，也不想离开。

　　当地的房地产项目造就了一栋栋瘦高的楼，高速公路渐次修起，他和他的车子承接了城镇化进程中的废料，拉着泥土砂石往返于工地和弃土场，一天15到20趟。那辆红色的卡车他开了五六年，载重30吨，相当于半节火车车厢，有时不可避免地在新修的马路上留下一路泥。

　　每天，他的工作就是排队，等着挖掘机装车。一起跑车的人里，提一个人名不如提车牌号。他不是那种自来熟的人，但小镇上走几步就能遇到熟人，他随时给人递烟。

　　2016年秋天的一个傍晚，陈显均帮人拉完一车土，主家留他吃饭，他端起凉粉，往上一抻，凉粉断了，粘着辣椒水颤动，水恰好溅进他的右眼。他没当回事，继续吃饭。

　　第二天，那只眼睛开始发红，流泪；第五天，一起床、睁眼，他忽然看不清东西了，“感觉你在大雾里面，是一片白的”，他以为是眼花，使劲眨了眨，还是看不清。

　　重庆多雾，那是货车司机顶害怕的东西。陈显均以前在雾里出过事。2007年，他开卡车的第二年，和同事跑车，那天雾特别大，能见度很低，陈显均坐在副驾驶位上睡着了，后来不知怎么突然醒了，刚睁眼几秒钟，车撞了，侧翻在隔离带上，他的头发和衣服口袋里都是玻璃。

　　2017年，致命的白雾开始在他的眼睛里扩散，当它接近瞳孔时，陈显均就看不见了。第一次见的医生说是辣椒水造成的灼伤，“可能要换眼角膜”。

　　“我当时吓傻了，没想到这么严重。”他换了家医院，还是一样的说法，只能排队，等了一年没等到，医院建议他转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那里，陈显均看到排队登记的本子上，名字密密麻麻的，不晓得要等多久。

　　“我又没有其他手艺活，只会开车，眼睛都看不见了，还开什么车，你就没职业了。”他直直地盯着前方，陷入沉默。

　　依靠一只眼的生活打翻了平衡。他上下台阶时，总有一脚要踩空的感觉，接别人递来的烟，也总是控制不好距离。朋友问他眼睛怎么了，他说得了角膜炎，不多解释。他在街上走，不愿跟人对视，总觉得路人看他发白的眼睛，流露出的是另外一种眼光。他降低了车速，不敢再开夜车。他的生活也像一辆开进了隧道的车。

　　有一次，他在电视上看到新闻，通常眼角膜要活体取用，尽快移植到受体上，一家外地医院可以保留角膜一两周再做手术。新闻一晃而过，他仔细回想节目和医院的名字，去网上反复查了，却没找到，“不然肯定就去外地做了”。

　　陈显均没想到，转机在两三个月后出现。那天下大雨，他在附近镇上修高速公路，上午10点接到医院电话，“你是不是眼角膜要换，现在马上到医院来。”他借了朋友的车，开回家一个多小时，收拾东西，接上妻子，开始往重庆市区开，因为大雨，排队上高速公路就等了一个多小时，到重庆已是下午五六点。到医院不出一个小时，他就被推进了手术室。

　　那是他平生第一个手术，免不了害怕。“以前看父亲做骨头的手术，医生带着工具箱叮叮当当，跟修车师傅一样。”

　　他躺在手术台上，背上冒汗，亮光照下来，他那时视力已经越来越差，只觉得有个东西在眼前晃来晃去。护士剪掉了他的睫毛，在眼皮和眼袋位置各打了一针麻醉药。好的那只眼睛拿布盖上，“想睁开看，但又害怕。”

　　手术只用了一个多小时，无影灯刚一灭，陈显均已能看见，又养了几天，回到家，妻子远远地在门口比划数字，他终于又能看清了。

　　出院时，陈显均跟医生打听：捐献者是男是女？多大了？“虽然不能知道他叫什么，但心里有个感激的方向，不是完全凭空想象。”他万万没想到捐献者是外国人，一年后才从红十字会那里听说。叔父跟他开玩笑，“外国人的眼角膜，看我们还认不认识哦。”朋友们也逗他，“你现在不得了了，中西合璧。”

　　现在，陈显均吃饭时总是离桌子远些，火锅下菜时就侧过身。做完手术后，他需要服用一种药物。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购药受到影响，没按医嘱用药，眼睛里又出现了白点，但已比以前好了许多。他决定放弃开车，在表哥承包的地上除草、犁地、做监工，夏天太阳毒，他戴上眼镜保护眼睛。

　　十几岁时，他就爱车。他骑摩托车到处跑，声音轰鸣，从老家出来，整个村都知道。有一次驮着媳妇摔到田里，他急急忙忙去扶车，没管人，老婆说他喜欢车比喜欢她多。到了需要赚钱的年纪，他去开大车，“看着更威风”。他原先梦想当职业车手，现在这个愿望被平移到儿子身上。

　　重庆雾蒙蒙的一天，陈显均开着自家小车从大足穿城而过，车里放的是Beyond的唱片，他想起同样热爱音乐的菲利普。“有的老人家迷信，说把眼角膜给你，他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他握着方向盘说，“但愿它能跟着我把这一生走好。”

    另一只眼

　　重庆奉节县甲高镇九洞村藏在曲折的山里，提到换眼角膜，村民传说换的是狗的眼睛，“哪有真实的人的眼睛换给你嘛，谁相信。”

　　谭道必的家在山脚，与高山隔着几块田，洋芋、红薯、苞谷种在坡上。她1966年生，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她生在中间，一天书都没读过，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也讲不来普通话。

　　六七岁在山上放羊，羊啃了庄稼，她要挨打。她没出过远门，没见过世面，唯一的爱好是绣东西、做鞋子，能做枕头和背娃娃的包裙。21岁，她带着自己做的十几双鞋嫁了人，“婆家穷得连个板凳都没有”。丈夫很早就外出打工了，挣来了两层的房子，养活三个孩子。他今年58岁，跑得远，修高铁，修了十几年，“他说打到60岁就不干了，工地上年轻人嫌弃老人。”

　　27年前，二女儿两岁的时候，谭道必的眼睛开始有点“污”，到后来穿针也不行了。婆婆说她“眼睛那么大一双，怎么会看不到”。

　　老房子改成了猪圈，有两个台阶。她养了两头猪，一天喂三顿，一次喂食，看不清台阶，猪食“哗”地一下泼了一地，她身上也是。做饭切菜刷锅，她经常将手割得血长流。挖红薯的时节，她先用一只手摸到，另一只手刨，“大的摸起来，小的根本摸不到”。种菜弄了一身泥巴也不晓得，“看不到镜子，照进去，一点影都没有。”

　　她起初能看电视，只是“男娃女娃”分不清，后来只能看到屏幕的一点亮光。她扫地，刚把扫把放下，回头就找不到了，只能蹲在地上摸，老公说她找得到这样、找不到那样，不如干脆把做饭的刀、洗锅的刷子都背在身上。

　　后来是频繁地摔跤，一次种苞谷，她从坎上摔下来，“晕死了”，爬起来又摔了，“嘴巴流血，手也抬不起来”。女儿来接她，她迎出去，女儿故意没叫她，走到她面前，“我都没认到是我女儿”。还一次，她去女儿家，找错门口，走到别人屋里了。

　　自己做不了鞋之后，“娃娃给买了多么好的鞋子”，她一下就踩到水坑里。一位亲人深夜去世，她赶过去，别人说她像从泥巴里滚过去的。她尽量不去吃酒席，“前面是什么菜不晓得，我从来不拣菜，别人给我就吃点。”

　　村里有人说她“懦弱”，是“没得用的人”，“你带起三个娃娃，眼睛也看不到，老公又出去打工，他是看不起你嘛，自己一家人都看不起呢。”她说自己“像个呆呆一样”。

　　二女儿14岁就出去打工了，如今在广州和人合伙开美甲店，今年专门给母亲文了眉。大女儿在深圳，最初在厂里裁裤管，手都变形了，灰尘又重，现在进了一家电子配件厂。小儿子17岁时生了一场病，还要视力不佳的母亲照顾，病好了，也出去打工了。村里二十几户人家只剩十几口人，房子修得好，人都不在了。

　　多数日子，这个视力不好的女人都是孤单的，她看不了电视，村里也没有几个人能说得上话，她无法出远门，唯一的消遣是沿着公路往前走，路边开着野花，冬天也有，她欢喜看到它们模糊的影子。“怎么生存吗，哭啊，谁来照顾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哪个撑起这个家。”谭道必说，“没了一双眼睛，跟死了没得区别。”

　　小儿子还在地上爬的时候，谭道必第一次去县里看眼睛，医生说：“这种情况见都没见过，怎么治？”

　　等到她小儿子到镇上读中学，镇上的大夫说能治好她的眼睛，开了100服中药。她喝了，不见效果，去找了五六次，要继续开药，最后大夫都生气了——一般病人见没效果就不来了，她怎么还来？

　　2005年，谭道必的父亲听说重庆万州一家医院不错，哥哥带她去了，医生说“你这个必须换角膜”。一打听费用，20万元，她家建房子才花了3万元，哪里有这么多钱。

　　又过了两年，谭道必的公公去世，丈夫回家了，带她去重庆看病。“重庆的医院，被我们农村吹得，能把你的头换了。”谭道必的儿子陈忠来说，他们去了西南医院，“就相当于我们国家的清华北大。”

　　夫妻俩来到西南医院，连要挂号都不懂，去眼科转了一圈，就被一个医托骗走了，“一个老头子开了很多中药，贴眼睛，花了5000元。”他们带了7包药回去，认认真真地贴，感觉有那么一点效果，又打了一次钱过去，“家里全是眼贴的袋子，我记得最深刻。”陈忠来说。

　　在陈忠来眼里，母亲的眼睛几乎是“永远好不了的”，“是从小根深蒂固的事实”。小时候，他衣服破了，母亲看不见，总是缝得很丑。

　　2018年春节，一个远方亲戚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换了眼角膜，不贵，向谭道必推荐。“我老公说，别人的眼睛跟你的眼睛不一样，怎么换。我说管它行不行，我要去检查，我心也甘。”家人怕花冤枉钱，“他不让我诊，我就哭，还是哭，把他心哭软了就带我去看。”

　　听说她要去“上面”检查，老家的亲戚嘴巴眼睛摆起来，那意思是“就她，眼睛能治得到哦”。她看不见，但她的孩子看见了。

　　元宵节时，谭道必和家人去了医院，医生说“可以换”。

　　“当时那个心情，你不知道，一种不可能的事情突然变成可能，我爸眼角都湿润了。”陈忠来回忆。他留下手机号，护士让他别关机、别停机。过了3个月，电话突然打来。

　　那天陈忠来正巧在老家，母亲在剥豌豆，天就要黑了，他接了电话。“问我们换不换，我说肯定换。”

　　谭道必用大锅烧水洗了澡，做好了猪食，把钥匙给了邻居，第二天天见亮，就跟儿子出发了。

　　他们走了两公里山路，坐小面包车到镇上，再坐中巴到县城，又坐车到万州，最后乘高铁到了重庆，一路上儿子拉着母亲，谭道必高一脚低一脚，到医院已经下午5点了。

　　手术时，她的眼前原本是黑的，只听到夹眼角膜的响声，等到角膜放上，她就看到手术灯“在转”。

　　复查时，她见到卡车司机陈显均，互相搭话，都不敢说做了眼角膜移植，不想暴露隐私。想不到，两个人的角膜出自同一个人。

　　虽然只有右眼恢复了视力，谭道必现在能看见天上的飞机、地上的脏东西、手机上的电话号码，从重庆回家的路上，她就不用人搀扶了，“看得多么清楚，心里好高兴”。

　　她的外孙女上幼儿园了，以前在屋里窜来窜去，她想去抱，但看不清，只晓得她穿蓝色的还是红色的，现在她终于看清了小女孩的眉眼，“衣服上的花也显出来了”。

　　她重新开始绣鞋垫，复杂的纹路上有两个字，她不认识，照着图案绣上了，后来才知道，那两个字是“幸福”。

　　“我过了一辈子，没想到有今天。”谭道必没做手术的眼睛还在频繁地分泌出泪水，但好的那只看上去是明亮的。村里有人以为她换上了“狗的眼睛”。她跟人解释，“这是菲利普的眼睛，他是一名外教，生病了就把器官捐出来，这是他生前的愿望，他是个很能干的人。”

　　怕等不到，又怕来得太快

　　事后，伍军想起来，他是见过菲利普父母的。去做手术那天，他在隔壁房间看到一对外国老人在签同意书。如果还能见到他们，他想当面说声谢谢。

　　伍军是成都一家小医院的外科医生，常做疝气、阑尾和胆囊手术。他留了平头，戴边框细细的眼镜，说话利落。妻子说他是个坚强的人，在手术室里躺了6个小时，伤口从胸口拉到肚皮，又向两侧延伸——夏天去游泳要用上衣遮住，“不然会被当成黑社会”——从他脸上看不出紧张和害怕，衣服、床单、枕头都被汗打湿了，他也没哼一声。

　　他很早就知道自己肝不好，腹水使他肚子看起来和妻子怀胎9个月的一样大。他一天跑好几次厕所，有时候吃着饭就要去，晚上睡不好，接连发烧。他一度以为是肝癌，想着不治了。后来妻子怀了二胎，他想生下来吧，陪着老大，自己怎么也要把孩子养大。

　　别人不会从他的脸上瞧出病人的气息，他的情绪很少有大的起伏。妻子认为他唯一一次流露出恐惧，是去医院接受抢救。

　　2017年一个夜里，伍军上消化道出血，吐出一碗血，这是肝硬化晚期的严重并发症。在另一处照顾孩子的妻子夜里12点多手机响了，伍军告诉她，他又吐血又拉血，自己做了处理，喊了哪些人，已叫救护车，让她不要担心。

　　第二天妻子把老大送去上学，背着老二去了医院，刚一进门，伍军就说一定要去做肝移植。当时不过早上8点，他已给医学院的老师打去电话求助。

　　妻子当时并不十分同意丈夫做肝移植，“手术风险很大，有可能今天看得到他，明天就……”但丈夫很执着，他常翻手机，看肝移植的存活率有多大、需要多少费用、哪里有肝源。他加入医院的“肝友会”微信群，听到别人做成功了就高兴。

　　伍军告诉妻子，消化道出血的情况出现一次，很可能会出现两次、三次，很危险。他此后不再吃硬的东西，鱼也要避开，怕细小的刺刮了胃。妻子专门把电饭煲带去单位，中午煮很软的米饭给他。

　　伍军从2017年开始登记排队，他的孩子一天天长大。“很多人死了也没等到。”他的心情复杂，既想赶快等到肝源，又怕运气来得太快而自己筹不到钱。

　　2018年5月的一个下午，伍军在诊室接到电话，知道有肝源了。那天阳光很好，他记得清楚。妻子在诊室对门上班，负责挂号和收费，他走过去告诉了妻子，她的神情不是很急切，也不是很反对。

　　去做手术时，第一天只交了2万元押金，手术一做完，账单一下变成41万元。“从他进去手术到出来，我都在考虑资金的问题，当时我想挨家挨户去打电话筹钱，也不现实。”那个晚上，丈夫在重症监护室，妻子在酒店住了一晚，思来想去，趴在灯下手写了一份倡议书，请同事帮忙周转。第二天，她去看望丈夫，他问她的第一句话是“去交钱了吗”。

　　伍军心里有数，钱不够。他有一帮关系很好的同学，但他不愿意告诉他们。“他可能自卑，自己是个医生，得了这么严重的病，不想打扰别人。”妻子说。最终从单位、亲戚、朋友处借来了钱。

　　手术很成功，妻子觉得他更有朝气了，“看上去比过去年轻了10岁”。伍军常把伤口给孩子看，孩子摸一摸，觉得好奇。他父母隔几天就来看看他有没有来上班，确认他身体是好的。

　　伍军的生活恢复了正常，开始出诊。医院是以前的职工医院，不大，在一片居民社区里，诊室里的时钟停了很久。

　　他在白大褂的口袋里装着药，闹铃一响，他一手拧开水瓶，一手把药塞进嘴里，全程不过两秒。他后来也做了器官捐献登记，“肝不好使，还有眼角膜可以用。”

　　一个27岁的肝脏在他48岁的身体里运转，他觉得自己很幸运。菲利普告别人世的那个下午，伍军是肝移植候选名单中的第二位，排第一的受捐者因为时间赶不及而错过了移植，不知现在是否重获健康。

　　一对“双胞胎”

　　37岁的莫丽体内现在有三个肾脏，她还多了一个“双胞胎哥哥”。

　　她吃着花生，悠闲地走在四川遂宁蓬南镇的街上，像小镇电影里的女主角，性格果敢，哼着歌游荡在灰暗的老街。手机里收到陈景钟（应受访者要求化名）的微信，“歪人，在干嘛？”

　　“歪人”在当地话里是“狠人”的意思，他们经常互发微信。

　　莫丽的微信头像是她生病前的样子，扎着马尾，眼睛大而明亮，对着镜头笑。她33岁时，疾病找上了她，将她的希望、活力、健康一并打碎了。

　　一次感冒，她去医院检查，查出尿毒症，“尿毒症是电视里的东西，我怎么会得？”肾病常常不易发觉，医生告诉她，“你这个病就像一个车子没有刹车，用钢丝绳索在拉。”

　　她告诉丈夫，医不好也不要告诉她。心里却想，“腌制的肉怎么把它弄成新鲜的嘛”。

　　那一年生日，她请了一条街的人来吃酒，在街边摆了10桌，杀了两头羊，买了几十斤鱼，大家都祝她身体健康。

　　到2018年，莫丽已经到了需要透析的地步，造瘘手术已做好，突然接到肾移植通知，“我当时心砰砰跳，怀疑是不是骗子”。

　　第二天一早，一家人到医院，莫丽第一次见到“哥哥”陈景钟。“他皮肤很好，看不出是病人，我还问他们一家三口哪个做手术。”陈景钟说自己已经透析一年多了。

　　需要签手术风险知情书时，莫丽又紧张了，开始犹豫。陈景钟则积极得多，他每次透析要4个小时，第二天就没力气了，第三天又要透析，吃够了苦。

　　移植手术当天，莫丽还没起床，陈景钟就给她去了电话，“怎么还没到，医生喊我们签字了”。她记得那天家人都来了，“我不敢看我妈，我妈也不敢看我，只要喊一声，眼泪就要掉下来”。她被推走时，头也没敢回，一路上看到房顶到处是钢管，转来转去，终于到了一扇不锈钢门前，她进去了，医生开始说话，她才平静了些。

　　手术做了4个小时，她听到有人喊她起来，“手术很成功”。50多岁的陈景钟在另一间手术室也完成了手术。莫丽移植了菲利普的左肾，陈景钟换上了菲利普的右肾。

　　做完手术回到病房，那天风很大，吹得窗帘响，“还好有他陪着我”，刚做完手术的莫丽想。

　　陈景钟对她说过，“我们现在是亲兄妹，我一定要到你家里去玩的。”

　　两家相隔四五个小时车程，莫丽去了陈景钟家里一次，陈景钟来到她家两次。每到一个地方耍，陈景钟就给她寄来特产，有些水果知道寄来要坏，还是要寄。

　　出院的时候，他们跟医生护士合了影，一起乘电梯下楼，不知道是缺氧还是饿了，莫丽忽然有点站不住，她丈夫两只手拎着东西腾不出手抱妻子，陈景钟的妻子马上替他接了过来。

　　后来，两个人复查也约在一起。“我们这个关系怎么淡嘛，有共同的话题，淡不了。”

　　2019年1月，陈景钟肺部感染住院，莫丽身体也出现了状况，她对他说“你不珍惜身体，我也跟着病了”。别人说他们是双胞胎，有感应。莫丽跟陈景钟的外甥开玩笑，“我跟你舅，比你妈都亲，因为我们流着同一个人的血。”

　　做完手术，莫丽穿上高跟鞋和连衣裙，又走在老街上。当别人投来眼光，她知道那种眼光跟自己做手术前是一样的，“但在我心里感觉不一样”。

　　莫丽和家人在电视上看过菲利普的故事，9岁的外甥喊“菲利普是哪个嘛”，莫丽说“他的病治不好，决定做点好事，他把肾捐给我，所以我们就认识了”。小男孩思考了一会，转着眼珠，认真地问：“真的哇？”

    双生树

　　2018年5月7日，重庆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米智慧接到菲利普的案例。在红十字会、西南大学、医院和澳大利亚领事馆的见证下，菲利普的父母签署了捐献文书。

　　第二年的清明节，米智慧再次见到彼得，“（他）起码瘦了10斤，满脸胡子，完全变了样”。他拿着菲利普的小相机，不停翻看，不住流泪。他的两只胳膊、胸前、背上都有大面积的文身，有菲利普出生和逝世的时间，有他的中文名，有他的肖像，有他的吉他。“无论我去哪，他都跟着我。”

　　他还提到了菲利普对音乐的热爱。重庆市红十字会有意请来5位受捐者，组建一支临时乐队，为纪念菲利普而演出。不过，受捐者忙着不同的营生，也未必有音乐基础。

　　谭道必的儿子陈忠来当时正在游泳，接到米智慧的电话，“说我妈妈的眼睛是谁给捐的，是一个外国人，很热爱音乐，想为他建一个乐队。”他当即应下，那时才知道，“菲利普捐献（帮助）了这么多人”。陈显均也接到了那个电话，“这个到底是真的假的？”挂了电话，他又打过去确认了一遍才放心，“他也喜欢音乐”。

　　5个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机场，“都不陌生的感觉”，莫丽说。他们先问候身体，又聊到孩子和生活。陈景钟的儿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陈显均说“接媳妇的话我们都来热闹一下”。

　　录音棚里，陈显均穿上了皮衣，他和伍军弹奏从没摸过的吉他；陈景钟反戴棒球帽，拿着手铃；莫丽把头发烫成波浪，她和谭道必负责沙锤。所有的服装上都印着一个标志，它由菲利普的名字和一把吉他组成，不同的是，五个人的衣服，在不同位置画了不同器官的轮廓。

　　乐队取名叫“一个人的乐队”。

　　“只在KTV唱过歌，对词不懂，谱也不懂，把录音棚老师急得，好搞笑，汗水都急出来了。”莫丽说。

　　谭道必不会唱歌，歌词只记得一些，回家后，她让孩子帮忙在手机里下载歌曲，反复听，直到后来“点不出来了”。正式演出的时候，工作人员站在台下对她晃着亮光的手机，告诉她什么时间停、什么时间摇、什么时间张嘴。

　　他们参加过一些演出。演唱的一首歌叫《感受生命》，舞台上出现菲利普的虚拟影像，表演看起来像是6个人完成的。完全没有英文基础的5个人还唱了英文歌《You Are My Sunshine（你是我的阳光）》，靠汉语谐音记词。

　　菲利普的父母在悉尼看过演出直播。5个人也看到，他们家里摆满了菲利普的照片，因为听不懂英文，他们并不知道彼得说了什么。几周后，陈显均等在电视旁看演出，“看他爸妈到底说的什么”，节目配上了字幕。莫丽一遍一遍看着回放，大声念出翻译。

　　米智慧很少见到“这么阳光的受体”，许多人接受了器官，但不愿张扬。她是重庆市第一位参与器官捐献的专职协调员，已经做了9年，参与了近500例。

　　这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说得直接点，人家都要走了，你还把‘零件’取走，在中国很忌讳。”起初，她接触20例，只能做成1例。4年前，12例中能成功1例。

　　她总结出一些经验：出事的前两天不要去找家属，3天之后，家人会被拖得疲惫，进重症监护室一天动辄上万元，很多家庭支撑不了。他们下乡做推广，在每个有呼吸机的重症监护室外留下电话。

　　“我跟家属说，器官捐献跟正常人生病做手术一样，一个切口，之后会恢复遗容。能救活一个人，就是救活一个家庭，像他还活着一样。”

　　“捐献眼角膜，你看那些盲孩多可怜，对捐献者来说只是一层薄薄的角膜，一点影响都没有，但受捐助的人能带着你亲人看他没看见过的世界。”

　　“器官这么珍贵的东西，比黄金还珍贵，对要走的人来说，烧了是一把灰，埋了是一把土，人家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是上天给你做好事的机会，有人想做都没有这个缘分。”

　　很多时候劝说是有效的，但家属也会临时反悔。一次，受捐者已经得到通知，供体在推往手术室，家属突然叫停：“我昨晚接了一晚上电话，要是捐了，七大姑八大姨每人一口唾沫都把我淹死。”

　　米智慧有时需要去村里参加葬礼，代表机构发言：“捐献者是好人，捐献是无偿的，救活了多少人，你们村是好人村，他在天上看着你们，保佑你们平平安安。”这样，能减轻捐献者家属的压力。

　　重庆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任周学跃说，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捐献，在当地志愿登记的人里，30岁以下占65%，30-45岁占24%。实际捐献者中，大部分是意外死亡的，外卖员出车祸和年轻人突发脑血管疾病致死的情形越来越多。

　　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停止死囚器官使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发展10年里，累计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了251万人，完成捐献的有3万多人，他们捐献的器官挽救了9万个生命。“但每年有30万人在等待器官移植，大部分在等待中去世。”周学跃说，供需悬殊。

　　“一个人的乐队”第一次演出后，回到重庆，5个人提出要到菲利普的“墓地”看看，所有人都憋着眼泪。

　　彼得很想要一件乐队的演出服，而且虽然知道语言和距离是障碍，很想面对面拥抱5个人。他对记者说：“当我见到他们，就像见到菲利普，这五位是家人的一部分。”

　　“明年5月，就是菲利普离开3周年了，我们仍然不能走出伤痛。”彼得流着眼泪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他家门前种着3棵树，象征着3个孩子，属于菲利普的那一棵仍然茁壮生长。他们为纪念菲利普又种下一棵，“我们用眼泪浇灌它”。

　　菲利普的骨灰一部分放在家中，十字架下，竖着“P.A汉考克之灵位”的木牌，旁边放着彼得买的小房子，房子的门始终敞开。另一部分骨灰埋在悉尼城边最悠久的墓地，周围有瀑布和棕榈树，墓碑上写着“He lived his short life to the fullest（他把短暂的生命活得淋漓尽致)”。

　　在重庆市人体器官捐献纪念园，人们为这位澳大利亚公民立了一块纪念石，上面嵌着他和大熊猫的合影，旁边还立了一把金属吉他。“他的生命在5位中国人的身上得到了延续。”石刻铭文上说。

　　那里有同样的宁静，绿草茵茵，一棵大树静默伫立，那是一棵大叶榕和银杏的合体。纪念园工作人员说，银杏即将枯萎之际，大叶榕环绕它长出，银杏于是延续了生命。

　　（田文生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