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毅

杨延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担任上海享有盛誉的广大华行副总经理，同时又是党的秘密工作战士。1980年热播的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男主人公张公甫，与国民党中统、军统斗智斗勇，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张公甫就是以杨延修和他的领导卢绪章为原型塑造的。

广大华行的重要创始人
　　杨延修，原名杨连生、杨再之，1911年1月出生于江苏泰州一个贫苦家庭。7岁来到上海投靠摆皮匠摊的叔父，后在上海英商、法商洋行做过练习生、职员，其间曾入夜校学习，积极参加学生会活动，任民治夜中学生会主席。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不做亡国奴，他应招成为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第三届团员。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为了支援十九路军抗击日军，包括杨延修在内的100多名团员宣誓签名组成服务队，奔赴前线救治伤员，抢救难民。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杨延修所在的童子军团担架队才撤回上海，受到市民热烈欢迎。在抗日斗争的实践中，杨延修深刻认识到，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中国的抗战才会有出路。
　　1933年，为了抗敌御侮谋求活动经费，杨延修与卢绪章等其他四位青年集资300元（当时币值），在上海成立经营药品、医疗器械的邮售业务公司广大华行，杨延修负责包装业务。到1934年，公司营业额每月达到数千元。为了招揽更多客户邮购业务，除了“广大华行”的招牌外，另外加挂“海思洋行”“友宁行”招牌，三块牌子，一套人马，业务蒸蒸日上。1935年底，杨延修等公司创始人在浙江嘉兴南湖召开会议，总结前一年半的工作，规划今后的工作。经过讨论，决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读书活动和爱国活动，将早日建立进步的有影响的青年社团作为广大华行的主要目标。这一决定对以后广大华行成为党领导下的秘密组织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广大华行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为了在洋行职员中广泛开展群众运动，在杨延修、卢绪章推动下，1936年10月，以广大华行、海思洋行为核心的“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成立。联谊会经常举办时事讨论会、专题报告会，组织洋行职员举办读书会、参加军事训练班和救护队等。1937年9月，党组织在联谊会建立党支部。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地下党组织决定将“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改建为完全公开合法的群众联谊团体“华联同乐会”，并于1938年4月取得公共租界工部局颁发的C字264号核准的登记证，取得合法公开的社会团体许可证。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杨延修任“华联同乐会”理事、秘书处主任，后又兼任服务部部长，同时担任同乐会党团成员。同乐会成立以后广泛开展文化教育、文娱体育、会员福利等服务活动，并以此为掩护，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以及党的秘密工作。到1939年夏季，华联同乐会拥有会员1万多人，成为上海地下党外围组织中人数最多的公开合法团体。
　　1939年9月，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和江苏省委在上海物色党的干部，去国民党大后方建立党的秘密机构，执行党的秘密任务。鉴于广大华行有一定经营基础和社会基础，多年的经营业绩良好，并在西南大后方有分行机构，拥有一条从上海经香港、越南海防到西南的交通运输线路，熟悉各方面人物，且广大华行创始人中卢绪章、杨延修、张平3人是地下党员，这些党员素质较高，在上海抗日救亡运动和华联同乐会中表现突出，江苏省委经过慎重考虑，于1940年年初决定以广大华行作为掩护体，并把它改建为党的秘密工作机构。广大华行的党组织由周恩来亲自指导，党对广大华行党组织一般是单线联系，与地方党组织不发生任何联系。周恩来指示广大华行，必须坚决贯彻党的白区工作方针，充分利用各方面的关系做掩护，提高广大华行和个人的社会地位，使这个机构长期保存下去。杨延修随后被上海地下党调往昆明工作。为了承接好党交给的秘密任务，广大华行决定进行改组。1940年6月，广大华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召开，讨论通过了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方针、公司章程、经营范围等。会议选出杨延修等5人为董事，杨延修任公司副总经理。

化解昆联社危机
　　随着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上海很多机构纷纷迁往西南大后方，全国各地在昆明开设的诊所和医药商店日益增多，广大华行认为昆明有国际通道，经香港、经越南海防均可畅通，不会因战事中断交通，决定在昆明设立分行。上海广大华行定名为广大华行上海分行。1938年1月，广大华行昆明分行正式成立营业，这是广大华行在西南大后方成立的最早一家分行。昆明分行抓住有利商机，业务发展迅速。1939年，杨延修由广大华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升任昆明分行经理。为广泛联系国民党政界、军界上层人物和企业界人士，及为公司在西南地区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杨延修决定仿效上海华联同乐会的组织形式，在昆明举办昆明业余联谊社（简称“昆联社”），开展业余文化娱乐活动。杨延修任昆明业余联谊社主席。
　　杨延修利用业务工作关系，先后结识了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其中包括中央储蓄会昆明分会经理张军光、昆明市市长裴存藩、昆明市政府秘书长兼三青团副主任委员刘志寰、云南省商会会长严燮成、昆明市商会会长周润苍，以及当地金融实业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和实权人物。1940年春在昆联社举行的第二届“征求社友”活动中，裴存藩担任征求队名誉总队长，王齐兴、钟韵琴为名誉总干事，云南省主席龙云之子龙绳曾、中国银行昆明分行行长王振芳、云南省政府军医处处长周晋熙等20名市政要人担任名誉队长。龙云还为《昆联社特刊》题写刊名，裴存藩题词“敬业乐群”四个字。这些为广大华行在西南地区的业务发展和掩护党的秘密机构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社会基础。
　　然而，意想不到的危机正悄然向昆联社逼近。1940年7月的一天晚上，国民党昆明市党部带领一批武装宪警突然包围昆联社。他们封锁交通、把守大门、阻止进出、进行搜查。杨延修临危不惧，不慌不忙地出示印有“上海广大华行运输经理、上海永平保险总行总经理、上海法商保太保险公司水险部经理”等头衔的名片，向来人表明身份，并声明昆联社是合法团体，开展的都是正当的抗日群众活动。由于杨延修他们早有准备，敌人一无所获，悻悻而归。尽管敌人没有抓到有力证据，但昆联社党支部认为这次突击搜查绝非偶然，他们意识到一场严重政治迫害已经开始，必须严加防范。当晚杨延修即在宿舍内清理销毁党内文件。第二天清早，党支部经过认真分析，认定敌人并没有搜查到任何违法证据，因此一方面应利用当地国民党中央派和地方派之间的尖锐矛盾，另一方面应积极引导因遭受突击搜查引起社员的不满情绪制造舆论，争取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和广大社员的同情与支持，开展合法斗争，向敌人进行反击。
　　第二天，杨延修约请当时任昆联社监事长、中央储蓄会昆明分会经理张军光一同去云南省党部讨回公道。张军光是个很有背景和活动能力的高级政客，拍着胸脯对杨延修说：“杨兄，这事有我，一定叫他们好看！”杨延修和张军光一同见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陇体要。当时陇体要正在主持讨论昨晚搜查昆联社的事件。张军光向陇等陈述事件经过，要求省党部迅速采取切实措施，以防止事态扩大。陇体要故作惊讶，他知道昆联社与政界、军界多有联系，且早就听说事态不妙，觉得再僵持下去，很难收场，他当即厉声斥责正在身边的昆明市党部书记樊汝平，樊无言以对，一时十分尴尬。
　　为了平息昆联社社员的不满，昆明市党部不仅发还了在昆联社搜掠的书刊，而且由省党部书记陇体要出面宴请杨延修、张军光等昆联社20多人。陇体要向杨延修道歉，保证今后仍支持昆联社活动。对于这件事，杨延修向卢绪章汇报后，共同认为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后来，卢绪章传达周恩来指示精神，要求杨延修不再和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的关系，退出昆明地方地下组织，也不和左派人士往来，给外人造成杨延修只顾赚钱做生意的印象。在党内，杨延修只和卢绪章保持单线联系。在杨延修的领导下，广大华行昆明分行成为广大华行地下党组织在西南大后方的一个重要秘密联络点。

为党掌管“钱袋子”
　　广大华行昆明分行自1938年成立至1940年，短短的两年内，在杨延修的带领下，业务发展很快，除经营运输业务之外，还利用广大华行自身开展上海与西南地区间运输业务的便利，在昆明广泛推销西药、医疗器械、药棉纱布、化学原料等商品，在昆明的十几家同业中，很快成为中型企业，营业额不断上升。
　　1939年至1941年，蒋介石集团接连搞反共摩擦，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南方局对国统区和沦陷区所属地下组织重新进行划分，以广大华行等作为第三线秘密机构，保持绝对秘密状态，平时不用，长期隐蔽埋伏，一旦形势恶化，才使它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周恩来要求广大华行在提供情报、为党的干部提供掩护方便之外，为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提供必要的经费和调节经费。
　　1941年5月，卢绪章召集广大华行昆明、成都各地分行共产党员到重庆，传达南方局指示，研究落实措施。昆明分行自滇越铁路因日军登陆越南被阻断后，运输业务被迫中断、资金周转发生困难，只能依靠经营西药和医疗器械维持。卢绪章希望杨延修利用已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在当地吸收资金与相关单位、人员合作，开拓新的经营渠道，巩固昆明分行的实力。
　　杨延修认真落实上级交给的任务，先后联络中央储蓄会昆明分会经理张军光、卫生署昆明接收站主任谈瀛观、上海新亚药厂昆明办事处主任陈其生、上海中西药房昆明办事处负责人何夏生等人，共同创办昆明中和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杨延修担任经理，张军光担任董事长。广大华行昆明分行随即与中和大药房合址办公，中和大药房成为广大华行昆明分行的门市部，领导权仍在广大华行手里。昆明分行继续保留，杨延修牢牢掌握着领导权，并与各地广大华行分行紧密配合业务的发展。
　　1945年，杨延修等广大华行主要人员联合包玉刚等人，成立永孚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进出口业务、信托、代理及投资工矿事业和代理保险等业务；又与龚饮冰等人联合设立建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代理买卖商品、代理投资及企业管理并代理房地产买卖及租赁业务。
　　1945年10月后，杨延修凭借特殊身份，频繁往来于重庆和上海之间，通过买卖黄金，为党组织筹措了大量资金。广大华行总部迁至上海后，为了将民孚企业公司在昆明筹集的股款转移到上海，卢绪章派杨延修返回昆明处理。1946年2月，杨延修将900余两黄金分装在两个皮箱内乘飞机随身带回上海，从机场直接送到卢绪章处，并随即与卢一起送到“上海金业交易所”办了交割手续，保全和升值了这笔重要资金。
　　随着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广大华行有过两次转移，1945年秋由重庆转移到上海，1948年春由上海转移到香港。这期间，广大华行先后在国内外设立多处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从1942年到1949年结束业务，广大华行为上级党组织提供了很多经费和房产。
　　1949年3月，按照周恩来、任弼时电示，香港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香港广大华行并入华润公司时，上交200万美元。广大华行最后一次党支部会决定：拿出40万美元退还非党群众的股份，党员负责人的股款和红利酬劳一律上缴。杨延修将个人在广大华行的各种资金约10万美元全部交给了党。

与中统头子合办制药厂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成为国民党财经金融的中心。由于国民党政府下属党政军机关全面复员，航空工具全部被抢占，连民营水陆运输工具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交通状况十分紧张、混乱。杨延修通过关系，搭乘上海市政府接收大队由重庆到上海的第一班轮船。原公司办公场所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广大华行的需要，杨延修第一时间开始寻找办公地点。他抢先在上海外滩延安东路1号（原爱多亚路）亚细亚大厦租下整整一层楼，成为广大华行总部的办公室，该大楼在外滩洋行楼群中数一数二，大大提高了企业形象，为后来公司开拓业务创造了良好条件。
　　由于广大华行已成为美国施贵宝药厂在华总代理，杨延修奉命筹办“广大药房”来扩大经营销售。由于缺乏制药技术以及相关设备，公司苦无计策，而且在国统区，如果没有一个“靠山”，公司想持久发展将十分困难。正在此时，他们得知1946年6月国民党中统头子陈果夫要来上海设立特效药研究所。杨延修等认为，如果能与陈果夫合作，不仅便于落实创办药厂的计划，而且还能提高华行的地位和影响。广大华行党支部经请示刘晓等同志，并报请党中央、周恩来同意批准，决定与中统头子陈果夫等合办中心制药厂。
　　在了解到陈果夫体弱多病、年轻时就染上肺病后，杨延修让人从纽约分行邮寄来治疗肺病的特效新药链霉素。杨延修在第一次见陈果夫的时候，没有谈及工作，而是关心陈果夫的健康，将两盒特效药送上。后来，杨延修又为陈果夫送去许多高级补品，颇得陈果夫欢心。陈果夫同意与广大华行合办药厂。1947年初，中心药厂筹备，8月开工奠基，陈果夫亲自从南京到上海，由随身医生陪同，以中心药厂董事长身份出席奠基大典。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亲自率警察局局长俞叔平等政要前来祝贺，国民党要员吴开先、潘公展以及知名企业界人士和新闻记者蜂拥而至。1948年4月，中心药厂正式成立。

巧解南京政府“通匪案”
　　1947年夏季的一天晚上，回到家的杨延修从妻子那里听说国民党警察局在注意他。杨延修深知事态严重，当晚紧急通知卢绪章、吴雪之到比较隐蔽的地方商量对策。经过认真分析，大家认为在内部工作没有出现纰漏的情况下，敌人尚未摸清我方底细，不可能掌握确凿证据，但是要马上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主动出击，一定要保住党的三线机构。
　　后来经过探听得知，上海警察总局接到的是南京政府称广大华行在与共产党做生意，要监视侦查广大华行主要负责人的密令。为了尽早解除嫌疑，杨延修与卢绪章经过商量，主动宴请社会局局长吴开先、民政局局长张晓松、警察局副局长张师等人。吴开先是上海党部实权人物，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抗战期间一度是汪精卫、蒋介石之间秘密的“和谈”使者。杨延修一方面恭维吴开先的传奇经历，另一方面强调广大华行只是埋头做生意的商人。吴开先显然被杨延修他们说动，建议广大华行写一份介绍公司历史发展、经营业绩的详细报告，他转交南京政府，请求撤销密令。杨延修很快向社会局递交了报告书，并去南京层层疏通关系，密令事件最终不了了之。后来，在查阅中统关于该案件的档案时，确实发现了由陈果夫亲笔批示的“归档”两字。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严密封锁解放区，华北地区粮食供应紧张。广大华行决定经营面粉生意，在天津设广大粮行，开展粮食运销业务。粮食调进华北地区，侵犯了当地官僚、特务利益，他们向南京告状，说广大华行运送粮食是“通匪”。杨延修等人马上召开会议，决定将该业务停掉。同时向国民党要员解释广大华行是正常经营，现在连正常生意都不做了，请求他们帮助销案。后来，该案也不了了之。
　　1948年6月，鉴于与广大华行有联系的邵平在浙江与其妻一起被捕、邵妻叛变，党组织决定，广大华行全部党员干部和资金迅速转移至香港，杨延修此时又兼任广业置业公司经理。7月初，杨延修奉命去台湾向张平面告这一消息并一起去香港。后来，党中央作出决定，除香港外，广大华行所有国内外机构一律结束运营。广大华行党支部坚决执行这个决定。1949年3月，杨延修到北平报到，后参加接管天津的调研工作。5月，杨延修参加了上海的接管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军管会工商处副处长，市工商局局长、党组书记，市商业二局局长、党组书记，市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十人小组成员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7年1月1日，杨延修在沪逝世，享年106岁。杨延修的一生，志存高远、信念坚定，心怀国家人民，始终跟党走。特别是作为红色特工，虽然身处花花世界，但同流不合污，出淤泥而不染，体现了一名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