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岁的云南“反腐斗士”杨维骏逝世:不是寻常老者(组图)

发布时间:2020-06-12 21:48 | 来源:都市时报 2020-06-10 11:23 | 查看:9026次

6月10日,记者从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亲属处证实,杨维骏于6月9日18时03分在昆明逝世,享年98岁。

公开资料显示,杨维骏192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1945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系,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协助劝说卢汉起义;1949年至1959年,任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1978年,恢复工作,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后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此后曾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93年,从云南省政协副主席一职卸任;1993年至1998年,任云南省民盟副主任;1998年,离休。

杨维骏退休后,因举报白恩培、仇和、张田欣等高官,被称为“年纪最大、级别最高、最不为己”的三“最”反腐斗士。

2017年,95岁的杨维骏曾接受都市时报的专访。

对于关注云南政界的人来说,“杨维骏”这个名字意味深长。他既是一位退休的高级干部,又是一位举报者——对白恩培等人违纪违法问题的持续举报,令他的知名度在九旬高龄的晚年一再高涨。

“反腐名士”只是人们赋予杨维骏的一重身份。人生路上,他已做了很多事情,但他的思索和行动还没有结束。

本文图片 微信公号 都市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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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日,杨维骏迎来了他人生的第95个年头。
  他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同学已去世多年,用手枪殴打他的特务大概已成枯骨,“不高兴他”的云南高官换了一任又一任……而他,还活着。
  脑供血不足、心脏早搏、高血压、糖尿病、前列腺肥大,还有身体机能的衰退,每天都在侵蚀着他。他每天要吞咽17粒半药丸,与各种疾病对抗。
  他在金牛小区2号区和失地农民见面,他的“直言”新浪博客约以每周一篇的频率更新。“他们不理我”是他“工作”的常态,但他并不因此尴尬,仿佛他面前是那台巨大的风车。
  
杨维骏:一生

迎来人生第95个年头的杨维骏。

迎来人生第95个年头的杨维骏。

病房里的国标舞

“1、2、3,1、2、3……”,杨维骏腾挪在局促的空间里,遥想60年前,年轻时的他跳舞“昆明市第一”。

“前不久,发生了一件很新奇的事情。”

原本半躺在沙发上的杨维骏突然直起腰,坐了起来,语调提高了些。2016年11月的某天,昆明主城区一公安分局的人来家里拜访杨维骏,“说是很敬佩我,要我给他们局里的干警做个反腐倡廉的座谈会。”

杨维骏有点意外。他曾因为失地农民的事情,与当地发生过不快。但那次他去了,台下坐着60来号人,寂静无声地听他发言。事过两月,他偶尔猜想:“这是不是要来软化我?”但又隐隐怀有期待:“这个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发生。”神色难得地敞亮。

不管目的为何,杨维骏都希望关注反腐的人多一些,这种心理现在尤为迫切——相比一年前,他越发感觉力不从心了。

他的头昏目眩越来越严重。回想2016年3月22日,他94岁生日的第二天,杨维骏还跳了一台国标舞。

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杨维骏首先得克服头晕眼花——他的颈部有骨质增生,压迫血管,导致脑供血不足。

房间中央,他右脚半弧划出,左脚跟上;左脚半弧划出,右脚跟上……嘴里打着拍子:“1、2、3,1、2、3……”惨白的日光灯投下的淡淡黑影在地板上移动,迟缓、凝重。

这间会客室属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下称“云大医院”)干疗科,两边被沙发占满,留给杨维骏的空间很局促,跳六步就到头了。他坐回了沙发。

“地面要滑,不滑跳不成。”地面不光滑,一个趔趄,风度全无。

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跳舞是件时兴的事情。杨维骏自称,他当年跳舞“全昆明市第一”:“我看舞厅里那些人哪个都没我跳得好。姿势不标准,身子摇啊摇。”

步法正确,身子正直。这是杨维骏跳舞的心得。

杨维骏还会拉几把胡琴。年幼时,他常跟着母亲去戏园,也随琴师学琴。台上,姐姐唱《玉堂春》;台下,他拉琴伴奏。他喜欢京戏,最爱《贵妃醉酒》的愁肠百结和《拾玉镯》的害羞怀春。

戏里的人物坦荡荡的,心里想什么就唱什么。

不过,他已经很久没有跳舞、拉琴了。毕竟,他95岁了,脑供血不足、心脏早搏、高血压、糖尿病、前列腺肥大,等等。精力有限,时间马不停蹄。每天有17.5粒药片、1包冲泡颗粒,还有1.67ml胰岛素注射液——半年前这个剂量是3ml——进入他的身体。

这也是他2016年3月22日现身云大医院的原因。他腰部有点酸痛,怀疑“肌酐高了”。7点50分到医院之前,热水袋在右手背已焐了许久——这会加速血液循环,便于抽血。

干疗科走廊的候诊椅上,一位60来岁的“小辈”招呼:“杨老,你来啦?要抽血?”

“来验肌酐。我早让他来,他老不来。”老伴王婉琪接下话。

护士熟悉杨维骏,也喊“杨老”,“老”字拖出的长音,在逼仄走道里,回音和煦。她们尊敬杨维骏,2008年,云大医院职工宿舍面临违法拆迁,杨维骏从中斡旋,楼房得以保留。

抽血顺利,然后是打胰岛素、吃药,接着是早餐。

杨维骏的早餐是两片吐司和一瓶牛奶。他胃口不错,一顿可以吃两碗米饭。那口假牙也不会给他带来困扰。不过,年纪大了要节制,每顿他只吃一碗。

94岁生日那一天

4年里,聚会人数从8人变成4人,到了2016年,只有杨靖华一人来了。“走的走,病的病”。

2016年3月21日,旧历二月十三,是杨维骏94岁的生日。

那天上午,金牛小区这栋三层楼房很清静。9点不到,王婉琪去了医院,杨维骏独自坐在会客室。他走动过一次,从会客室到客厅,毛拖鞋踏出“哒,哒,哒”的声响。声响细碎且快速,8秒,20步。

打破清静的是一位“白大褂”。早上10点,“白大褂”闯进客厅:“1个小时,我只能在1个小时,还有七八个病人等着我。”这是杨靖华,85岁,曾是解放军昆明总医院的脑科主任。现在,他每周三天在昆明法医院坐诊。

二人相识在1949年3月,杨靖华17岁,斗志昂扬,是反蒋学潮的学生领袖。他找到杨维骏——他曾去香港谒见中共中央华南局书记方方,奉方之命,进行策动卢汉起义和控制地主武装的工作。

杨维骏那年27岁,年纪轻轻位列云南民盟高层,相貌英俊、身材高大。

“喏,就是那个样子”,杨靖华指向楼梯下的柜子。那里摆着一张照片:2015年10月,“反腐斗士”杨维骏成为新京报特刊“不忘初心”人物之一,记者为他拍下肖像。肖像照里的他,还举着一张黑白照片,截自他1958年的结婚照——这是杨维骏最喜欢的照片,他35岁,西装革履,发型熨帖,脸上带着轻微笑意。

1943年3月,杨靖华和其他40多个人住进了杨维骏位于拓东路的洋房里。3天后的早晨,这群年轻人怀着“必死的决心”,以种植美国烤烟的名义进入昭通,带着“方方介绍,杨维骏带来”的口信,联系滇桂黔边纵六支队。

直到1950年2月,杨靖华从滇东北回到昆明,进入云南大学念书。这年的12月,因为杨维骏的鼓励,杨靖华坐了11天的火车到达东北,成为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军医。

二人再见,已是1986年,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已两鬓斑白。最近几年,两人愈发亲密,除了回忆往日时光,更多谈谈国事。杨靖华自愧不如,没有杨维骏的勇气。

“报纸上有,群众也在说,谁不知道杨维骏?”他看过《南方周末》《上海纪事》《京华时报》《新京报》的报道,却没见云南媒体:“你们胆小,什么都不敢讲。”

杨维骏不主动牵扯杨靖华,唯有一次例外。在“西山公车上访”事件中,一位农民头部受伤,“杨老一个电话”,杨靖华立即去了圣约翰医院,为受伤农民诊治。要知道,他是大专家,“不是随随便便就给人看病的”。

杨靖华对杨维骏的事很上心。杨维骏最近四年的生日聚会都是他在张罗。聚会人数逐年减少,从最初8个人变成4个人,2016年,只来了杨靖华一个人。

走的走(过世),病的病,对这些老人来说,每次见面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相见,每次告别都可能成为永别。

杨靖华与杨维骏相识于1949年,以是故交。

杨靖华与杨维骏相识于1949年,以是故交。

澎湃的20世纪40年代

“为劳苦大众请命、奋斗,这就是政治”,身为云南大学政治系学生的杨维骏,有了这样的认识。

杨维骏是个怀旧的人。怀旧又高寿的人,容易孤独。

“老战友、老朋友一个个都走了,我很怀念他们。”2016年3月17日下午,说这句话时,杨维骏身体陷在会客室的沙发里,头枕在头靠上,像一个挂在礁石上的老贝壳,平静而坚忍。

杨维骏尤其怀念的时代,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20世纪40年代。当年,昆明那座原本安详平静的西南边城,陡然间激昂起来。西南联大一路南下,飞虎队在昆明上空与日机对战,李公朴、闻一多4天里相继被暗杀……

正在云南大学政治系读书的杨维骏认为:“为劳苦大众请命、奋斗,就是政治。”

那时,他是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1944年6月,自治会贴出大字报,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开放政权、实行民主等十项要求,揭开昆明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序幕。

“当时国家艰难,人民对生活和未来充满灰暗”。学生大多埋头读书,不问政治。杨维骏和同学们却记得,1944年“七七”座谈会,闻一多教授在云大至公堂,针对学校当局的“大学应专心教书读书,不问国家大事”之词,厉声斥问:“我们连吃饭都成问题,还能安心教书吗?”满场群情愤慨。

也在这年,民盟云南省委组织“爱国民主大集会”,五千人聚集在昆华女中操场。百余名特务冲进会场,殴打学生。作为“纠察队长”、负责维护会场秩序的杨维骏,去东门城楼搬来宪兵。回到会场,看到一位西南联大男生被特务围打,杨维骏冲进人群中救人,却被特务当成靶子,脊柱遭受猛击,躺着养了半个月伤。

“我们之间有种惺惺相惜、命运相连的情义。”他沉默数秒,加了句:“这你不懂。”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被害后,杨维骏也被列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黑名单。他逃到滇西鹤庆,后又远走上海,以征信所职员的身份做掩护,负责上海民盟学生分部,策动学生运动。

上海是杨维骏的第二故乡,这里“磨砺人、鼓励人、历练人”。早在1922年6月,杨家为躲避军阀迫害逃至上海,那时杨维骏才出生3个月。3年后,他的父亲杨蓁(辛亥革命时期的滇中名将,后担任孙中山大本营的代参谋长)被军阀杀害,母亲带着6个孩子躲进了洋人的租界。

租界公园挂着“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印度兵和安南(越南)兵一个个趾高气昂。杨维骏觉得屈辱,也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抗争。

他记得,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普通市民为前线士兵捐钱捐衣,长三堂子(旧上海的高级青楼)的艺妓们也捐出金手镯、项链、耳环。

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时,杨维骏在南洋模范附小读五年级。半夜,他被警钟吵醒——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响应北平的学生运动。杨维骏摩拳擦掌、跃跃欲动,却因年纪小被阻止,他激愤不已,一夜不眠。翌日,学校成立抗敌后援会,杨维骏被推选为五年级代表。

那时,杨维骏才13岁。他并不知道何为政治,何为为民请命。 

相比一年前,杨维骏越发感觉力不从心,头晕目眩越来越严重。

相比一年前,杨维骏越发感觉力不从心,头晕目眩越来越严重。

不是寻常老者

杨维骏3岁丧父。在他脑海里,父亲“为穷人翻身求解放,是个斗士,是个英雄”。

杨维骏走的路,和父亲杨蓁的路相似。“我父亲一身正气,为穷人翻身求解放,是个斗士,是个英雄。”

从母亲的叙述中, 杨维骏知道,杨蓁出生于城市贫民家庭,在讲武堂与朱德义结金兰,后成为孙中山大本营的参谋长。杨维骏听说,父亲曾在岗头村带兵赶路百余里,把被土匪绑走的村民和牲口救了回来,村民为他立了“生神牌”(为生者立的牌位)。杨维骏曾去找寻,已不见踪迹。

如今,他能够借以凭吊的,只是一张半身戎装照。照片里,杨蓁剃着寸头,表情肃穆。还有一张拓自黄毓英纪念碑的拓片,里面有“永怀在澄清,斧钺甘躬蹈”“眷念忆畏友,情亲入痦寐”的诗句。那是杨蓁的手笔,杨维骏觉得父亲“诗好,字也好”。

杨维骏偶尔也写诗。书房墙上挂着“春风浦上绕人衣,绿竹摇條(“条”字繁体)叶共飞,喜见妻儿红映颊,人颜景色并争晖”。杨维骏将“飞”念成“fi”,因为“读fi才押韵”。这首《游近华浦》写于1961年,他“摘右帽”的那天。他心情很好,但也只有他自己明白,前面三年时间里经历过什么。

1956年,作为云南民盟秘书长的杨维骏,被指派协助费孝通调查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情况。“费老走访了各个大学,在一片掌声中离开了昆明。”不料,1957年费孝通被打成右派,1958年杨维骏也被牵连。

杨维骏至今不明白,他满腔爱国热情参加革命,为何被认为是“人民的敌人”?他想轻生,与新婚妻子王婉琪提出离婚,妻子不肯,才让他断了轻生的念头。而几年后的“文革”期间,杨维骏再次成为“敌人”,被打发到西山背后的农场里干农活。而这次,支撑他的是马恩文学,还有妻儿。

杨氏夫妇是“患难夫妻”。年轻时,杨维骏前后劳动改造了20年,王婉琪不离不弃;年老时,王婉琪照顾杨维骏,无微不至。杨维骏能活到这把岁数,王婉琪有着莫大的功劳。

杨维骏很难察觉自己已年过九旬。“你看我皮肤,脸上皱纹少,还比较润。”他摸着脸,有些得意。自60岁开始,他每两天游泳一次。海埂训练基地有人说:“我当游泳运动员的时候,你在游;我当教练了,你在游;我退休了,你还在游。”不过,这几年出于“安全考虑”,他不再游泳了。

还在半年前,他每天都要在小区散步两次,时不时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走过来,跟他握手:“杨老,我们很敬佩你。”待背上微有汗意,他就回到会客室,打开电视。不过,这半年来,他感觉散步也是一件累人的事情,减少到了每天一次。

杨维骏喜欢看凤凰卫视,但它播报的消息也让他很忧虑:“我们是内忧外患呐!最大的内忧是腐败,最大的外患是美国霸权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

或者,他爬上二楼书房,伏案写材料。来找他反映问题的人很多,即便是2016年的最后一天,仍有几位失地农民来家中拜访他。他要写的材料也很多,写完,就拿着材料慢慢挪到小区打印店,请人帮忙打成文档,上传到“直言”新浪博客。博客开通于2010年12月11日,至今整整6年,发表博文361篇。

他不像一个寻常老人,浇花养鱼、写字画画、含饴弄孙……他也不允许自己这样。从他还未出生,就注定要走这样一条路。至他年老,散步、看电视、写材料,成为他的全部生活。

只有老人的家

送孙女去美国那年,她才5岁。22年过去了,杨维骏觉得彼此感情生疏了些。

生活极简,一如往昔,反倒是昆明城的换骨脱胎,让杨维骏猝不及防。

他怀念的是,很久以前,去西山得从大观河坐船,船娘摇桨,在滇池碧波里行船。若逢秋日,两岸黄灿灿一片,满是稻香,“那是东吊米,世界上最好吃的米”,可产量低,精明的农民渐渐地不再种了。还有“世界上最好喝的茶”——十里香,老昆明人觉得,用吴井水泡十里香,绝配。

这些东西,杨维骏再也没见过了。老人眼中的城市,千篇一律,暮气沉沉。

世界翻天覆地,儿女也远走高飞。女儿是幼教专家,常住北京;儿子1989年去了美国,考了研究生,入了美国籍;孙子、孙女大了,不过彼此相隔久远,又有文化差异,情感略显生疏。

偶尔,杨维骏和王婉琪会跟儿女、孙辈用视频对话。打开视频,是王婉琪唯一会的电脑技能。

近两年,王婉琪身体急转直下。2015年3月,小区门诊的医护人员误将二氧化碳当成氧气让王婉琪吸入,导致她大脑神经受损。她手痛、脚痛、全身都痛,痛得忍不住,就皱着眉、龇着牙抱怨。

只有老人的家,多少有些寂寞。王婉琪常半躺在沙发上,看看电视。王婉琪有时觉得,做父母很难,孩子不成器,就急;孩子争气飞远了,又想。这会儿,杨维骏往往会在客室里看电视,或者在书房伏案写字。

二楼书房门口摆着一桌子照片,其中一张,是杨维骏骑在马上,拍于2002年,那时,杨维骏身体还不错,带着老伴、女儿、外甥女去了石林。“你看我那时候,身体还很好。”杨维骏觉得自己这几年老得快,“经常有人来反映情况,用脑过多了。”

还有一张照片也很醒目,是个年轻女孩,长卷发,皮肤微黑,画着大眼妆,笑得很坦率,流露着美国女郎的时尚气息。那是杨维骏的孙女,27岁。杨维骏听说,她走在纽约街头,“警察都要回过头来看看她”。

孙女自打出生就跟着杨维骏,直到5岁。1994年,杨维骏卸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的第二年,他带着孙女到了美国。那是他第一次去美国,待了4个月;1998年,他又去了一次,待了8个月。

两次旅美的经历,杨维骏认为自己弄清楚了一个问题:“美国是垄断资产主义,按照列宁的说法,是腐朽的、垂死的。为什么他们腐而不朽、垂而不死?”

访问了很多人,跑了多次图书馆之后,杨维骏有了自己的结论:二战时期,美国凭借军火工业得以自救;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是高科技。

他写了两篇访美侧记,打算编进自传里。他已经完成了自传上半部分,原本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却遇到了阻碍。杨维骏至今不知道,他的自传里有哪些内容违反了哪些规定。 

医生为杨维骏注射胰岛素。

医生为杨维骏注射胰岛素。

最大的遗憾是糖尿病

如果说遗憾是指“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杨维骏觉得,除了糖尿病,自己便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只要涉及杨维骏,很多事情就会变得复杂。但他并不觉得这很尴尬,或者为此愤怒。“反腐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不是生气能够解决的。”

这是一个集勇气、理性还有耐性的漫长过程,杨维骏已经走了30年。

上世纪80年代,“官倒”之风(倒卖国家统购统销物资)泛滥。1989年,全国各地成立治理整顿公司的领导小组,已是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的杨维骏被指派为云南小组副组长。“反官倒”后,杨维骏便从才任职了一届的省政协副主席位子上退了下来。

他写下“自勉”和“自恬”,挂在会客室。“政坛千古幻风云,多少丹心照万民,今为正纲违显贵,甘遭坎坷不甘训。”“冬去春来往又还,沉浮世上哪能完,人生百岁如弹指,轻看浊流心自恬。”

这并不意味他自此不问世事。90岁生日那天,他写下:“九旬华诞庆飞觥,往事多乖萦我衷,世路艰辛荆棘阻,甘当除棘一愚公。”

2010年“公车上访”事件后,一波又一波的人慕名而来。他接触过宣威、晋宁、昆明、红河等地的农民,涉及30多万亩基本农田、100多万农业人口。他热衷于此,是因为这“触及18亿亩耕地的红线”;再者,农民失去土地是件危险的事情,“丢了吃饭的家伙,谁都会拼命”。他把材料送交了中央。

杨维骏执着的事情,很少能够得到期待中的“动静”,城里强拆、侵占农田,他接触的事情没有一件解决了。唯一受理的只有,2014年他趁着去北京治病的机会,向中纪委反映了“云南的六个问题”之一的白恩培。

后来,有人告诉他,中纪委说他的实名举报创下了三个“最”:年龄最大、职务最高、最为老百姓着想。他隐隐地高兴,同时也觉得孤独——反腐之路,鼓掌的人多,同行的人少。

单枪匹马成不了事,杨维骏想团结爱国知识分子,他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希望知识分子能够常态化地、有组织地发出声音,自下而上地反映人民群众的诉求。

他也明白,这是一场“持久战”,非一年数年之功可成。他习惯了。

他也没有可遗憾的——如果说遗憾是指“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却做了”。他只懊恼自己得了糖尿病。二十年前,一时贪嘴,每天要喝两瓶荔枝汁、一瓶可乐,破坏了胰岛功能。此后,他每天都要打一针胰岛素。他不怕麻烦,只是在意“它让我的身体不健康”。

2017年1月1日,杨维骏拖着这副每天需要1.67ml胰岛素注射液、17.5粒药片、1包冲泡颗粒的身体,走到了95岁。

他清楚,大限之日终将到来。他想要解决好昆明、晋宁失地农民的问题。想要在2017年出版《杨维骏争鸣文集》,58万字,涉及史学争论、政治理论学习、国际观察等等,最关键的部分是他多年来的反腐斗争和为民请命的经历和经验。

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一定向真理低头,绝不向谬误退让。

杨维骏这一生,做的很多事情都没下文,“他们不理我”。他的面前,是一台巨大的风车。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云南“反腐斗士”杨维骏逝世,享年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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