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联合国慈善机构米莎小姐来金寨希望学校进行捐款，张黎明陪同。

　　张黎明年轻时的照片。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授予张黎明同志”希望功臣“称号。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授予张黎明同志”希望工程建设者“荣誉纪念牌。

　　2001年底，张黎明等人在安徽创新开展“希望工程找零捐赠”公益活动。（右四为张黎明，右五为希望工程“大眼睛”苏明娟）。

　　张黎明和妻子、女儿出游的照片。（资料图片）

　　2019年是国内家喻户晓的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而他，是全国罕见的为了此项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人。

　　“帮助一个穷孩子走出农村，就是帮助了一个家庭。一所希望小学的建立，能促进当地教育发展，让孩子不再因贫困辍学，也能帮助和服务青少年成长成才。”这是安徽省希望工程办公室（以下简称“安徽省希望办”）原副主任张黎明生前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都在践行的事业。

　　安徽是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的诞生地，也是希望工程事业的发源地。2019年是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多年来，无数希望工程事业工作者无私奉献、默默付出，架起了一座座爱心互助和传递的桥梁，帮助贫困家庭青少年圆梦、成长，张黎明就是其中一员。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还在团金寨县委工作时，他就为希望工程事业的试点而四处奔走。2001年调任安徽省希望办后，他创新工作思路，采取社会化运营模式，在全国率先试点“希望工程找零捐赠”公益活动，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他也被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授予“希望功臣”和“希望工程建设者”荣誉称号。

　　然而，不幸的是，2002年7月19日，张黎明在为希望工程筹措资金的路上遭遇车祸，因公殉职，38岁的生命就此定格。

　　“他在短暂的一生中，深爱着希望工程事业，和他放不下的贫困孩子们。”这是张黎明妻儿对他最深刻的印象，也是生前同事对他最中肯的评价。

　　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之际，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重访张黎明的家人、生前同事以及资助、救助过的学生，缅怀他短暂一生中为安徽希望工程事业所作的重要贡献，展现一代代希望工程工作者的初心与情怀。

他是个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人

　　张黎明的妻子江芹介绍，张黎明1982年7月走上工作岗位。经历过团金寨县委副书记、书记，县委办副主任，县交通局长，双河镇党委书记，安徽省希望工程办公室副主任等岗位，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走来。

　　在她看来，张黎明是一个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奋不顾身的人。加班加点是常事，双休日、节假日也很少休息。“有时忙起来饭都顾不上吃，啃块烧饼填一下肚子继续干活。”

　　“我每次都劝他注意休息。他总是说，现在年轻，多干点没事，累不坏，晚上睡一觉就好了。他经常通宵达旦写材料，即使感冒在医院‘吊水’，他也把材料带到病房，一只手挂着‘吊水’，一只手批改。”

　　由于长期劳累，张黎明腰椎受损，有时疼痛难忍。江芹给他联系好医院，他一直坚持不去，说住院既耽误时间，又不能彻底治好。

　　后来，张黎明“发明”了一个土办法，让妻子女儿客串“家庭医生”。每当腰椎疼得受不了，张黎明就趴在床上，让女儿扶着凳子爬到他背上，用脚慢慢踩压他的背部。有时，女儿力度不够，就让江芹扶着墙，双脚站在他的背上慢慢踩压。张黎明觉得，这样疼痛就减轻了，比去医院治疗“见效快”，同时也省时省钱。

　　一年冬天，张黎明到村里检查，爬山路时不小心把脚崴了，当时就不能动了。随行的镇干部赶紧把他背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韧带严重扭伤，需要静养3个月，不能下地。

　　江芹接到消息，赶忙把丈夫接回家里，要求他一定遵照医嘱，养好伤后再上班。

　　回家第二天，就下起了大雪。看到铺天盖地的雪，张黎明待不住了，他急着去镇里察看灾情，看村里贫困户是否有过冬的衣被和粮食。“我劝他，腿伤没好不能去，否则后果更严重。但黎明执意要去。我拗不过他，只好让他走。看到他拄着棍子在雪地里一瘸一拐的背影和一深一浅的足印，我真的好难过，泪水忍不住哗哗流了下来。”江芹回忆说。

　　他从贫苦中一路走来，深知读书的意义

　　江芹与张黎明恋爱时，张黎明就时不时和她说一些希望工程的事情。1990年年初，两人结婚。一次散步聊天时，张黎明兴奋地告诉江芹，团中央来到金寨调研，希望工程要在金寨县试点，筹建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

　　从那时起，江芹对“希望工程”便有了初步认识。后来，张黎明陆续向妻子讲述了陪同《中国青年报》记者解海龙拍摄“大眼睛”苏明娟的故事、冒着大雪去看望张宗友（希望工程资助的第一个获得硕士学位的学生）的经历……渐渐地，江芹理解了“希望工程”的真正含义，也明白了丈夫所从事工作的价值与意义。

　　1990年5月19日，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金寨县希望小学正式落成。江芹回忆，那时，希望工程工作刚起步，丈夫全身心投入其中，从早到晚，很多外地的电话打到家里，想请张黎明在当地帮忙找贫困家庭孩子，进行结对帮扶。

　　“结婚后，黎明全身心扑在希望工程事业上，我们全家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钱用来帮助失学的贫困孩子。那时县城的年轻人结婚，一般都能买上席梦思床垫，但我们却买不起，只能用一张木板床代替。”

　　江芹感慨，“我从来没见过黎明的工资，基本全捐给希望工程了。每个月刚过一半，家里就没有生活费了。但我理解他，也支持他。”

　　她回忆说，每个月的下半月，夫妻俩都要带着孩子去母亲家“蹭饭”，母亲常买好生活用品，送给夫妻俩。“女儿出生后，穿的衣服大多是弟弟和弟媳从北京寄来的，黎明唯一的皮夹克还是他弟弟送的。”

　　“日子虽然清苦，但为资助贫困孩子上学，我们没有怨言。”江芹回忆说，“黎明的同事告诉我，黎明只要看到上不起学的贫困孩子，总是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给孩子父母，并嘱咐他们，一定让孩子重返校园，不能耽误了学业。”

　　一次，张黎明在下乡路上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在打猪草，就主动问她，为什么不上学？得知女孩因贫困而辍学时，张黎明立刻掏出身上所有的钱送给孩子。后来得知，这个女孩叫刘芳，张黎明多次去她家里看望。在他多次帮助下，这个小女孩终于复学，后来考入了职业高中。

　　江芹还记得，有一年，女儿将外公、外婆、舅舅给的压岁钱放到抽屉里。开学时，女儿将抽屉打开，发现一分钱都没有了，于是大哭起来，问是不是妈妈拿走了。

　　“我没拿那笔钱，黎明下班回家说是他拿的，捐给贫困的孩子了。女儿听到以后，就不哭不闹了，她很懂事，似乎理解他爸爸的良苦用心。”江芹说。

　　还有一年冬天，张黎明下乡带着希望小学的学生一起开会。细心的他发现，有一个小男孩年纪不大，没穿鞋，光着脚站在地上，脚趾头冻得通红，躲在大哥哥姐姐们后面，很不好意思露头出来。回家以后，张黎明立马和妻子说了这件事，让她给孩子准备几双鞋子。

　　“听说孩子冬天没鞋穿，我们都很心疼。刚好我母亲会做鞋，我们找了两双单鞋，让黎明专门带给了那个孩子。”江芹回忆。

　　有次在山里，张黎明遇到一位带孩子乞讨的母亲，他当即就把身上所有钱都掏给了她。他还向这位母亲保证，孩子读到高中他就资助到高中，读到大学就资助到大学。

　　据了解，张黎明结对帮扶的贫困孩子有20多名，他自己都记不清具体有哪些人，但孩子们没有忘记他。一次，一个年轻人从外地赶来，见面就向他表示感谢。他自己都不知怎么回事，后来年轻人回忆起当年被张黎明资助的经过，他才想起确有此事。

　　江芹说，黎明常念叨，他出身农家，是从贫苦中走过来的，深知贫困家庭孩子的不易和疾苦，懂得读书对于寒门学子的意义。

　　他创新思路，带希望工程工作走上新台阶

　　2001年，张黎明调任安徽省希望办担任副主任，分管宣传工作，他将自己的工作经验和思路带到新的岗位。他经常带着当时的宣传科科长曹多兵一起筹措资金，拓展宣传渠道。

　　“黎明主任有丰富的基层共青团工作经验，为人热情、思想敏锐、做事干练。他来之后，又花了大量时间，了解省希望办相关工作。”曹多兵回忆，21世纪初，刚好是安徽希望工程工作发展的瓶颈期，张黎明和领导、同事们一起，谋划希望工程的社会化创新。

　　对于如何突破、创新，张黎明等人进行了很多思考。2001年底，他和同事将思路付诸实践，在全国创新开展了“希望工程找零捐赠”活动。安徽省希望办联合当地媒体安徽商报社，在大型商场、超市、书店等场所收银台的桌子上，放置捐赠箱，顾客可以随手将购物找的零钱放进箱里，完成捐赠，为希望工程筹集资金。

　　曹多兵回忆，当时自己跟着张黎明一家一家跑超市、谈合作，一开始很多商家表示质疑，觉得这种捐赠方式没用，经过努力沟通，有的企业开始同意放置捐赠箱，再到后期，有很多企业主动要求合作。

　　“通过这种形式，把捐赠意愿送到顾客身边，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献爱心、做公益的窗口。”曹多兵回忆，在张黎明等人努力下，合肥较大的超市、商场等都放置了找零捐赠箱，工作人员每次去收钱时，均能发现有50元、100元面额的纸币。

　　“如果让人专门带钱来捐，可能大家没时间，或者怀疑自己捐的钱是不是少了。但这个新的捐赠渠道，让捐赠人随手即能捐赠，可以很方便地献出爱心。尤其家长带孩子买东西时，把零钱放进捐赠箱，对孩子也是一种耳濡目染的教育。”曹多兵介绍，后来，这项特色工作辐射到了全省各市甚至全国。

　　张黎明殉职的那一天，曹多兵刚好在外地出差，回来的路上，得知了张黎明出事的消息。“面对面一起工作的同事就这么没了，我的眼泪控制不住，立马流了下来。”

　　周一到单位时，曹多兵看到，周五下班时，张黎明泡的茶水还在桌上放着，但座位上的人却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那段时间，很多认识黎明主任的记者和朋友都打电话到希望办来，很多人在电话里就哭了，表示惋惜和悼念。”张黎明殉职后，曹多兵流着眼泪写了一篇文章，发在当年的《安徽青年报》上，纪念这位希望工程的战友。

　　曹多兵还记得，张黎明去世后，很多学生写信悼念。他曾在网上看到过一封学生的来信，里面写道：“本想趁暑假回去看看张叔叔，没想到，从此再也见不到帮助过自己的人了。”

　　那段时间，曹多兵专门跑去金寨采访和张黎明共事过的几位团干部。“张黎明同志敬业、热心、很有爱心，尤其对希望工程事业十分热爱”是大家对他的一致评价。

　　曹多兵介绍，后来，安徽希望工程很多工作受到张黎明影响，延续了他的工作思路，整合媒体资源，引导更多人关注、参与希望工程。2005年起，团安徽省委、省文明办、省青基会等单位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开展“爱心圆梦大学”助学行动，宣传贫困学生自强不息的事例，唤起社会各界的爱心。

　　他感慨，那几年，在领导、同事们的努力下，安徽希望工程工作迈上了新台阶，那是让人永生难忘的一段岁月。“黎明主任是分管我的领导，工作上以身作则。同时也像一位大哥，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他知道我和爱人两地分居，有时候都不让我加班，他留下来加班。其实，他也和家人两地分居啊。”

　　“我在省希望办工作了11年，应当说，黎明同志的精神时刻激励着我，那一年多，很多事情都是他带着我干的，在一起工作、奔波的一年零三天，更让我难以忘怀！”曹多兵感慨。

　　他是一个“不称职”的丈夫和父亲

　　江芹说，工作之余，张黎明是一个勤劳而细心的人。在家中，他只要有空，总是跟自己抢着做家务。洗衣、拖地、烧饭等，样样都干。每次出差前，他总是多做些家务，以减轻妻子的负担。

　　有一次，出差走得急，张黎明留下字条：“水已给你冲好。我临时出差，你要照顾好自己。”像这样的字条，家中至今还留存有几十张。

　　张黎明特别疼爱女儿，视她为掌上明珠。每天早上上班时，女儿还未起床，他要亲亲女儿的小脸蛋后再走；晚上下班回家，女儿睡了，他就去摸摸女儿的小手后再休息。每次出差，他晚上都要打电话回来问问女儿的情况。

　　但女儿出生后，张黎明没有抽出过完整的一天陪过她。女儿也因常见不到他，就气呼呼地问江芹：“爸爸怎么老不回家？”张黎明因此感到愧疚，他常跟妻子说：“我亏欠女儿太多，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

　　“黎明调往省希望工程办公室后，工作更忙，常常是隔三四周才能回家一次，回到家里也还在联系工作的事情。”江芹回忆。

　　2002年7月13日本是周末，张黎明终于挤出时间回到金寨老家，打算好好陪家人一天。他到家不久后，单位打来电话，有一个事情要处理，他决定立刻赶回合肥。女儿一下拉着黎明的手哭喊道：“爸爸不要走，爸爸不要走。”

　　张黎明抱起女儿，抚摸着她的头，对女儿说：“爸爸过几天一定回来好好陪你。”乖巧的女儿点点头，趴在窗台上目送爸爸出门。望着张黎明渐渐远去的背影，她挥动着小手，喊爸爸的声音也渐渐嘶哑。

　　然而，江芹和女儿再也没有等到张黎明回来。她们做梦也没想到，这竟是母女俩和他最后一别。

　　2002年7月19日下午，为了筹措资金资助贫困孩子，张黎明带着相关工作人员，去六安联系公益拍卖相关事宜。途中，他遭遇车祸，因公殉职，年仅38岁。

　　在张黎明去世后一段时间，每天都有几位张黎明曾资助过的孩子打电话安慰江芹，孩子们在电话里都泣不成声。江芹清楚地记得，有两个年轻人竟走了60多公里山路赶来家里看望自己。

　　“后来，我和女儿约定，用努力帮助贫困孩子的方式，表达对黎明的深切怀念。”江芹介绍，汶川地震时，女儿在高中带头捐款，自己则向党组织交了500元“特殊党费”，用来资助灾区孩子上学。“我家经济虽不宽裕，但每做一次善事，心中就多一分安慰。”

　　他像一盏明灯，让贫困孩子感到希望的存在

　　采访过程中，记者联系上了张黎明曾资助的贫困学生张家云。

　　她回忆，1998年，自己家住金寨县双河镇大畈村，家里六口人，爷爷奶奶70多岁，基本做不动农活。父母在家务农，农闲时就打点柴、挖点药卖，家里种的水稻杂粮也只够自家吃。

　　那年，她弟弟以金寨县第二名的中考成绩考入六安一中，自己也即将步入高三。这本是一件喜事，父母却犯了愁。家里省吃俭用、东挪西借，仍凑不够姐弟俩的学费。

　　“他对我爸爸说，如果有什么困难，尽管说出来。”张家云回忆，父亲一看到访的张黎明是如此亲民，也就打开了话匣子说，“娃都快上不起学了！”

　　张黎明听后当即表示：“困难再大，娃上学也是头等大事，一定要继续上！”

　　“我砸锅卖铁也只够供一个娃上学，姐姐就算把高三读完，考上大学也是白考，不如早点出门打工，还可以帮衬一把家里。”张家云父亲说。

　　张黎明连忙说：“要不得，一定要想办法供孩子继续读下去。”

　　“那年暑假开学前，张叔叔就捐助了我800元，并坚持每学期捐助500元。1999年，我考上大学后，他又给了我1000元，并帮我争取了3000元低息贷款，这才解决了学费问题，帮我圆了大学梦。”张家云介绍，张叔叔的爱人江芹还专门准备了一大包衣服和生活用品，送给自己。

　　她至今还记得，1998年到1999年左右，张黎明几次下乡时的场景。“他一点也不端架子，不打官腔，总是笑呵呵地同乡亲们握手，亲切地拉家常，能帮的他都会帮一把。我见到他就喊他‘张叔’。”

　　2002年，张家云在安庆做暑假工时，突然接到母亲电话，说张黎明遭遇车祸去世。“张叔那么好的一个人，当时真的不敢也不愿意相信。”

　　当天晚上，她就赶到了殡仪馆，“看到张叔遗体，以及守在一旁悲痛欲绝的芹姨，我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眼前一黑，一下就瘫在地上。”张家云的母亲朱理清从家徒步走了几十里路，也来到现场，送恩人最后一程。

　　现在，张家云定居广东东莞。2004年至今，张家云专程抽空回合肥看望了江芹三次。她经常对自己的孩子说，咱家一路走来，真的很不容易，要学会感恩。

　　多年来，作为全国希望工程事业重要组成部分，安徽希望工程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助力脱贫攻坚、促进教育发展、服务青少年成长、引领社会风尚，累计募集资金7.39亿余元，资助贫困学生22.8万余名，援建希望学校863所。

　　在张家云看来，张黎明和希望工程事业，就像穷苦孩子成长道路上的一座灯塔，让他们始终坚信希望的存在。

　　“爸爸是个英雄，会飞到需要他的孩子的身边”

　　“希望工程事业中有无数建设者和贡献者，爸爸就是其中一位，在希望工程事业还在萌芽时，他就为这项事业浇水培土，看着它成长。”在张黎明女儿张牧原的心里，一直牢记着这样一句话。

　　“从小，我就羡慕别的孩子有精致的玩具和洋娃娃，而我除了书，什么都没有。不仅如此，甚至有时，我的压岁钱都会‘失踪’，后来才知道是被爸爸‘偷’走了。那时我不明白，他的日子为什么一直过得捉襟见肘，西装只有一套，到开会时才舍得穿，里面还有妈妈精心缀过的补丁。”张牧原回忆。

　　“父亲调到省希望办后，更忙碌了。他总是有忙不完的工作、接不完的电话，总是在深夜我熟睡后才到家。他经常在假期答应陪我玩，但紧接着被一个电话叫走，留给我愧疚的眼神和永远填不满的承诺。”女儿回忆，父亲经常解释：“你其实是很幸福的孩子，从小衣食无忧，生活在充满爱的家庭，还有很多和你同龄的孩子，他们上不起学，甚至失去父母。”

　　每当说到这些，张黎明总把女儿抱在怀里，用胡茬扎她的脸蛋，边笑着边说：“小气鬼，你说爸爸是不是应该分给他们一些关心呀？”

　　那时张牧原年纪尚小，只能“委屈”地听着这些道理，勉强接受了“爸爸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爸爸，他的爱不只属于我一个人”的事实。

　　“我当时懂得不多，只知道我爸爸是个英雄，虽然他没有超人的翅膀，但是他会飞，他会飞到那些需要他的孩子身边。后来，我不再埋怨，我整理出自己的文具和书籍，托他带给那些比我更需要的小朋友。”

　　她还记得，9岁那年夏天，她来合肥找父亲。张黎明带她去百货大楼逛街，买了一碗10元的面，看着女儿吃完。女儿很疑惑，爸爸怎么不买两碗？张黎明只是笑着说自己不饿，在回去路上，他还给女儿买了本书。

　　回家以后，刚好江芹做了炒饭，张黎明风卷残云般吃了3碗，女儿那时才知道，原来父亲身上只有25元，10元买了面，13元买了书，两个硬币只够回家坐公交车用。

　　“父亲常说，虽然我们家没钱，但还有更宝贵的东西。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希望我成为一名记者，这个理想我坚持至今，哪怕中途吃了很多苦，哪怕他已经离开，我也没有动摇过。”张牧原感慨，原先自己不懂事，直到长大偶然看到那句“铁肩担道义”，她才明白，父亲想让自己成长为像他一样的人——坚守正义，为别人带来希望和光明。

　　“他深爱着希望工程事业，在他身上，我学到了一生受益的东西。”学习和工作之余，张牧原努力帮助弱者，她攒下零用钱，定期资助失学儿童，还在课余专门学习了手语，去特教学校当志愿者。

　　毕业后，张牧原成为一名电视台记者，正式入职的那一刻，她觉得，自己践行了父亲的遗愿。“我想，他要是知道了，一定会为我感到骄傲。”

　　长大后，她常感慨，自己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幸运的是，第一所希望小学建在自己的家乡金寨县，多年后，希望小学走出了很多优秀学子，他们回报社会，希望的种子已逐渐长成参天大树。

　　“不幸的是，父亲壮志未酬身先死。但是，这些年来，无数人沿着他曾经走过的道路，为希望工程事业奉献。对父亲来说，这就足够了吧，他应该很欣慰，也很开心。”张牧原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