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清华

近代以来，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牺牲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和侵略而英勇斗争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掌握自己命运、开创国家发展新路的人们，都是民族英雄，都是国家荣光。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建立的不朽功勋！

　　——习近平

　　2018年12月31日晚7时，中国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了2019年新年贺词。

　　贺词中，习主席深情地说：“此时此刻，我特别要提到一些闪亮的名字。今年，天上多了颗‘南仁东星’，全军英模挂像里多了林俊德和张超两位同志……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林俊德，我国核试验爆炸力学测试专业领军人物，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央军委授予的“献身国防科技事业杰出科学家”。

　　他长期隐姓埋名潜心铸造大国重器，扎根新疆罗布泊戈壁大漠52年，参加了我国45次全部核试验任务。

　　2018年，经中央军委批准，他与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等各时期英模一起，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10位挂像英模。

“我不能躺下”

　　地处罗布泊深处的马兰，是我国唯一的核试验基地。

　　2012年2月，作为某重大项目负责人、曾担任过基地总工程师的林俊德院士在向马兰基地领导汇报工作时，司令员发现他神色憔悴、身体明显消瘦，一再劝他进行全面体检。

　　一个多月后，越来越明显感到身体不适的林俊德，在领导和家人的多次催促下，终于离开马兰赴北京看病。

　　三月的马兰，大地复苏。临行时，他对工作人员说，院子里的草不要拔，让它们自由生长，戈壁滩长草不容易。他还转身隔着低矮的围墙，对刚做了两天邻居的司令员吴应强说，明天我就去体检啦，后续的技术项目等我回来继续商谈。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林俊德这一去却再也没有回来。

林俊德同志在作学术报告（资料照片）

　　5月4日，在北京301医院，经过全面检查，林俊德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

　　面对猝不及防的重大变故，一向比较注重运动锻炼、自认为体质很好的林俊德，一时间有些愕然。但他很快明白，死亡之神已悄悄走来。

　　他没有慌，更没有乱。此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手头上已到关键时刻的国防重大科研项目还未完成。

　　“我是搞科研的，最相信科学。请你们告诉我还有多少时间，我好安排工作。”这是林俊德院士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后，说的第一句话。

　　医生告诉他，这种病虽然存活率比较低，经过积极治疗，生命是可以延续的，但必须马上进行手术和化疗……

　　交谈中，林俊德说，手术和化疗后，如果我在病床上整天浑浑噩噩，躺下起不来了，这将会对我们已到关键时刻的国防科研重大课题产生重大影响，造成巨大损失。与其这样，不如让我尽快完成任务。我不能在这个时候趴下，更不能当逃兵！

　　为了便于科研工作，抢时间完成任务，林俊德拒绝了北京301医院的挽留和治疗方案，执意办好出院手续，和妻子黄建琴一起回到西安。

　　可是，病魔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5月23日，林俊德在组织的坚决督促下，住进了当地的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安唐都医院。

　　一住进医院，医生就决定对他进行手术。林俊德恳切地询问：“请告诉我，如果按照你们的治疗方案，我多长时间可以工作？我好安排时间。”

　　这一次，对自己病情十分清楚的林俊德，把延长生命的希望排除在外，为了和病魔赛跑，抓紧生命的最后时光，为国防重大科研项目尽最后的努力，又做出同样选择：拒绝手术。

　　“我是搞核试验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你们不要再劝我了。”5月26日从病榻上醒来，林俊德拉着主治医师的手说。此时，林俊德病情开始恶化，被送到重症监护室。

　　为了争分夺秒地工作，林俊德在试验场上那股“狂”劲儿又出来了。重症监护室不可能让他下床工作，林俊德请求医生务必让他转回普通病房。

　　5月29日，回到普通病房的林俊德在生命的最后三天里，与死神搏斗着……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尽快把思考很久、趋于完善的学术思想和技术思路留给后人。

　　在笔记本电脑上，林俊德先后整理科研资料1.5G；3次用加密电话打到实验室指导科研工作；当他感到稍微有点儿精力时，又为一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写下300余字的评语和6条建议；在病房两次召集课题组成员交代后续实验任务。

　　病危期间，林俊德以不近人情的方式谢绝慰问探访，一再叮嘱：“我没有时间了，看望我的人一分钟就够了，其他事问我爱人就行了！”他还特意让妻子黄建琴在周边另找了一个房间，专门接待来看望他的人，即使对从福建老家远道而来的亲属也是如此。

　　得到林俊德拒绝手术的消息，基地司令员急火火地赶到病房，多方劝导。谁知，当别人走后，他第一句话就是批评：“你作为司令员就不应该来，你来了其他人也得效仿跟着来，浪费时间浪费钱！”“我的情况我清楚，你不必再劝，我现在需要的是时间，我要把电脑里的材料整理出来，要不以后他们不好看懂，书面材料来不及了，以后让我的学生慢慢整理吧。”

　　“我的时间不多了，我不能躺下，一躺下我就起不来了。”林俊德的病情迅速恶化着，开始出现大面积肠梗阻，已经不能进食，医生再次建议马上手术。林俊德依然拒绝。他说：“这种无谓的治疗没有任何意义，只能浪费时间，还消耗我的体力。与其那样，不如让我争得分分秒秒。”

　　此时的林俊德身上插满了维持生命的导流管、胃管、减压管、输液管，带着氧气罩的他仍坚持在笔记本电脑上整理科研资料。最后，他嫌3米多长的导流管碍事儿，干脆让医生拔掉了。

　　越是接近生命的尽头，就越是发狂般地工作。5月30日下午5时30分，林俊德要求把办公桌椅搬进病房。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前来看望他的基地政委孔令才含泪同意了他的请求。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林俊德艰难地坐在了椅子上。这一次，他强撑着工作到当晚9时45分。

　　在场的医护人员有的忍不住潸然泪下。

　　5月31日，从早上7时44分到9时55分，林俊德先后9次下床工作。这时他腹胀如鼓，呼吸困难，已经极度虚弱，每点一下鼠标，都要喘一大口气。

　　林俊德的视力已经出现模糊，他向支撑着他的女儿林春要眼镜。林春含着泪告诉他：“爸爸，您不是戴着眼镜吗？”

　　在生命倒计时最后5个小时里，半昏半醒中，林俊德仍反复叮咛学生和家人，办公室里还有什么资料要整理，密码箱怎么打开，整理时要注意保密，嘴里还念叨着用来分类归档的ABCD、1234，并工工整整地画出了打开保险柜的正反方向示意图……

　　从5月4日发现病情，到5月31日去世，林俊德度过了28个艰难而非凡的日日夜夜。特别是入住唐都医院生命的最后8天里，他数次下病榻，几度在电脑前向学生交代他的重大国防尖端科研思路和已有成果；而对妻子儿女和家人，他却没有留下一句话。

　　5月31日20时15分，当这个战士的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在场的和早已守候在病房门口的所有医护人员，再也控制不住奔涌的感情，一个个掩面而泣。主治医生一下子跪在了他床前，向这位坚强的军人、执着的科学家深深地三叩首……

　　这个晚上，唐都医院林俊德所住病区灯火通明，人们几乎整夜未眠……

　　得知林俊德去世的噩耗，“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94岁高龄的程开甲院士派人专程从北京送来了工工整整的亲笔挽词：“一片赤诚忠心，核试贡献卓越。”

　　婆娑的泪眼中，马兰基地全体将士对林俊德院士这样盖棺论定：“铿锵一生苦干惊天动地事，淡泊一世甘做隐姓埋名人。”

　　这是历史对英雄永远的铭记，这是战友对英雄崇高的礼赞！

“就要有一股子拼劲儿”

　　1958年8月的一天，奉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我国原子弹实验靶场的第一批开拓者，在首任司令员张蕴钰将军的率领下，从敦煌出发，穿越八百里沙海，来到了人迹罕至、鸟虫飞绝的罗布泊安营扎寨。

代表“和平”与“核试验”的“H”形马兰革命烈士纪念碑高耸苍穹，巍然屹立在罗布泊广袤的大地上。 秦宪安/摄

　　一天，在距博斯腾湖二十余公里的戈壁滩上，竟到处盛开了马兰花。

　　多么美丽的花儿啊！此时，许久没有看到过一丝生命绿色的将军，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手捧一束马兰花，眼睛湿润了。他对随行官兵深情地说：“就把这个地方叫马兰吧！”

　　自此，在古楼兰消失的地方，新中国的军用地图上有了马兰村这个地理坐标。而同时，一群肩负着特殊使命的中华优秀儿女，从此隐姓埋名于戈壁沙漠。

　　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一声巨响，蘑菇云腾空而起。

　　四年前从浙江大学毕业、时年26岁的林俊德，作为爆炸力学方面的技术骨干，参加了“争气弹”核试爆炸任务。他发明的“罐头盒”状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准确测量出了核试验冲击波的全部合格数据。根据林俊德“罐头盒”测得的核爆数据，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向周恩来总理报告了这个特大喜讯。

　　林俊德研制的“林氏”压力自记仪，在我国第一颗核爆实验中首战立功。自此，作为功勋装备，它应用于各种高尖端武器试验之中，出现在试验场的各个角落。

　　“我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核试验。咱们花钱不多，干事不少。搞科学实验，就要有一股子拼劲儿。”这是林俊德经常引以为豪的话。

　　核爆炸冲击当量和辐射剂量，是衡量核爆炸装置性能的两大指标。每次核试验后，林俊德都带领速报小组全副武装冲向爆心方向去抢收数据。

　　林俊德是我国核试验爆炸力学的主要开拓者。多年来，作为重大国防科研尖端课题研究的一线主帅，在试验任务中随时随地都有牺牲的危险。爆炸力学是最危险的学科，林俊德和炸药打了一辈子交道，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每次场区实验，他总是尽可能地离炸点近点、再近点。

　　一次在野外搞实验，爆炸物等了好久都没响。对讲机中，只听林俊德大声命令：“你们都不要动，我来弄。”说着就疾步向前。快到炸药放置点时，只见他猛回首，对跟在后面的人喊道：“趴下，不要抬头！”

　　虽逾花甲之年，但见林俊德以他一贯的拼劲儿，匍匐向前。他沉着冷静，迅速地拆除引信，排除了险情。

　　罗布泊四野朝天，看上去处处是路，实际上到处无路可走。当时国家经济条件困难，没有钱、也来不及修路。通往核爆实验区的道路坑洼崎岖。

　　一次，由于戈壁滩的搓板路颠簸得非常厉害，汽车的轮胎爆了。他明知道核爆后有辐射，多停留一分钟，大家就多一分沾染的危险，于是，就第一个跳下车，不顾个人安危，趴在汽车底下，帮助司机修车，终于赶在第一时间拿到了数据，为最终确定核试验效果提供了可靠依据。

　　“搞科研就是搞创造，就要实事求是讲实效，为国家负责。”这是林俊德科研创新的一贯作风和理念。

　　自力更生，勤俭节约，是林俊德经历的那个火红年代的口号，也是人们的自觉行动。林俊德最善于用简便实用的方法解决复杂技术问题：发明压力自记仪，就是用简单的钟表发条代替结构复杂的电机；利用材料塑性变形的特性改进设计，顺利实现了地下核试验仪器设备的防震；用两根普通的铜丝，巧妙解决了声靶检测系统的传感器标定问题；就连戈壁滩上的沙子，也被他“点石成金”，用做大型实验装备的一种特殊材料，不仅解决了一大技术难题，还大大节约了科研经费。

　　林俊德说，搞科学实验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来不得半点虚假和麻痹。每次实验，他都精细把关，对关键环节更是反复思考讨论，仔细叮咛指导，甚至亲自动手。

　　一次，某技术研究需要制作钢丝网筒，林俊德与课题组多次论证。到底是用1毫米还是2毫米的钢丝、中间留多大空隙？为了这个技术细节，他们跑了十几个商店，逐一比较、选择符合各项要求的钢丝网。看着有人不解的神情，林俊德严肃地说：“不要小看这些细节，搞科学就要一丝不苟，差一丁点儿都可能功亏一篑。”

　　林俊德在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的同时，培养出了一批爆炸力学领域的生力军和后起之秀，为我国国防尖端武器事业发展奠定了重要的人才基础。

　　“科研的核心是创新，要做就要做得比别人都好。”不媚外、不迷信、不跟风，坚持走自己的路，林俊德在自主创新的崎岖山道上，始终保持着一股“发狂”的拼劲儿。

参加核试验任务中的林俊德同志（左一）（资料照片）

　　从原子弹到氢弹、从大气层核试验到地下核试验，林俊德始终瞄着最前沿、最难啃、最急需的课题攻坚克难。

　　20世纪80年代初，为适应地下核试验爆炸力学测量和研究需要，基地决定研制某种力学装置。当时，这种装置用传统的驱动技术，在国内外已经相当成熟，有人建议借鉴别人的设计来做。

　　不吃别人嚼过的馍，不食别人剩下的饭。凭着坚实的技术基础和强烈的科研自信，林俊德独辟蹊径，发明了新型的气体驱动发射机构，历经两年多的反复设计、加工和试验，成功研制出高效、安全、环保、性能优良的力学实验装置，至今仍被许多国内大学和科研机构广泛应用。

　　1966年的冬天，我国将要进行首次氢弹试验。这次试验方式由塔爆改为飞机空投，需要在高空对冲击波进行测量，要求必须尽快解决自记仪高空防冻、高空定点、落地防震等一系列难题，这对林俊德和他的项目组提出了新的严峻考验。

　　由于仪器要在很低的温度下工作，当时没有实验室，林俊德他们就背着仪器跑到附近的天山上做实验。

　　数九寒天，白雪皑皑的天山上，夜间气温骤然降至零下20多度，冻得人胡子眉毛都结了霜。空气稀薄，让人喘不过气来，每走一步都感到头重脚轻，十分困难。

　　氢弹的爆炸成功，又一次令国人振奋，世界震惊。

　　1996年7月29日，在成功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后，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从当年7月30日起暂停核试验。以此为标志，基地的建设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进入新世纪后，作为爆炸力学的高级专家，林俊德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他担当10多项国防科研尖端课题研究，一年几乎有300多天都在大漠戈壁、试验场区度过。他以一个科学家的独特思维，敏锐发起了地震核查技术研究，在第一时间准确判断出是爆炸还是地震，为党和国家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为我国参与国际禁核试核工作赢得了重要发言权。

　　一个人“发狂”工作一阵子容易，一辈子很难。有人说，他的科研人生就像激光一样，方向性强，始终盯着创新。

　　他研制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测试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我国停止核试验后，他的爆炸力学理论和实验方面的研究成果，被应用于国防尖端武器研制、工程防护和民用爆破等相关领域。

　　他的爆炸检测关键技术及应用等科研成果，曾先后获得国家和军队20多个重大科研奖项，而这些成果，就像他的名字一样，长期以来不被外界所知。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国测一大队老队员、老党员的回信中说，忠于党、忠于人民、无私奉献，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是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奉献而不断铸就的。

天山“马兰红”

　　马兰革命烈士陵园“H”形代表着核武器和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意愿的纪念碑上，铭刻着这样的碑文：

　　“他们的生命已经逝去！但后来者懂得，正是这种苍凉与悲壮，才使‘和平’二字显得更加珍贵。”

　　纪念碑底座和台阶用附近天山上的马兰红花岗岩砌成。这种石头，看上去并不鲜艳夺目，甚至显得有点黯然平淡。但一经暴雨烈日，便马上呈现出残阳如血的殷红色。这种被当地人称为“马兰红”的石头，就是马兰人的英雄本色。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马兰精神，使我们赢得了国家和人民的尊重，这是我们的传家宝，千万不能丢。”这是弥留之际，林俊德最后的交代。

　　走进罗布泊的人，无论是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还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军人，他们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自觉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林俊德这一辈子就是为核试验而生、为核试验而活的人。

　　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起，林俊德和妻子黄建琴在核试验的人生路程上，相扶相携走过了45个春秋。

　　在一次看电视节目时，当主持人说“有爱你就大声说出来”时，林俊德对坐在身边的妻子黄建琴深情地说：“我们一起生活几十年了，没说过我爱你，但实际上都做到了。理解对方，默默支持对方，这就足够了！”

　　万人一杆枪，众人一面旗。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第一颗原子弹的参试者们都严守“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儿”的保密要求，以“出差”为由匆匆告别亲人，西出阳关，远走大漠。

　　在马兰，几乎人人都耳熟能详地讲述那棵老榆树的爱情故事：

　　奉命秘密出征的王茹芝教授与她的丈夫张相麟，一天竟在罗布泊的一棵老榆树下不期而遇。老榆树就像一个信物，更是一种见证，这个近乎牛郎织女般的爱情故事，被组织指挥核试验任务的张爱萍将军知道后，将军遂将这棵老榆树起名为“夫妻树”。

　　林俊德和黄建琴虽不在“夫妻树”下相识，但罗布泊就是他们的月下红娘。当时在核试验中小有名气的林俊德，不知何时竟悄悄地走进了黄建琴这个从南京大学毕业、来场区工作不久的女大学生心里。

　　1967年春天，一把桌椅一张床，他们俩人的行囊合到一起，就算结婚了。

　　茫茫戈壁，他们一次次目击了大漠之光，一次次聆听了东方巨响，每一次都是激动地相拥而泣，热泪盈眶。

　　试验场区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风沙满天，有时刮得人站都站不住，人在对面都互相看不见。饮水困难，他们只能喝孔雀河的水，河水又苦又咸，有人喝了拉肚子，几天都起不了床。

　　出生于福建省永春山区的林俊德，是新中国培养出的科学家，是靠党和政府的助学金读完中学、大学的。为此，林俊德常对儿女们说，能有今天，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培养，做人一定要懂得感恩，要赤诚报国。

《林俊德的全家福》——2019年春节前夕，林俊德同志家人与林俊德英模挂像合影 。 李嘉伟/摄

　　林俊德从浙江大学毕业入伍，在戈壁滩一干就是几十年。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林俊德这一生带出了那么多优秀的研究生、博士生，但自己的女儿却没能够考上大学，这始终是林俊德心里的一个痛。他心怀愧疚地对女儿说：“你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没有教育孩子的经验，是我们的实验品，你就多担待点吧。”

　　出门在外，吃请、请吃的活动林俊德从不参加，他就喜欢自助餐；讨论会上该说就说，不管在座的官大官小，从不畏惧；军内外各种评比会，只要不是自己专业范围内的，他一概谢绝参加。基地为他报全国先进和何梁何利奖，被他坚决拒绝；外单位评院士送材料的人，每次都被拒之门外；有人求基地领导说情，说评审会上林院士这一票很关键，希望帮着通融通融。领导一听就笑了：“别白费劲，连我送点茶叶他都再三推辞，你们还是好好准备吧。”

　　有时，林俊德也感叹自己一生最大的缺点就是不懂人情世故，不会“做人”，可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心里，他是一个难能可贵、很纯粹的人！

　　身为院士和博士生导师的林俊德，临终前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一个补了又补的铝盆，用了十多年；一块手表坏得都磨手了，就用透明胶粘住，一直戴到他临终。

　　林俊德生命最后的这段时光，也是他一生中陪伴家人最长的日子。

　　病房里，握着林俊德慢慢变凉的手，已是霜染鬓发的老伴儿黄建琴说：“老林啊老林，这是我第一次把你的手握这么长时间。40多年了，你把家当旅馆，一心扑在工作上，活着的时候，你是国家的、军队的，你现在终于属于我了……”

　　“我一生从来不给组织添麻烦，死后把我埋在马兰。”这是林俊德对组织上的最后请求。

　　作者单位：新华社解放军分社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梦牵罗布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