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记者 丰捷 邓晖 

王娅的捐赠证书。

王娅（执笔者）在好友陪伴下签署房屋捐赠协议。杨志明摄/光明图片

　　编者按：2016年7月，清华大学已故教授赵家和老师倾毕生积蓄1500余万元捐助西部贫困孩子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本报独家推出的“‘炭火教授’赵家和系列报道”，在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越来越多的人以志愿者、捐赠者的身份加入到资助西部贫困学子求学的队伍中来。据甘肃兴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统计，基金会成立6年来，收到爱心捐款286笔，累计2400多万元；累计4374名寒门学子受助，2514名完成高中阶段学业，近2000名寒门学子进入高等学校学习。

　　前不久，本报记者在探望赵家和遗孀吴嘉真女士以及兴华基金的接棒者、清华大学退休教授陈章武时得知，众多捐赠者中有一位平凡的天津退休女工：她“手紧”“悭吝”，却多次慷慨解囊捐助贫寒学子。得知自己罹患胰腺癌晚期后，她放弃使用昂贵的化疗药，再次向基金会捐款，并毅然决定捐出仅有的一处房产助学。不仅如此，她还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价值，达到“求仁得仁，了无遗憾”之境界。

　　她是谁？为什么会做出如此选择？本报记者近日独家探访了这位平凡又伟大的退休女工，在人生尽头倾听她的故事，捕捉她身上闪烁的人性之光，希望能再次唤起社会对爱、对奉献、对人生价值的思索。

　　与王娅的首次接触，是从一沓打印的邮件开始的。

　　2016年7月22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退休教授陈章武收到一封邮件：“你们是有两个账户吗？我想确认一下。”

　　“能请问你了解的目的是什么吗？”3天后，在甘肃走访受助学校的陈章武回复了基金会账号。接棒管理兴华基金的第3年，陈章武遇到很多捐赠者，却头一次碰到这种方式。

　　10月底，坐在位于天津西南郊王娅家门口的一间小饭馆里，从这沓邮件开始，陈章武向记者讲述了这位退休女工与兴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与西部贫寒学子的不解情缘。

　　深秋的天津，冷风萧瑟，黄叶飘落。等王娅输完营养液，记者将走近这个在以分秒进行倒数的生命，和基金会工作人员一起完成她最后一个要求。

　　王娅说：“等办完这些事，就不再输营养液了。”

一个最后的要求

　　第一次邮件往来后，兴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的账户上很快收到王娅转入的6000元资助款。“我是工薪族，没有大笔的钱，现在是个老年人了。你们若愿意接纳我，我很愿意持续捐助下去。”在这封邮件中，王娅述说了她朴素的心愿，“我退休了，也还希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想到在西北有一个孩子能因为我的帮助继续学业，上大学甚至读研，真是件令人快乐的事。”

　　两年多来，数十封邮件往来，让王娅与甘肃寒门学子的命运紧密交织，也开启了一段暖心的故事。

　　“这几年，基金会的志愿者、捐赠者大多是身边人，或是身边人介绍来的，捐赠前基本我都见过，王娅是为数不多没见面就直接捐钱的。”2017年3月，在中央电视台《朗读者》栏目为赵家和专门策划制作的节目中，陈章武才第一次见到王娅：“那天本来想请她作为捐赠者代表上台出镜，可她坚决不肯，只坐在观众席上。听完赵老师的事迹后，她一直流泪，回去后又给我发了一封邮件，‘我只不过是捐了几千块钱，无法和你们比……我幸亏没有同意出镜，要不真是得羞愧死了’。”这次见面后，王娅成为基金会的一名志愿者。家访、审查学生资料、走访受助学校……她全身心投入，把这当作退休后最大的事业来经营。

　　今年4月，一向守约的王娅却失联了。那天本是王娅约好和基金会工作人员一起去甘肃考察受助学校的日子。直到几天后，陈章武才收到她的信息：“非常不凑巧，去新西兰旅游与助学活动的时间冲突了。”又过了几天，一笔3万元的捐款汇到基金会账户上，王娅已经陆续资助了7名高中生。

　　让陈章武没想到的是，彼时的王娅根本没去新西兰，而是躺在了天津肿瘤医院的病床上。

　　胰腺癌晚期，在癌症中属于最凶险的一类。

　　命运给这个65岁、铆足劲做公益的人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抢跑！倔强的王娅一边和病魔抗争，一边加快捐资助学的脚步：5月，还在病床上的王娅不忘为基金会汇去早已准备好的捐款；8月，她停掉全部放疗，拖着乏力的身体踏上奔赴甘肃的家访，因为她知道，“再不赶快去，就再也没力气去了。”

　　在记者探访王娅的前一周，遵照她的意愿，基金会工作人员已经为其办理了遗嘱公证：在她身后，将仅有的也是最大的资产——一套商品住宅房捐赠给基金会，用以资助更多的贫寒学子。但很快，王娅反悔了——变身后捐赠为生前赠予，她说：“这样可以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麻烦，让钱能顺利用到孩子们身上。”“我们都劝她，病魔无情，要留下足够的治疗费用。她总是说，自己有，别担心，可实际上，她连救命的药都嫌贵。”对于这个倔强的老大姐，基金会志愿者杨志明毫无办法。

　　“并不是我舍不得用昂贵的药物。主要是药物贵是贵，效果还不好，副作用也让我难以接受，我就不愿意用了，还不如把钱用在孩子们身上。省下治疗费，我愿意多资助几个学生。”这是王娅发给杨志明的短信，一如她始终如一的朴素与真挚。

一笔最大的财富

　　陪伴在她身边的挚友说，王娅已经整整一个星期粒米未进了，全靠每天两瓶营养液撑着。但记者看到的王娅家却完全出乎意料。不大的一居室，没有什么贵重的陈设，但非常整洁。角落里、茶几上、阳台边，鲜花绿植，生机葳蕤。

　　“我爱花，好着的时候家里养了几十盆，好看极了。现在身体不好，好多都送人了，但朋友们来看我还是爱送花。”一头利落短发加鲜亮的黄毛衫，见到记者，快步迎上来的王娅脸上满是笑意。握手时那皮包骨头的手和低于常人的体温，才让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被病魔折磨许久的人。

　　“花送人了，走时穿的衣服准备好了，遗体捐赠的手续都办完了，看我这具身体走了后还有什么用就全部拿去。”一边招呼记者坐下，王娅一边跟陈章武以及基金会工作人员交流她对身后事的安排，“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赶紧把房子捐赠的手续办完。”

　　“为什么要这样做？把钱留下来，不是可以用点好药、让自己过得好点吗？”面对一个毫不避讳谈论生死、有条不紊安排后事的人，记者坦陈心底的疑问。

　　“我过得挺好的，要那些钱没用。”

　　“给你们看看我这辈子最大的财富吧。”王娅起身，打开客厅的柜子，小心翼翼地捧出两个牛皮纸袋。

　　从1989年捐给希望工程的100元开始，到给天津市救灾扶贫的5000元，再到给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捐款……七八张保存完好的收据、证书，记录下王娅20年来从未间断的捐赠之路。

　　“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高大上，就是自己有些能力，能帮就帮一点。”看到记者为这些证书拍照，王娅赶紧摆摆手，“从小到大，家里就是这样做的，习惯了，很平常。我记得小时候我家有一床特别好的军用毛毯。有一年天津发大水，我爸妈卷起来就捐了。后来，每次国家号召捐款，我爸都是街道居委会里捐得最多的。我那时就觉得，不管能力大小，‘帮一把’是挺有意义的事。”

　　做起公益来慷慨无比，可对待自己王娅却手紧到极致——家里值钱的“几大件”，是2017年花2000多元买的34寸电视机；她酷爱摄影，下了好几次决心才放下用了多年的卡片机，买了个8000多元的单反；平时穿的衣服、用的包从不超过100元。

　　“我特别不理解那些一个包、一件衣服就要几千、上万元的人，太没有必要了，还有那么多人需要帮助，应该把钱花在有意义的地方。”王娅的另一笔大投资，是2016年7月花1700元买的第一部智能手机，还是因为旧手机实在是不能用了。

　　正是这笔大投资，给王娅的生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改变。

一段永恒的温情

　　“用上智能手机，我才有了微信，看到了朋友发来的《光明日报》对赵家和教授事迹的报道。”

　　“原来有这样一个人，这么无私；后来又有这样一群人，如此火热。我怎么没早点认识他们，加入他们呢。”直到走进兴华助学基金会已两年多，那种相见恨晚的追悔仍然让王娅难以平静。

　　除了给予孩子们物质上的帮助之外，王娅更希望的是，因为这些资助，孩子们能自由地选择自己想做的事。

　　有一次，王娅资助的一个孩子给她写信，说高考时想要报考师范专业。一向怕打扰孩子学习的王娅着急了，她怕是因为钱绊住了孩子追逐梦想的脚步。她想方设法找到了孩子妈妈的手机号，“我告诉那个孩子，你想学什么、学到哪儿，我都资助你。当听到孩子说就是喜欢当老师时，我的心才放下。”

　　“她永远那么充满活力，根本看不出已经65岁了。”杨志明比王娅还小十几岁，却一直慨叹她对待公益事业的旺盛精力，“在今年8月离开兰州时，她还和我们约定要经常参加基金会的公益活动。”

　　病魔袭来的那一刻，王娅最大的遗憾竟然是，“我再也没有时间参与基金会的活动，为孩子们做事了。”

　　“原来我想着，时间还长着呢，可以慢慢捐。没想到，突然间就有了期限，我必须得加快脚步。”王娅一再说，她太过平凡，不值得被报道。而她之所以愿意接受采访，也是希望能像当年赵家和教授的精神感召她一样，为孩子们聚拢起更多的爱心。

　　离开王娅家，已是夕阳西下。朋友们一早买来了肉和菜，杨志明为王娅带来了她在内蒙古插队时最爱的马头琴。晚上，一个兴华基金会资助的大学生也要赶来，和他们一起包饺子、聊聊天。

　　琴声低回，饺子飘香。在王娅心里，这样的温暖或许抵得上任何金钱带来的享受。

　　“这就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女工，善良、豁达、明理。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愿天下长存好人，愿好人常做好事。”返程的列车上，记者收到了陈章武发来的短信。

　　此时，抬眼看看窗外飘零的黄叶，竟也多了些新生的况味。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也许就是王娅追随赵家和所追求的“求仁得仁，了无遗憾”，也是今天我们每个人应该找寻的生命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