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四倍 图/采采

　　“在中国行善其实很不容易！”面对学者的感叹，我们说什么好呢？其实，不独学者，连一般公众恐怕也有这种感觉，要不然，怎么有普通公众对“被捐款”的愤懑呢？

　　再进一步，富豪阶层也对“行善”颇多不满。在“2005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中，余彭年以捐赠7500万元位列排行榜第二。但是，他说，“我做好事，钱要真正交到百姓手里，才放心。”这也是很多人对“被捐款”愤懑的一个理由。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我们经常对美国比尔·盖茨等富豪的捐款表示敬意，作为数落国内富豪的证据，而事实上，在美国与拥有巨大财富的人相比，低收入的人在他们总收入的百分比中，用于捐款的比例更高。正如有人所说，在每一位比尔·盖茨的身边，都站立着数以百万计的热心慈善事业的普通百姓。这是因为低收入的人更接近社会底层，更了解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需求。

　　“在中国行善其实很不容易”，在笔者看来，并非仅仅是一个与制度相关的问题，而是一个与财富伦理有着密切关联度的问题。离开了对财富伦理的理性认知，单一地指责制度的“不方便”，并非解决问题的上策。应该说，一个缺乏对弱者关爱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慈善事业；一个缺乏善爱之心的社会成员，也不会真正无偿地向慈善机构或社会脆弱成员捐献。如何树立积极健康、有益于社会发展的现代财富观，勇敢承担社会道义，热心公益事业，做一个诚实守信又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仍是一个课题。对普通公众来说，是如此，对富豪来说，同样如此。

（责任编辑：孙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