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的尴尬

　　行善却要被质疑动机，这是2009年中国慈善环境的一道风景。

　　很多人因此很是替曹德旺、陈发树们“鸣不平”，觉得只要是真实捐款，就不必质疑其背后的真实意图。这当然有些道理，但不要忘记，国人之所以质疑富豪们的行善动机，根本原因还在于害怕富豪们借行善之名，行炒作或其他意图之实。

　　君不见，牛根生成立老牛基金会后，实际控制和运行仍然并不透明？君不见，余秋雨从捐20万元建希望小学到捐赠3所学校各1万册图书的缩水？当然，某种程度上，国人的质疑无非是国内当前并不成熟的慈善法规和环境的必然映照：没有足够完备的立法、没有可靠的第三方监督机构，谁甘于被忽悠？

　　外国的“和尚”好念经。

　　当沃伦巴菲特把个人财产的85％、价值370亿美元的伯克希尔哈撒韦集团股票捐赠给盖茨基金会，当盖茨以580亿美元的捐赠刷新了巴菲特创造的纪录时，中国公众没有吝啬自己的掌声，并强烈期盼早日出现国内的盖茨和巴菲特。

　　但当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宣布将曹氏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股权的70％用来成立慈善基金，新华都集团董事长陈发树将个人持有价值83亿元的有价证券捐出成立“新华都慈善基金”时，却没有换来公众的掌声，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质疑声：他们究竟是“巨骗”，还是伟大的慈善家？

　　“当一件事超出人们想象时，就会出现猜测、质疑，这很正常，我们面对质疑很坦然。”唐骏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我们不怕质疑，但担心质疑。因为这样的质疑会吓退未来可能做慈善的人，让中国的慈善事业倒退5年。”话锋一转，唐骏替陈发树道出感到委屈的万千理由。

　　被质疑声包围的唐骏忽略了其正面意义：从简单捐款、捐物转向更复杂形式的慈善行为，是中国企业家慈善观念的一大进步。陈发树和曹德旺正敦促大家思考：什么是成熟的慈善环境？政策环境该如何跟上这种新生的慈善行为？如何为行善者创造一个宽松的法律环境？从这个角度讲，2009年对中国的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不成熟的舆论环境

　　陈发树是一个很“另类”的人。不久前，长江商学院举办的中日CEO论坛上，作为长江商学院CEO班学员，他与青岛啤酒董事长金志国、TCL董事长李东生等一样坐在重要位置；但与活跃的金、李二人不同，陈既不发言，也不参与讨论，甚至连同声传译也不戴。

　　陈发树尽量避免在公众场合出现。迄今为止，他只在唐骏加盟新华都及新华都慈善基金会成立召开的两次新闻发布会上公开露过面。而这两次，也并非陈发树所愿，颇有些被“绑架”的意味。他不善言辞，哪怕会场出现尴尬的停顿，也不会多讲一句。

　　当这样一个不善与外界交流的人成立国内规模最大、个人出资的私募慈善基金时，在强烈的质疑面前同样并不多发一言。而公众质疑的焦点集中在陈发树的捐赠动机上：是否作秀？是否涉嫌避税？

　　“很多人认为捐赠83亿元一定有动机，其实有动机的人绝对不会做慈善，像我这样的人，就做不到一下捐出这么多钱，因为我还没有达到那种境界。为了一点点动机就捐出83亿元，也太不值得了。何况哪有那么大的税用83亿元避，不可能的。”唐骏这位拿着天价薪水的新华都“二号人物”不惜用自己来衬托陈发树的伟大。

　　唐骏的解释得到许多专家的认同。“没有人会傻到用捐赠的方式去避税。”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说，“除非你拿出充分的证据，否则不要以动机来判断慈善行为的优劣，最重要的是看这个行为给民众带来了什么。”

　　此前，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遭遇了与陈发树一样的尴尬。2009年2月，曹德旺将持有的福耀玻璃股权的70％（约占公司总股本的35%）捐出，成立以他父亲之名命名的河仁基金会。后因股权转移超过30%将触动全面收购要约，于是降低捐赠额度为总股本的29.5%。如果捐赠完成，曹将由大股东变为二股东。河仁基金会尚未注册便引发诸多质疑，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一场左手倒右手的资本游戏。与陈发树不同的是，由于涉及政策方面的原因，曹德旺的基金会至今还没注册下来。

　　在金锦萍看来，现在的舆论导向很有问题，她有些激动地质问：“媒体的热情在哪里？盖茨、巴菲特做慈善时，美国媒体给予的是赞誉。为什么我们许多媒体仅凭动机就浇灭企业家的慈善热情？”一位网友的观点更直接：“辨什么真假，捐就是好的！老外一捐立马两眼放光上去赞美去了，中国人一捐立马两眼放光上去挑毛病去了，都什么人啊。

　　 滞后的政策环境

　　曹德旺、陈发树之所以引发如此质疑，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所采用的股权捐赠的方式在国内还很鲜见。“在此之前，企业以持有的股权进行公益性捐赠是不被允许的。这在2003年财政部公布的《关于加强企业对外捐赠财务管理的通知》中有明确规定，因此，股权捐赠不可避免遇到认可或注册等方面的障碍。”金锦萍说。

　　巧合的是，新华都慈善基金会成立宣布的2009年10月20日当天，财政部也下发了《关于企业公益性捐赠股权有关财务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企业以持有的股权进行公益性捐赠”表示认可。由于新华都慈善基金会拉来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怀西任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任高级顾问，因此陈发树极有可能事先已经得知《通知》的发布内容和时间。

　　从这个角度看，陈发树抑或唐骏，要比曹德旺“乖巧聪明”许多。按照现行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于是，陈发树首先成立了注册资金1亿元的基金会，然后才宣布将价值83亿元的有价证券捐入。

　　“当初，曹德旺应该先了解清楚相关法律、法规的约定再做，没必要跟政府较劲，毕竟不是拿钱就可以做慈善，要遵守现有的法律框架。他可以先拿出不低于200万元的到账货币资金成立一个非公募基金会，然后再学习巴菲特，不是一次性将股份捐出，而是每年向盖茨基金会捐赠其持有的5％的股份。”金锦萍说。

　　巴菲特的这种捐赠方式，可以顾全被持股公司的股价稳定及其他投资者的信心。他持有的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A股，但他却没有直接将A股一次性捐赠，而是先将A股转化为B股（B股的价格是A股的1/30，而表决权只是A股的1/200），且每年捐赠余额的5％，并设定捐赠条件，例如盖茨夫妇必须活着，并亲自主持基金会的运作等。

　　不过，从《通知》提出的新方向来看，曹德旺的基金会的政策障碍已经清除，但《通知》中的一个规定又将令曹德旺陷入两难境地：“企业捐赠后，必须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不再对已捐赠股权行使股东权利，并不得要求受赠单位予以经济回报。”

　　其实，几年前，中国企业家捐赠股权的意愿及行动就已发端，曹德旺曾表示，希望自己的行动成为政策的“破冰之旅”，从目前来看，愿望已经实现，他对捐赠制度的完善足可记下有意义的一笔。但稍显遗憾的是，河仁基金会却没有成为首家以股权捐赠形式成立的慈善基金会。

　　对此，厦门大学副校长吴世农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随着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发展，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热心慈善事业，国家应该给予鼓励和支持，并修改相关政策条例，完善税法，加强慈善基金会的治理和管理。”吴的另一个身份是福耀玻璃的独立董事，在世界各地雪花般的慈善咨询顾问公司函电中，他提出的河仁基金会的管理方案胜出。

　　 青涩的企业慈善

　　当委屈的企业家们抱怨中国的慈善环境不成熟时，或许也需要检视一下自己的成熟度。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说：“企业公益尚停留在起步阶段。”不久前，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与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合作开展了首期“企业公益指数”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公益指数得分为44.0分。这是一个不算漂亮的分数。

　　距离100分欠缺的56分是因为企业缺乏公益战略部署，缺少系统、固定的公益计划。2008年，企业公益投入井喷，但持续性公益投入明显不足；企业公益行为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与公益慈善组织缺乏合作。同时，公益人才匮乏，是目前公益慈善领域较为严重的现实；政策法规环境尚可，但社会公益氛围仍需提升。

　　复星集团北京区域总部首席代表李海峰对此深有感触。“几年前，复星已经把做公益明确为公司战略，但如何才能把战略与社会有效资源结合起来，如何用专业、全球角度衡量公益成就，与跨国公司相比，我们还有差距。但到底怎么做才是系统的、恰如其分的，我们对此感到茫然和迷惑。”

　　不过，44分也代表未来的可提升空间很大。在筹备新华都慈善基金会时，唐骏特意跑到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学习。“新华都基金会将会按照盖茨基金会的管理模式、管理架构、运作理念，以一种完全独立的方式经营。”唐骏说。

　　当看到新华都慈善基金会将捐赠领域圈定为希望小学、希望中学，为贫困大学生提供奖学金，为大学生提供就业专业培训和辅导时，袁岳对唐骏讲：“你们的视野被束缚了，这些都是很传统的领域，许多机构都在做。你们为何不做中国的福布莱特呢？或者做一些科普方面的普及工作，都会更有意义。”

　　福布莱特计划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声誉最高的国际交流计划。通过教育交流，增进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从另外的角度谈到企业做慈善时的不成熟，他说：“陈发树的动机很好，我们应该保护企业家的热情，但是有一点，他们对中国的慈善制度并不了解，做基金会本来应该找民政部，但他们却没有提前跟我们交流过，所以我们也没法发表意见，这说明我们企业家在做慈善方面还需要学习。”王说，因为担心企业有压力，他们也从未主动找过新华都。最近，王与唐骏见了面，双方准备加强沟通。（作者: 吴晓燕）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