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 宇

一场秋雨之后，天空放晴。秋高气爽，风和日丽。我们来到芜湖傻子瓜子公司，又一次见到年广九父子。

　　提起傻子瓜子，改革之初几乎家喻户晓，而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傻子”年广九和他的次子“小傻子”年强也声名远扬。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安徽文学》任职，曾多次采访过傻子瓜子公司。这次在我们到达芜湖的前一天，年强刚从国外回来，答应明天一定把他父亲年广九请来接受采访。

　　第二天上午9时许，年广九来到傻子瓜子总公司会议室。他的形象与以前相比有不小的变化。穿戴十分齐整，打着花格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虽然已经八十多岁高龄，依然精神矍铄，容光焕发，面对采访，侃侃而谈。如果说有什么没变的话，那就是他性格依然爽朗豁达，快人快语，谈吐之间，不时引起阵阵笑声。

　　在交谈中，我向他求证，他的名字到底是年广久，还是年广九。因为外边的报道中有用年广久，也有用年广九。对于这个问题，他和他的儿子都肯定地说是年广九。“广是广大，九是数字中最大的。”年广九特地解释说。言外之意，很为自己的名字得意。

　　年广九没有文化，但他有头脑。有报道称，他只会写五个字，即“年广九”“同乙（意）”，其中还有一个是别字。他早年卖水果，后来又卖瓜子。很多年前，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是一只早叫的鸡。”他儿子年强说得更全面：“早叫也是为了生存，我们不是呼风唤雨、先知先觉的改革家。”但中国有句老话，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子烂。先行者常常要付出代价。为此年广九遭遇了三次牢狱之灾。然而，他从来没想到退却。跌倒了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继续干。他笑谈当年与“打击办”（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简称）打游击、捉迷藏的经历。卖瓜子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炒瓜子时，检查人员来了，他就翻墙而走。小“傻子”年强插话说，当时有关部门曾规定他们产量不准超过五千斤，超过要上报。那时他们夜里4点等在检查站口，等到5点检查人员换班吃饭时再过去。有时检查人员突击检查，发现他们的灶是热的，他们便谎称是烧水洗澡。

　　年广九说他从小就搞“经济”。如果从他上世纪六十年代贩水果算起，至今已五十多年。不过，他的经商之道不是从课堂上学来的，而是从生活中学来的。有一年，瓜子市场打起价格战。一些企业为了挤垮傻子瓜子，不惜血本，将价格降到成本以下。

　　年广九耗不起，便另寻出路。他在瓜子质量上下功夫，开发新品种，同时内部挖潜，调动员工积极性。“当时一般干部月工资八十多元，我给五百元至八百元。”年广九说，除了高工资，每天还给他们喝茅台酒，最差也是汾酒，每天都是好几瓶。“这得多少钱啊？”年广久说，“有人说我傻，但将心比心，员工们愿意跟我干，连轴转也没有怨言。”最终傻子瓜子依靠产品质量，依靠上下同心，站稳脚跟，取得竞争的胜利。有位研究经济的朋友对我说，年广九的这套做法是有经济学基础的，因为价格战是低层次的竞争，而产品质量的竞争才是高层次的竞争。“他这是抓住了根本。”这位朋友评价说。当然，年广九也许说不出这样的道理，但生活和实践教会了他该怎么做。

　　年广九忘不了1989年9月13日。那一天上午，检察院来了四个人，宣布对其逮捕。最初的罪名是涉嫌挪用公款罪和贪污罪。年广九说，公司是我的，何来贪污、挪用之说？我问年广九当时怕不怕，他说怕也没用。“我回过头来对家人说，不出三年我就会回来。”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发表。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的讲话传达后不久，年广九便被释放了。

　　说起这段往事，他们父子都特别感激邓小平，感谢党的开放政策。“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年广九的今天，也没有傻子瓜子的今天。”年广九发自肺腑地说。

　　我问年老这一路走来最难的是什么时候。他说：“自己思想不稳定就难，思想稳定就不难。”

　　他的话颇有哲理意味。年老虽然没有文化，但他的话常常闪烁着朴素的哲理之光。说起他的儿子年强，“我这个儿子了不起，比我强！”年广九说起来赞不绝口。早在十四岁时，年强就接过父亲的水果摊，后来又离开父亲，自立门户，单独创业。在傻子瓜子最困难的时候，是他继续坚持，直至今日。如今的年强是傻子瓜子总公司的董事长，真正的掌门人。年广九说起他的培养之道是：“我给路不给钱。钱再多总有花完的时候，但给了路你就可以自己走下去。”他的三个儿子后来都各自打开一片天地。

　　年强比他父亲有文化，他也爱与文化人交往。1987年，《安徽文学》曾发表过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更生介绍年强的长篇报告文学。那段时间，我几次去芜湖，与年强有过多次交往，有时就在路边的小摊上一起吃饭，毫无拘束。尽管那时傻子瓜子的经营状况不好，年强还是对文化事业多有支持。他曾捐赠少年宫，向安师大捐款。如今，年广九已经不再成为焦点，一个传奇似乎也归于平淡。而我认为，这正是社会进步、改革进步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