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聪（中国好人网配图）

　　今天《1/7》的新闻人物名叫杜聪。现在他是一名辞职后无偿帮助艾滋病患者的志愿者，而在此之前，他是世界金融之都美国华尔街上的银行家，被誉为华尔街冉冉升起的新星，今年39岁杜聪出生在香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31岁的时候成为了一家跨国银行的副总裁，就在事业前途无量的时候，杜聪却突然辞职，来到了中国河南省那些艾滋病高发的村庄里，开始做一份没有任何报酬的工作，并且一做就是5年。

　　他，曾经是华尔街最年轻的华人银行家，令人羡慕前途似锦；

　　他，为什么辞去高薪，来到中国，救助那些艾滋病村的孩子；

　　有人说他这是一种疯狂的举动，那么他到底要改变什么？《1/7》专访艾滋病志愿者杜聪。

　　他曾经流连于纽约曼哈顿绚烂的夜色，但现在，他更习惯穿行在这样的乡间小路上；他曾经是令人羡慕的"金领"阶层，但现在，他成了河南农村默默无闻的义工。他就是杜聪，现在他把自己的命运和3500名来自艾滋病人家庭的孩子们连在一起。

　　2006年8月3号，一列来自河南郑州的火车抵达上海。车上下来17个孩子，他们来自河南、山东和安徽，年龄从13岁到18岁不等。这些孩子身上都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他们的父母至少有一个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有的已经病发去世。他们被称作艾滋影响儿童。

　　看得见前面有很多的房子，但是在左边有一个圆球，上面有一个尖，中间有洞的，像楼梯一样的，那个就是东方明珠。

　　这17个孩子是来上海参加夏令营的，这个夏令营由杜聪创办的智行基金会组织。他们是杜聪5年来救助的3500多名艾滋影响儿童中，很小的一部分。

　　记者：在孩子们眼里，您是他们的什么人。

　　杜聪：就是一个外面来的叔叔，希望能帮助他们，希望能够有读书的机会，能更完整地成长，更健康地成长。

　　记者：那在您的眼里，孩子们是你的什么人？

　　杜聪：我当他们是我的孩子，我看见他们长大，从小学到中学，有一些从中学到大学，我觉得是一件蛮欣慰，蛮开心的事。

　　杜聪是一名慈善事业的志愿者。2002年，他来到河南省，成立基金会，专门资助那些来自艾滋家庭的孩子上学念书。

　　然而在2002年以前，杜聪的生活是另外一番光景。作为一家跨国银行的副总裁，他在美国华尔街拥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管理着数千员工。杜聪究竟为什么会离开华尔街，来到河南农村呢？

　　杜聪，今年39岁，出生在香港，初中毕业后和家人移民美国旧金山。1991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并进入华尔街的银行工作。凭着自己的才学，杜聪27岁就成为瑞士某银行的联席董事，31岁当上某跨国银行的副总裁。

　　记者：那个时候是不是感觉到自己春风得意，感觉到自己的前途无量？

　　杜聪：我自己的事业是蛮成功的，而且我在银行的工作也做得来，当时也是可能经济、金融，各方面的发展都很快速，所以我也很幸运，很顺利。

　　记者：那时候您的梦想，是不是做一个很出色的银行家？

　　杜聪：也可以这样说。

　　在华尔街工作4年之后，杜聪被派驻亚洲拓展业务，他因此得到了许多接触中国内地的机会。就在那些年中，杜聪了解到了中国的艾滋病状况。2001年，杜聪决定去当时艾滋病阴云笼罩的河南农村去看一看。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间的苦难，在一个那么小的地方发生，家家户户都有艾滋病的病人，躺在病床上，我们不用走很远才找到一个病人，这个家有一个，隔壁有一个，再过两家也有一个。我们就坐在村边缘的地方，看着外面的一个玉米田，那天天气也很热，我们就很感慨地说：这个真是一场国难。然后我们几个大男人都哭起来。

　　三代人都在经历他们年代，最痛苦的事件，爷爷奶奶要白头人送黑头人，青壮年要感染了艾滋病死亡，孩子要变成了孤儿，缺少父母的关爱，三代人都很悲惨。但是最让我牵挂的，是一些无助的孩子，我觉得我有一个莫名的托孤的感觉。

　　从河南回到美国，杜聪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那些贫穷的村庄里，受到艾滋影响的孩子们将要怎样生活？他们如何能面对自己的未来？经过反复权衡，杜聪做出了自己30多年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救助那些孩子。

　　杜聪：如果我多赚几年的钱，然后才做这个救助的行动，才去帮这些艾滋遗孤的话，已经太晚了。

　　记者：你当时完全可以兼职，一方面在银行上班，另外一方面可以抽出你的业余时间，从事这个义工的工作。

　　杜聪：如果不全身投入的话，我没办法做下去，因为我不想就是一个很零散的救助，带着一沓钞票去，看到谁可怜我就给钱谁，我不想这样。我想建立一个有系统，可延续、可铺开的体制，去把这个救助体制建起来，当时除了我，我想不出有其他的人，可以做这个工作，所以我才全身地投入。

　　按照杜聪的设想，他要建立基金会常年募集捐款，专门用来资助艾滋村里的孩子们上学念书。为了保证基金会的运行长期有效，杜聪决定去河南工作。他的这个决定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

　　记者：好像当时您母亲对这个事，反对是最激烈的。

　　杜聪：对啊，她觉得我们把你送到哈佛，念书毕业，不是用来做义工的，有点浪费。而且你为什么那么关心一群，跟你毫无关系，那么遥远的一群孩子？她很不理解。

　　记者：其实他们说得也对，一个体面的工作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是追求的一个梦想。

　　杜聪：这个世界少了一个银行家不会死的，但是如果我不做，我当时要做的救助行动

　　以后他们长大，还会在社会几十年，对社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杜聪决心已定，他不顾父母的劝阻，告别了华尔街，一头扎进了河南农村。

　　面对这些艾滋阴影笼罩的儿童，他能否坚持下去，他又能改变什么？

　　然而，事情远远不像杜聪想像得那么简单。抛开资金的困难不说，最让杜聪感到意外的，是当地的态度。

　　杜聪：在四、五年前，艾滋病的疫情被视为国家的机密，不能公开。我们其实去了很多的地方，被拒绝了，碰钉了，他们不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

　　记者：那么面对这些困难，有没有这样一种时刻，就是特别怀念过去做银行家，那种前途无忧的时候？

　　杜聪：那个倒没有，但是确实有很多觉得，我为什么要那么的辛苦做这个工。有一年我们为了赶路，坐了一个晚上的车，而且那个冬天很冷，整个晚上都在车里面颠簸，而且又是我的生日，我也想念我自己的家人，也是在赶路，很冷，又冷又饿，又是春节，我就哭起来了，觉得我那么辛苦到底是为什么。

　　记者：有没有想到放弃、后悔？

　　杜聪：有的，但是还是撑下去吧。我到了村，见到他们，就觉得我的工作还是蛮值得的。

　　他终究没有放弃救助那些艾滋影响儿童的想法。2003年之后，杜聪的基金会(什么基金会？)渐渐开始被人知晓，也就是在那一年，国家颁布了一系列关怀艾滋病人的政策，杜聪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从2004年开始，每年夏天，杜聪都会组织一些孩子到大城市游览。这是杜聪帮助这些艾滋影响儿童的重要活动。

　　接到了就往上扔，往上扔。

　　在上海科技馆，杜聪饶有兴致地为孩子们讲解这些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生物。孩子们的眼中流露着好奇，他们在一件件新奇的仪器面前流连忘返。没有人在意他们的身份，他们和周围普通的孩子有着同样的快乐。

　　杜聪：慈善并不是就是免费给人吃饭，免费把钱给人那么简单，我希望一个工作能有效率，而且做的东西，理念要对，而且你给的救助，要是他们真的是最需要的。这些艾滋病孤儿最需要的是什么？让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挨过这个灾难，可以有尊严地活着、长大。

　　河南省文楼村，中国艾滋病高发村庄的缩影。2004年，文楼村的少年晓峰考上了南方的大学。

　　杜聪：一下子需要五六千块钱，当时还是愁着学费。

　　晓峰的父亲很早就去世，是母亲把他和姐姐一手拉扯大。但在2001年，他的母亲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毒。母亲的病治了三年，家里的生活极其拮据，高额的学费更让母子俩陷入窘境。就在这时，晓峰听人说起了杜聪。他决定去寻求帮助。

　　杜聪：我去县城办公室，正好杜聪去我家了，在家里没见着，他去找我我去找他去了。当时没有几个人参加高考我们那里，就三四个人，他就一家一家去，后来二话没说就决定了给我资助，应该说是全额资助我的学费。

　　9月，晓峰踏上了南下的列车。妈妈一直把他送到车站。

　　杜聪：她跟我说好几个晚上，你正在酣睡的时候，忽然梦到我马上就要走了，一下子醒来了，我要读好书，将来能够成才，将来让母亲在有限的时间里，安享晚年。

　　在杜聪救助的孩子里，如今已经有80多个考上了大学。他们大学的学费，仍然由杜聪资助。从2002年开始，杜聪走遍了中国内地60多个艾滋病高发的村庄。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四年里，3500多个孩子得到了杜聪的资助。

　　从乡村到城市，从中学到大学，晓峰看到了命运改变的希望，但在他内心深处，仍然藏着阴影。三年里，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同学，自己的家乡在哪里。

　　晓峰：我会给他们说我是来自河南驻马店，然后更细的就没有谈了。

　　记者：你担心他们知道吗

　　晓峰：也担心，我很注重同学间的友谊，但我怕，或者是他们中的，或者是知道了，我是来自这片土地，这些地方，或者莫名其妙产生一种，不自然地产生一种恐惧感。还是会有这样的担心，或许我的担心是永远抹不去的。

　　杜聪：我们没有培养一个包容的，社会环境的话，他一天出来还会受到歧视，我们做的工作还会白费，因为他们还是会找不到工作，还是会找不到老婆，结不了婚，所以我们现在慢慢针对这个，我们做了很多公民教育的工作。

　　现在杜聪最急切的就是努力让社会能够包容这些孩子，经过他的工作，一些商家开始愿意接纳、安置这些来自艾滋病家庭的孩子就业，还有不少人加入到志愿者的行列中。晓峰也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今年暑假，他和其他15个被资助的大学生一起，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志愿者。

　　晓峰：帮帮杜老师，给孩子做家访之类的，我跟他说我家是哪的，也会直接跟他们说，马上就没有了那种距离感了，就好像成了自家人。

　　记者：那你跟他们说一些激励他们的话，跟他们聊天，你觉得有效果吗？

　　晓峰：以前我小的时候，也经常碰到一些师兄，自己很崇拜的，跟他们在一起聊天，我感觉聊完以后，思想、心理马上变得非常积极。

　　杜聪：他们也可以自己救助自己的，这个精神我觉得非常好，我也非常感动，有16个孩子愿意回来工作，去帮助他们村里面其他的邻居的孩子。

　　孩子们正在被更多人接纳，而他们也开始学着帮助别人。这正是杜聪希望看到的。

　　2002年杜聪从银行辞职的时候，他原本打算用3年的时间来救助那些艾滋村的孩子，但现在，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5年，而目前看来，还没有结束的意思。

　　这个是我甘心情愿的，这个也让我觉得我，是对社会有了一点点作用，不是为自己来生活。

　　根据中国卫生部的统计，2005年，中国的艾滋孤儿人数为7.6万人，而到2010年，这个数字很可能将上升到26万。杜聪已经资助了3500个孩子，但和26万的数字相比，终究还是显得有些杯水车薪。

　　杜聪：可能海滩有成千上万，快要被干死的海星，我们只能把一个抛到海里去，可能对一个世界，我们帮了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但是对于被我们，抛回海里面的那个海星，它就是因为我们的帮助，它帮助了百分之一百，也是因为我们的帮助它能活下来了。我觉得直到最后一个，有最后一个艾滋影响儿童在的话，我们会继续做下去。

　　离开上海的时候到了。孩子们登上了回到河南的火车。几天之后，又会有一批孩子从河南出发，来到上海，开始一个新的夏令营。5年以前，杜聪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华尔街少了一颗新星，但中国的土地上，却多了3500个怀着感恩之心成长的孩子。这首《明天会更好》的歌曲。是杜聪对自己的期待，也是他对这些正在不断长大的孩子们深切的祝福。(2006年8月13日《七分之一》)

（责任编辑：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