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鹏和妻子张梅在医院。医生说，将来做骨髓移植，需要30万元。

学校附近有条湍急的小溪，这是赵鹏背孩子上学（图片由志愿者提供）。

　　18岁，他独自创办乡村小学 9年后，他让儿童失学率从90%降到了0

　　体温39.5摄氏度，躺在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赵鹏有些烦躁。

　　到昨天，他已经与病魔斗争了24天。

　　赵鹏刚刚被确诊患了急性白血病。如今，支撑这位27岁乡村代课老师活下去的最大动力来源于114个失学孩子。他想早日回到他们身边，听到朗朗读书声。

　　9年前，年仅18岁的赵鹏以一己之力，在贵州大山深处办起了一所乡村学校。9年来，他做成这样一件事：让当地儿童的失学率从90%降到了0。

　　赵鹏病倒后，一直关注他的广东商学院大学生为他募捐了7万多元医疗费，并准备接过他手中的教学“接力棒”，都市快报记者于日前赶赴贵州，全程见证了这场爱心活动。

　　 极度贫困乡里的小学

　　2009年10月底，油杉小学出现小规模的流感。

　　这是一所坐落于国家级贫困县——贵州毕节市大方县雨冲乡油杉河村的山区小学。雨冲乡又是贵州100个极度贫困乡之一。学校114个学生，来自周边几公里绵延的群山中。

　　全校20多个孩子先后发烧感冒，作为学校仅有的两位老师，赵鹏和妻子张梅忙碌了近10天。

　　11月5日，患病的学生们痊愈了。赵鹏发烧有些严重。为了不耽搁孩子上课，他采取了“拖”的办法。

　　不懂医疗知识的妻子，帮他找静脉血管注射。但10多天后，体温又蹿到40℃，病情反复。

　　“他以为只是普通的流感，现在看来是耽搁了。”张梅后悔不已。

　　在两度昏迷后，张梅强行将赵鹏“押”往毕节市一家医院，医生检查后怀疑是白血病。张梅拿着家里仅有的2000元钱，将丈夫转到了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医院确诊为急性白血病。

　　赵鹏病倒后，油杉小学114个孩子被迫停课。当地人说，一是教书报酬低，没人愿意到山里代课。二是村民有文化的人少，所以至今找不到老师。

　　 热血青年要办学校

　　1980年出生的赵鹏，9岁丧母。靠种玉米等粗粮为生，年收入只有500多元的父亲，勉强供他读完了初中。毕业这年，49岁的父亲因患下颌癌躺在了病床上。

　　为了给父亲治病，他到镇上跟一位赤脚医生学医。但尚未等到出师，父亲就撒手而去。

　　父亲去世前嘱咐他，当一名乡村医生吧。在村里开个小诊所，既能为村民看病，也是一个不错的谋生手段。

　　那一年他17岁。

　　但一年后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他当“赤脚医生”的想法。村里初中生寥寥无几，甚至因为招不到老师，村里的小学都已停办好几年，全村90%的孩子失学。一次，镇上有人到村里来，嘲笑油杉河村的人“没文化”、“没素质”。一气之下，赵鹏跑到乡政府，提出由他来继续办村小。

　　听说学校又要办起来了，家长一下子送来了30多个孩子，可是学校在哪呢？原来的校舍已经废弃，新的校舍还没着落呢。

　　赵鹏就自己筹钱，租了一家农户的木屋当教室。学校只有他一个老师，教室里没有桌子，没有板凳，没有文具，只有一块黑板……

　　学校办起来后，入学的孩子很快从最初的32个增加到50个、80个，最后，村里所有的孩子都上了学，失学率从90%降到了0。

　　 教学成绩经常全乡第一

　　学校的孩子多了，但老师只有他一个。在申请调派老师遥遥无期后，赵鹏决定让刚念完初一就辍学的妻子过来帮忙。

　　妻子教一、二和四年级，赵鹏教三、五和六年级。“很多时候都是他给我讲一遍课后，我再跟孩子去讲。”张梅说。

　　在丈夫的鼓励下，张梅用三年时间，自学了初中和高中的课程。

　　2006年，在全乡9所小学毕业生统考中，油杉小学拿了第一名。张梅说，让他们夫妻俩自豪的是，油杉小学的教学质量一直位列全乡前三名。每年统考，油杉小学数学单科平均成绩比乡里平均分高出10-20分，语文也高出四五分。教学成绩在全乡经常名列第一。

　　张梅告诉都市快报记者，赵鹏没有教师资格证，属于民办代课老师。夫妇两人每年加起来的收入，不到8000元。

　　“开始办学的时候，没有任何经费，他还经常贴钱。”张梅说，一套教材要40—60元，赵鹏就先给学生垫上。因为家庭贫困，每年开学，总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拖欠学费，也是赵鹏先垫着，个别学生拖欠学费多年，连他自己都记不得具体数目了。

　　“我希望女儿将来能上大学”

　　11月28日，当都市快报记者在医院见到赵鹏时，他最牵挂的还是那些停课、失学的孩子。

　　李维，去年2月份被唆骗嫁人。当时她只有14岁，刚读到小学四年级。事后她父亲懊悔不已，时常在酒后哭泣。

　　贾明芬，今年4月，正读五年级的她辍学，嫁人。

　　苏能敏，16岁女生，去年3月份辍学跟随老乡到广州番禺打工。她每月工资1000元，寄回800元给母亲看病，给弟弟妹妹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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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里实在太穷了。”赵鹏说，油杉河村人均年收入不到700元，低于国家设立的728元极度贫困线标准。

　　他说，在孩子们的见识里，只知道山的那边还是山，不懂得课本上写的高楼大厦是什么，连红绿灯是什么，也不知晓；因为教室少，他们必须三个年级挤在一个教室上课；因为缺老师，他们只上语文和数学课；没有体育设施，他们课余最大的娱乐就是抛石子，跳橡皮筋；放学后，他们还要放牛、割草、采山药……

　　“我当时有个坚定的想法，就是一定要用知识来改变他们的命运。孩子们不应该是文盲，不应该被人看不起。”

　　让他自豪的是，迄今为止，他和妻子已经带了三届毕业生，其中七八成的孩子继续念了初中，还有几个上了高中。

　　“我还有一个五岁的女儿，我希望将来她能够去上大学。”他躺在病床上，虚弱地说。（见习记者 冯志刚贵州贵阳 毕节 文/图报道）

（责任编辑：张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