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记·乐记》美育思想谈起 

中华美育历经几千年历史，滋养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需要立足中华文化立场，继承其精华，扬弃其糟粕，发扬其传统的民族的文化力量，建设新时代美育精神，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8月30日，习近平同志在给中央美院八位教授的回信中就做好美育工作提出殷切期望。回信立意高远，视野宏阔，以简洁的语言阐述了美育的重要性及其发展方向。作为长期从事美育研究的教育工作者，我深感习近平同志的回信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坚持文化自信，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我们的美育研究与实践较为重视西方美育理论，对中华民族自己的美育传统认识和重视不够。事实上中华民族具有悠久而深厚的美育传统。从先秦时期周代开始就将礼乐教化提到重要地位，此后儒释道各家均对人文化成的美育有过各自思考与贡献。近代以降，王国维、蔡元培与丰子恺等理论家与艺术家均对美育有着自己特殊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一直重视美育工作，将美育列入党的教育方针。总之，中华美育传统延续几千年，是今天美育工作的宝贵财富，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加以发扬光大。

　　产生于公元前二世纪的《礼记·乐记》，以儒家思想为主，同时吸收道家与法家思想，是世界最早的音乐美学论著，也是最早论述礼乐教化即美育的论著。《乐记》及其礼乐教化理论以“天人合一”为其文化理念，以“中和”为其审美理想，以“礼乐交融”为其东方特色，以“正声”“德音”为其艺术诉求，明显区别于西方自柏拉图与席勒以来的美育观念，彰显光彩照人的中国精神，这充分证明中华民族在文化艺术特别是美学与美育上的成熟与伟大，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传承古代及至当代的中华美育精神，吸收世界美育有益成分，是新时代美育建设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华美育是事关家国天下的教育

　　“礼乐教化”是儒家思想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特有的政治、文化与教育制度。《礼记》记载“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服”。就是说当年周公通过制礼作乐而治理国家、统一天下。中国古代的“礼”起源于宗教祭祀之礼仪，发展为政治制度、道德行为规范和社会交往之人文礼仪等；“乐”是乐舞歌诗的总称。礼乐教化是一种集政治、道德与审美等为一体的整体性教育，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关联性的特点，相异于西方文化区分性的特点，强调发挥礼乐刑政交融互补的综合性治理作用。礼乐教化还可以发挥特有的和合父子君臣族长乡里的团结教育作用，这就是所谓“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同时，礼乐教化还有感染熏陶、移风易俗之用，所谓“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总之，礼乐教化在传统社会中充分发挥交融性与综合性作用，是治国之重器。在当前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的征程中，我们要切实重视美育的交融性与综合性，像习近平同志要求的那样，充分发挥美育立德树人、塑造美好心灵的重要作用。

　　中华美育是培养君子的人文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人文教育，有着浓郁的人文精神，突出体现在“人文化成”的理念。《周易》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以文明、文化与美来教化成就天下，达到对君子进行人文教育的目的，使天下臻至文明。儒家“人文化成”观念最早由孔子“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提出。这里，所谓“成人”即是通过“礼乐射御书数”等素质教育培养“尽美矣，又尽善也”的“文质彬彬”的君子。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美育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这就是对于传统美育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包括美育在内的人文教育在当下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人文化成为目标，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充分发挥美育特点，真正做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中华美育是提升境界的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超越性文化，讲究言外之意，境外之境，味外之旨。老子有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传统的礼乐教化就是一种强调超越性的、提升境界的教育。《礼记》所记，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行天下”。这里的“五至”指志诗礼乐哀所达到的最高境界；而“三无”则指超越性的“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五至”“三无”都是指超越性的境界，将礼乐教化提到提升境界的高度。其实，“境界”一词原为佛学用语，意即个人意识所达到之处，近代王国维则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人生修养与事业的“三境界”，突显“境界说”的美育意蕴。丰子恺则明确将“境界说”运用到艺术教育之上，认为人生犹如三层楼即三重境界，包含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与灵魂生活，精神生活要以艺术为主，距离灵魂生活最近。冯友兰则在《新原人》中提出从“自然境界”经“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到“天地境界”的“人生觉解论”，进一步完善“境界说”。美育即是提供艺术教育之熏陶感染、灵魂撞击的心灵塑造过程，是润物细无声的感化提升过程，最具精神与情感力量，与法制教育、道德教育形成不可或缺的互补。美育的境界提升作用有助于我们抛弃教育上的功利主义，将精神、情感与心灵的塑造放到极为重要的位置之上。

　　中华美育是涵养德性的教育

　　德性教育是中华美育最重要的目标。《乐记》言：“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儒家学说认为乐与道德相通，乐音是人与禽兽的区别，而对整体音乐的理解则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礼乐教化之乐教包含乐德、乐语与乐舞等部分，所谓“乐德”指“中、和、祗、庸、孝、友”等德性的核心内涵，是乐教最重要成分。礼乐教化最重要的目的是弘扬德音与正声，抛弃淫乐与溺音。《乐记》说：“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之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又说：“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这里将正声与德音提到“纪纲既正，天下大定”的政治高度，将奸声、郑卫之音与淫乐视作扰乱思想与破坏心术的负面现象。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但礼乐教化涵养德性的精神还是需要提倡与继承，以纠正重利益而轻道德的价值倾向。

　　中华美育是“天人相和”的教育

　　区别于西方古代讲求比例对称和谐的哲学与美学，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哲学有其独特意蕴与魅力。《乐记》阐明礼乐与天地宇宙相应相和的特点，从而带来四海之内自然宇宙与人类社会合敬同爱的结果，充分强调礼乐教化沟通天地人的巨大作用。《乐记》还阐述礼乐教化所形成的一种礼乐交融、天地相合、阴阳相得、万物繁茂的生命之美，诚如《周易》所言“生生之谓大德也”。这种生命美学体现于中国传统艺术与传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乐记》还强调礼乐教化与亲和天地的关系，诚如《中庸》所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主张万物一体，包括后来李叔同与丰子恺合作《护生画集》并提出“护生即是护心”，这些美育观念不同于西方古代的人类中心论，具有重要思想价值。

　　中华美育历经几千年历史，滋养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需要立足中华文化立场，继承其精华，扬弃其糟粕，发扬其传统的民族的文化力量，建设新时代美育精神，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曾繁仁 作者为山东大学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