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记者李源

　　9月12日上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原主任王素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统计，这是近年来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被查的第三任原主任。在此之前，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前两任原主任陈传书、鲍学全相继落马。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一个单位的前任领导因为贪腐等问题而落马，后任者本应牢记“前车之鉴”，以前任领导为戒，避免重蹈覆辙。然而记者统计发现，不止上述单位，近年来，多地多领域出现同职位的几任主要领导干部接连落马现象，“前腐后继”“接力腐败”等词正是广大网友对这类现象的精准诠释。

　　为何一地或一单位多名主要领导干部接连栽倒？如何才能跳出“前腐后继”的怪圈？

　　“前腐后继”频现——

　　多地“一把手”接连落马 多系统出现“高危岗”

　　2018年1月15日，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了衡阳市委原书记李亿龙受贿、贪污、滥用职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李亿龙获刑18年。

　　2013年3月，轰动全国的“衡阳贿选案”后，57岁的李亿龙在怀化市委书记位置上调任衡阳市委书记，被誉为“救火队长”。然而，上任仅三年，这个有“霸道”、“能吏”之称的领导干部人生命运急转而下……

　　公开资料显示，近年来已有张文雄、童名谦、李亿龙三任湖南衡阳市委原书记落马，且前两任“一把手”在落马时已经官至副部。湖南省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张文雄曾在2008年3月至2011年12月期间担任湖南衡阳市委书记。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接替张文雄于2012年2月至2013年3月担任湖南衡阳市委书记一职。

　　据了解，两人的落马均因涉及在担任衡阳市委书记等职务期间的违纪违法问题：童名谦在任湖南省衡阳市委书记期间，作为市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严肃换届纪律第一责任人，不正确履行职责，对衡阳市人大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前后暴露出的贿选问题，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严肃查处，导致发生严重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张文雄利用其担任中共衡阳市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职务调整、项目开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受贿时间横跨12年之久。

　　而一地“一把手”接连落马的情况近年来也曾发生在云南昆明、安徽淮南、广东茂名、山西太原、河南三门峡等地。比如云南昆明前后4任市委书记落马，分别是杨崇勇、仇和、张田欣、高劲松，前后历时12年；安徽淮南有4任落马市委书记，即陈维席、陈世礼、杨振超、方西屏；广东茂名3任落马市委书记，分别为周镇宏、罗荫国、梁毅民；山西太原3任落马的市委书记，为陈川平、申维辰和侯伍杰；河南三门峡两任落马的市委书记，分别是杨树平和赵海燕（女）。

　　“前腐后继”现象还集中在一个系统内，例如前些年被称为“高危岗位”的交通厅长、国土局长等，也是贪腐行为的易发区。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高校等领域的“前腐后继”现象也出现在多地纪委监委的查处通报案例中。

　　今年8月10日，一所吉林省属高校前后两任党委书记落马的相关通报上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头条”。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援引吉林省纪委监委消息称，吉林白城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刘晓春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同时，通报称其前任、原党委书记任凤春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往前推半个月，即2018年7月20日，安徽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党委书记、局长李从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巧合的是， 在李从文之前担任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党委书记、局长的李学文已于2014年7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对此，有媒体称，李学文和李从文不仅名字相似，还在同一个位置上先后任职并先后落马，称得上是“前腐后继”的典型代表。 

　　“接力下马”溯源——

　　有权任性、政治生态污染、监督不严等

　　权力催发了贪心，膨胀丧失了底线。上述落马干部无不是权力密集型、资金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岗位的“关键少数”，他们手握大权、自视甚高、排斥监督，热衷于高高在上的优越感，陶醉于自己手中的权力。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前腐后继”“接力腐败”的下场，终究是“接力下马”。

　　深入探究发生“前腐后继”现象背后的根源，一方面是由于近年来的反腐决心和力度的不断加大，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一些地方少数干部权力过分集中，当地或本单位政治生态发生病变，相关部门选人用人不当、监督不严等问题。

　　贪似火，无制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必滔天。在一些地方，“一把手”的绝对权威，常常导致对其权力的监督制约形同虚设。殊不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背后的巨大利益始终是滋生腐败的重要条件，领导干部“权力任性”是导致其腐化堕落的首要原因。

　　此外，“一个巴掌拍不响”。干部个人腐化堕落固然是咎由自取，但这些干部周遭的政治生态是否健康同样关键。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政治生态就像一片土壤，土壤一旦被污染，长于其中的树木就会遭殃。一个“一霸手”常常带坏一个班子，一个案子往往牵出一窝坏人。对于前任留下的腐败旧账，“新官”如果不仅不理，而且变本加厉，官场生态将会持续恶化。

　　那么，如何才跳出“前腐后继”的怪圈？“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从腐败的根源入手，这就需要首先解决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其次就是要不断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廉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金程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要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对“一把手”适当分权、限权，“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加大监督力度，强化监督网络，疏通和拓宽举报渠道，谨防权力“任性”；用法律、制度把好用人关口，把防线前移、形成防腐屏障，防止“带病提拔”；腐败问题一旦发现，就要一追到底，深挖根源、铲除土壤，把重心放在预防机制的构建上。

　　治顽疾，不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有抓住“关键少数”、紧盯关键岗位，强化薄弱环节，填上“空子”、补上“洞子”、堵上“路子”，让手握权力的领导干部时时刻刻感受到权力监督及制约，形成用权“规矩”，确保行为不越雷池半步，才是打破“前腐后继”怪圈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