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栋看望病房里的龚桂方。图片由家人提供

龚桂方的诗《锚》。尹海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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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生的最后10天里，龚桂方上了“热搜”。

　　7月23日，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正是一年最热的时候。台风来袭，风雨不断，一家人都在陪伴弥留之际的龚桂方。

　　龚桂方陷在仅铺了一层被子的木板床里，脸色蜡黄，瘦得脱相。

　　这几天，这间空旷的屋子接待了不知多少媒体记者。闻讯赶来的，还有许多龚桂方并不认识、但和他一样参加过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一场战争的退伍军人。他们聚在一起，和龚桂方家人一起拟定碑文。

　　儿子龚继伟这几天一直在回复媒体、联系亲人。只有在亲戚谈话的某个间隙，才能听到哽咽的抽泣声，感受到悲伤突然涌来。

　　家人都知道，留给龚桂方的时间不多了。

　　一周前，龚继伟从父亲的通讯录里找到一个陌生的手机号，他拨通了这个号码。他也不知道这个号码通向哪里，“当时只是单纯地希望认识父亲的朋友能来看看他。”龚继伟说。

　　电话的另一头是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龚桂方是“浙江大学龚桂方助学金”的捐助者。自2014年起，他累计向浙江大学捐赠4万元，资助2名学生完成学业。

　　接到电话的第二天，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党颖带着受助学生王栋，赶到台州肿瘤医院。龚桂方见到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党颖记得，龚一直在说抱歉，重复了两三遍。2017年下半年，龚桂方停止了捐赠，他当时只说家里有点事，没有告诉校方他早已罹患重病。

　　因为承诺的捐助中止了，这成了龚桂方的一个心结。在尚能讲话的最后时间里，他不断跟家人提及此事。

　　王栋并不是龚桂方捐助的唯一学生。据统计，2013年到2017年，龚桂方共捐助8名学生，秦皇岛3名，清华大学2名，浙江大学3名，累计捐赠超过10万元。龚继伟也给清华大学打过电话，清华大学称已收到捐款，但暂时还没有使用。

　　捐赠的具体情况，家人均表示“不清楚”“不知道”“不了解”。龚继伟从母亲那里依稀得知父亲给人捐过钱，如果不是媒体的到来和挖掘，这一切也许还未揭开。

　　2013年11月，秦皇岛市文明办、媒体组成的采访慰问团来到龚桂方的家里看望，亲戚友邻才知道，龚桂方一直在默默做好事，资助了秦皇岛一位大学生读大学。“当时我爸爸很生气，他不太想让人知道。”女儿龚朋霏说，“有人劝他，这样能带动更多人，他也就同意了。”

　　那时，龚桂方还是“勤丰318号”货轮的一名水手。2012年8月，货轮停靠秦皇岛时，龚桂方偶然看到《秦皇岛晚报》上一篇题为《女儿啊，不知道能不能送你去读书》的报道，称秦皇岛一位名叫郭学敏的女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却因为家人患病无钱上学。龚桂方和妻子潘云芽说，这小女孩是读医的，不上大学太可惜了。因为夫妻俩都是病人，一致决定要帮一下这个孩子。

　　龚桂方将在船上捡废品得来的500元，化名“举得”寄给《秦皇岛晚报》的记者杨大伟，又以“微力”“汇兄”之名陆续向编辑部汇款。“举得”寓意保护环境、助人行善一举两得；“汇兄”由“党”字拆分，下面是“兄”字，上面左转便是“汇”字。后来怕麻烦编辑部，龚桂方要到郭学敏的银行卡号，自己打钱过去。杨大伟通过预留手机号找到龚桂方，得知他本人已身患重病。

　　那时，龚桂方夫妇治病，前后花掉20多万元。2013年年初，龚桂方被确诊为肝癌，肝脏处的阴影已经有1.6厘米。杨大伟去货轮上看望龚桂方，在他所在4层的一个狭小房间，看到一台白色的小冰箱，一打开，满满都是药。一支治癌针148元，每星期要打2支，龚家卖掉了3开间的小洋房，住进了一墙之隔的平房。后来，杨大伟到龚桂方家里，发现房子“甚至可以从屋顶看到天空”。

　　每月6000元的工资，成为龚桂方买药治病的主要经济来源。船体养护、起锚抛锚、打扫卫生，船上工作繁琐辛劳，龚桂方干的都是最脏最累的活儿。同事郑胜利称赞他是劳动模范，“当过兵，又是党员，浑身透着一股正气。”同事们都不知道龚桂方捐助学生，更不知他患了肝癌。

　　一边捡废品筹钱，一边治病，龚桂方给郭学敏的汇款从未中断。有一次，得知郭学敏父亲病重，他将自己买药的3000元捐给郭父。

　　报道一出，慰问者纷至沓来，人们称他为“最美水手”“爱心使者”。秦皇岛慰问团抵达的当天，还带去3万多元善款。龚桂方将这些善款的数额记进本子，然后以捐助更多学生的方式送出去。这在战友张云才看来，“简直是个傻瓜。可以先拿来给自己治病，以后再做善事嘛！”

　　2014年，龚桂方通过记者，选了2名考上大学的贫困生资助。龚桂方又联系到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承诺2014年至2017年，每年捐赠1万元，资助2名学生到其毕业。2015年，又新增1名。

　　龚桂方重病的消息传来，当时经办龚桂方捐款的浙大老师，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有关细节。2014年，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接受社会捐赠141项，签约捐赠额折合人民币2.34亿元，捐赠金额最大的一笔达2000万元。相比之下，龚桂方的捐助数额不大，真的是一个很普通的项目。

　　随着龚桂方名气渐大，村里有人在网上发帖，说龚桂方这么穷，没有能力，诽谤龚桂方助人事迹不实。龚桂方将对方告上法庭，女儿龚朋霏回忆，父亲当庭呵斥对方，“你自己没有爱心，还不允许别人有爱心；别人有爱心，你还要讽刺别人虚情假意。你知不知道作为党员要宣誓什么，作为一个党员我没有愧对……”最终，龚桂方胜诉。

　　2017年，龚桂方癌症复发，辞去了在海上的工作，开小超市维生。他攒起本就微薄的收入，仍未停止捐助，直到身体的大厦轰然倒塌。

　　2017年4月底，龚桂方的病情恶化，捐助无奈中止。他开始往返上海与温岭，独自一人住院、手术，不允许家人陪伴，也不让妻子告诉孩子们。“他会计算来回路费、油钱，甚至上海的停车费，不让我们去。在医生的强制要求下，他不得已给家里打电话，却跟我们说他没事儿。”龚朋霏说。

　　一沓摞起来有手掌高的医疗单据，也许可以让人们了解他人生的最后一年都经历了什么。有一天，女儿突然看见父亲的大腿两侧一片紫青，是多次介入手术留下的痕迹：每次要将一根细长的铁管从腹股沟股动脉处穿入，直刺到右边胸下的肝动脉处，将病灶消灭。最后一次手术回家，龚桂方已经瘦成“衣架子”。22843元，9727元，12639元，14873元……流水般的治疗费，使龚桂方债务缠身。

　　7月19日，一位曾获资助的学生给龚桂方发短信：如果龚叔叔方便讲话，可以给您打电话过去吗？此时的龚桂方，已经没有拿手机的力气，再也没有回复。郭学敏最后一次和龚桂方联系是在7月20日，“不太敢跟他视频，我怕我绷不住。”

　　在他能够开口表达的最后一天，龚桂方仍然唠叨着，没能资助完所有大学生到毕业，非常遗憾。

　　这几天，不断有参加过那场战争的老兵从温岭各地赶来，探望这位从未谋面的战友。7月22日上午，雨水不断，10位战友来到家里，有的穿着写有“参战老兵”字样的迷彩短衫。战友陈方福轻轻喊道，“我带着老战友来看你了。”对墙躺卧的龚桂方缓慢地侧过头，眼睛睁大，“我看见他的眼里流出一滴泪，就从眼角那儿滑下来了。”陈方福说。

　　1981年，龚桂方应征入伍，在那场战争中，龚桂方所在的排荣立集体一等功。战场上，龚桂方亲眼看见战友被地雷炸断腿，死在自己身边。“我都是死过好几次的人了！”龚桂方曾说。

　　战友们聚在一起商量，自发捐款，以龚继伟的名义，继续资助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家人也曾围坐在床前，一起告知龚桂方，会将未捐完的资助落实，请他放心。“我爸就直勾勾盯着我。”龚朋霏说，“这个事情没有由他自己亲自完成，他会觉得你是在安慰他。”

　　党颖告诉记者，龚桂方的故事发到网络后，浙大校友圈里不断有人提出要以龚桂方的名义捐赠助学款。短短几天内已经确定，至少有19名浙大学子在未来可以得到龚桂方助学金资助。

　　目前，有关部门正在拟定具体的捐赠协议，并考虑将较大数额的捐款存起来作为本金，使龚桂方助学金永久存留下去，并希望到时邀请龚桂方的家人一起来浙大看看。

　　在龚桂方人生最后的几天里，有人提议让受助学生来看望龚桂方，被龚桂方的家人婉拒。“他们也都有自己的事情，好多已经工作了，不能这么做。”

　　最后几天，龚桂方的意识残存无几，干瘦的肢体毫无力气，需家人帮助翻身、抬臂，才得以轻松一些。女儿多次呼唤父亲，几乎没有响应。龚桂方被家人抬到一楼，单薄的身体不及床板的一半。妻女轮流为龚桂方拍揉腹背，两鬓白发的姑姑轻摸龚桂方的脚面，承担着最后的守夜工作。

　　7月23日下午1时35分，龚桂方的生命阀门永远关闭了。

　　就在两个月前，龚桂方曾经跟朋友联系，提出捐献眼角膜的心愿，并希望再筹集部分善款，捐给云南麻栗坡烈士园——那里长眠着许多他的战友——用于资助烈士父母的旅费，去拜祭为国捐躯的儿子。

　　生前，龚桂方有两个本子，一本记着捐助的情况，一本是他自己写的诗歌。他极爱写诗，有一首名为《锚》的诗写道，“默默无闻不是你的本性，事业炼就了你的淡定，你的心却像烈火一样沸腾，脑子里全装着你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