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岛读】郑永年：中国要警惕社会失序的风险

今天推荐一篇郑永年先生的文字，略有删减编辑。原文收录于郑永年先生《重建中国社会》一书。感谢东方出版社授权刊发。

今天，我国社会转型的方向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从国际经验看，任何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都会出现重大的社会问题。但如果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积累起来，最终就会造成社会失序的局面。

保卫社会、重建我国社会秩序是唯一的选择。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社会建设的目的就是创造一个社会环境，容许不同社会阶层和谐共存。基本的社会信任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和平共存所必需。一旦基本信任流失，社会就会失去基础。这不仅适用于社会个体之间，也适用于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政府。

社会信任的缺失可以对整个组织体系的运作产生摧毁性的影响。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因为“郭美美事件”而引发了这个组织的巨大信任危机，直接影响到这个组织的正常运作。政府方面也是如此。同年发生的温州高铁事件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一旦当社会对政府机构失去基本的信任，那么无论政府机构做最好的政策也会变得无效。

很简单，社会支持什么，反对什么，都是建立在对决策机构的基本信任之上。个人也好，组织也好，都必须得到社会的基本信任。没有这种信任，任何社会秩序成为不可能。

中国社会到底是如何失序的呢？

失衡

任何一个社会，权力可以分解成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它们是具有自己的边界的。无论从西方的历史还是中国的经验，政府权力站在哪一方，是资本还是社会，就会产生不同的政体，也会改变经济和社会领域间的平衡，从而对社会秩序产生影响。所以政府和政治权力很重要，是个平衡器。这三者一旦失去平衡，社会秩序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社会秩序和道德就会解体。

中国社会失序的最主要根源在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没有边界。中国经济奇迹的创造，政府是其背后的主要推动者。学术界把东亚经济体（包括早先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称为“发展型政府”，即政府主导和引领经济的发展。

和这些经济体相比较，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更大。要推动经济发展，政府不得不站在经济这一边，也就是和资本、企业家（无论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结成紧密的关系。权势一体化不仅导致了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失衡，而且也导致了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失衡。

不难看到，我国的早期改革并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区分开来，导致把经济政策简单地应用到社会领域，从而使社会领域过度市场化、货币化。在政治权力的扶持下，新自由主义很快就进入了诸多社会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住房。在任何国家，这些领域并没有被视为是纯粹的经济领域，而是社会企业，都是要求政府大量投入的。但在中国，这些被视为单纯的经济企业，成为暴富领域——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医疗部门率先引入经济政策，医院成为暴富领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为了对付危机，有人建议教育的产业化，实际上中国的教育从此之后走上了激进的产业化道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政策导入了另外一个社会性很强的领域，即房地产。在任何国家，如果医院、教育和房地产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成为暴富的领域，这个社会肯定是不会稳定的。

GDP主义是巨大的动力机制。

GDP主义就是社会的经济数据化。政治人物需要GDP数据，企业家需要GDP数据，经济学家、律师、教授等社会阶层需要GDP，就连一般社会成员也需GDP。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缺少了经济数据，就变得毫无价值。医生可以因为病人的钱不够而中止手续、律师可以为了钱而出卖灵魂、普通人因为担心被索取金钱而不敢扶起倒地老人、教授为了致富而把学术和教育当成了副业，等等，都是各种变相的GDP主义的产物。

但是很显然，人的价值是不能数据化的，一旦数据化，人的存在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也就是“去意义化”。一个“去意义化”的社会便是毫无道德秩序可言的。这就是今天大家经历着的不信任、恐惧、孤独的根源。

关系

历史地看，有效的社会管理取决于国家和社会的平衡。具体说来，社会管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社会的自我管理，一种是社会的“被”管理。在我国，大家比较不重视的是前一种。传统上我们一直是一个家长式社会，历来强调秩序，但这个秩序往往是自上而下施加的。这种传统不仅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反而在得到强化。直到今天，一旦提到社会管理，很多政府官员很自然地把它理解成为自上而下的控制。

基本上，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四种情形：（1）强政府、弱社会；（2）强社会、 弱政府；（3）弱政府、 弱社会；（4）强政府、 强社会。很显然，最差的情况是弱政府和弱社会，而第四种情形即强政府、强社会是最理想的。

我国属于哪一种？很多人肯定会说是“强政府、弱社会”。但这仅仅是表象。实际上，在很多方面我国是“弱政府、弱社会”。政府什么都要管，好像是强政府，但因为很多方面管不好，老百姓又抱怨政策，这就演变成弱政府；社会没有空间，没有能力自我管理，这就是弱社会。政府官员经常视社会为自己的对立面，动用政府力量对社会进行管制。

所以，在社会管理上，我国政府的负担远远大于其他很多国家的政府。政府什么都要管，但政府并不是永远有能力来管理社会的。

很明显，在社会管理方面，我们应当争取的是上述第四种情况，就是强政府和强社会。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可以是双赢游戏。我国需要的是一个具有高度自我组织化能力的社会。如果社会自我组织化程度高，那么建立在这个社会基础上的政府必然是强政府。

通过改革能够重建我国社会秩序。从国际经验看，今天我国社会失序现象并不难理解。大多数西方社会在历史上的不同阶段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如果西方社会发展和变迁一直很平稳，那么人们可能难以看到马克思、狄更斯和雨果那样的大家了。实际上，欧美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危机远比当代中国严峻。长时期的大规模工人阶级运动就是一个例子。

现在大多数人从横向比较看中国，就是把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较，但忘记了一个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这既不科学，也不公平。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稳定的社会秩序都是通过改革而建立的。不管我国社会和其他社会有什么不同，我国也必然要走通过改革而重建社会秩序的道路。

路径

如何实现“强政府、强社会”的目标？一条有效的途径是把行政体制和社会改革结合起来。

政府向社会分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里有几个重大问题需要厘清：政府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什么权应当留在政府、什么权应当下放给社会？从各国经验看，有一些事情必须由政府来做，例如外交、法律、司法、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暴力垄断，等等。但在其他很多领域，尤其是社会经济文化等诸领域的权力可以下放给社会。尽管这些领域政府也可以自己来做，但还是下放给社会更有效。

必须指出，向社会分权的过程中，不能把社会过于理想化。很多人因为对政府行为不满，往往把社会过度理想化，相信一旦分权给社会，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样的想法也不符合实践。如同政府会犯错那样，社会也同样会犯错。同时也应当意识到，政府向社会分权并不意味着政府和社会完全不相关了。恰恰相反，政府一方面从直接控制和管理社会退出，另一方面也必须对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进行规制，实行法治。

除了向社会分权，另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建设大社会。这至少有三方面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内容：一是培植新的社会组织；二是改革现存社会组织（主要包括共青团、妇联和工会等，使其成为真正能够沟通党及其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中介组织，而不是简单地依附于前者）；三是实现社会对政府事务的参与。

社会的参与不仅仅是要实现公民的参政权，而且也是要解决党及其政府官员和社会的脱节问题。现在社会上的怨气，很多是社会经济的转型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也有很多怨气是冲着政府官员来了，是管理不当引起的。很多地方实行的是“城堡政治”，党政干部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拥有各种特殊的供应管道，不关心“城堡”外面所发生的事情。

怎么办？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我们党现在有8200多万党员（注：现在是8900万），比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口还多。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基层党员在干什么？很显然，没有有效的机制来发挥他们的作用。党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也不清楚到底该去做什么，感觉被边缘化了。如果这8000多万党员都能成为党联系社会的桥梁，执政党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好呢？

因此，执政党要打开“城门”，走出去，沉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

党的开放政策也会有助于平衡好政府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现在世界的一个趋势是政府根据民调（民意调查）来治理社会，结果都造成了弱政府的现象。如果政府跟着民意走，肯定要迷失方向。民意的崛起在中国也已经成为现实，互联网、微博等已经成为表达民意的有效途径。中国的官员也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面对多元化的民意，一些人不敢决策，不敢负责任。

实际上，如毛泽东所说，干部官员“既不要当人民大老爷，也不要当人民的尾巴”。

怎么办？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社会的参与来解决。政府实行开门政策，公开透明地倾听各方面的意见，明了什么是短期利益，什么是长远利益。也就是说，民意不是单方面的。政府必须积极参与民意的形成过程。这样，一个符合社会长远利益的决策一旦形成，即使会影响一部分人的眼前利益，导致他们的不满，政府也要努力执行下去。政府决策不能光是迎合社会的短期利益。

只有开放，政府才能接触社会；只有开放，社会才能监督政府。社会对政治的参与不仅仅是强社会的体现，而且更是强政府的体现。只有一个得到社会支持的政府才会是强政府；一个只有能够考量社会利益的政府才会是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