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　　

　　小风雅的离开，揭开了在公共舆论中失语的底层家庭困境、揭开了社会公益专业度的匮乏，更揭开了公共救助体系在个案上的无力。

　　据媒体报道，河南太康县小凤雅母亲被疑诈捐案件，闹得沸沸扬扬，这大概是继“罗尔事件”之后最为沸腾的慈善事件。在事实逐步澄清、责任逐步厘清、界限逐渐划清的过程中，小凤雅的家人、志愿者、捐款者、造谣者、自媒体等等，涉及的各方都受到了社会的审视和舆论的褒贬。

　　应该苛责小凤雅家人吗

　　目前，随着媒体的进一步报道，矛头似乎从一开始的小凤雅家人，转向个别志愿者和公益组织，如今似乎又转回了小凤雅家人身上。

　　有媒体报道质疑小凤雅的爷爷，在一个时日不久的孙女和尚未结婚的儿子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或者应该苛责这家人吗？

　　或许可以说，小凤雅事件也暴露了农村和城市人之间的认知鸿沟。在小凤雅妈妈杨美芹所在的村子，人们以为癌症就是治不好的疾病，因为周遭患癌的邻居“没有一个人活下来了。”

　　而对于小凤雅的爷爷王太友而言，按照农村的习俗，“不管两代人”，爷爷是可以不管孙子辈的，所以他给儿子筹备婚事在农村人看来也正常。而对于小凤雅一家来说，留有少量家底去为一大家子人的生计去垫底，设身处地去想想，也可以理解。所以，在这件事上给小凤雅家人贴上“见死不救”“重男轻女”标签，对他们来说也难言公平。

　　置身于这种环境，或许只能用“农村家庭的残酷现实”来形容。身为旁观者，我们很难去苛求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家庭。小凤雅家人的选择在常人范围之内，有遗憾、有愧疚，那是他们所应该承受的，这也是很多人会经常面对的人性煎熬。

　　在我们忙着去为小凤雅之死树立各种靶子的同时，似乎遗忘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也即，我们该如何救助底层社会中类似小凤雅这样的儿童？

　　政府救助机制待完善

　　在整个事件中，有一方重要的当事者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那就是地方政府。

　　之于类似事件，农村的现实是，除了富甲一方的村子，大多数村子没有多大的救助能力，在有了重大的需要救济的事件之时，还是由地方政府出面。就像“小凤雅”事件，依照正常的逻辑来讲，“大病医保”应该对此有所覆盖。然而，据新京报报道，王太友称，王凤雅在2017年查出眼癌之前已经办了新农合，但是要到2018年1月1日才能报销。这对于急需救命钱的这一家人来说，无疑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对于病情恶化迅速的肿瘤患者，更是难以承受之重。

　　除了时间限制，新农合在异地报销、报销种类方面也存在限制。也就是说，现行的“大病医保”为小凤雅这种农村贫困重大疾病人员承担的兜底作用还远不够。

　　而当这个家庭无力承担巨额医疗费用之时，涉事地方政府应有救济渠道。退一步讲，即使不去追究任何人的责任，涉事地方政府也该对需要补齐的公共管理职能有所行动。与小凤雅一家相似的遭遇，不可能只是这个社会的孤例。

　　慈善一类的社会性救济再重要，单次事件的救助数额再巨大，就社会整体而言，也只是补助性的、辅助性的——覆盖面有限，偶然性很大，可以期待但不能依赖，能够发挥主力作用的只能是制度性救济。

　　无论从怎样的角度看，小凤雅事件都是一起悲剧。在这个悲剧里，我们见证了一个小生命最后的挣扎和逝去。她的离开，揭开了在公共舆论中失语的底层家庭困境、揭开了社会公益专业度的匮乏，更揭开了公共救助体系在个案上的无力。

　　所以，与其努力去寻找所有蛛丝马迹印证这家人如何“重男轻女”，不如去探讨，面对下一个小凤雅，地方政府、社会、家人该如何应对。

　　□任孟山（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