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计回报、不讲成本的道德虽然为人们所赞赏，却也容易成为乌托邦式的虚幻。失主说句感谢是一个方面，给予有偿失物招领又是另一个方面，两者的结合和融合，才能产生更大的激励效果。

　　多日来，西安市灞桥区的孟先生有点烦：坐出租车时，不慎落下了装有驾照和几张银行卡的包，出租车司机多方寻找到他，但在归还物品时向他索要了200元。孟先生认为，司机主动归还乘客遗失物值得称赞，但要钱的行为实在不可取。（《华商报》10月30日）

　　乘客在拿到失物后，开启了“投诉模式”。他不仅要求的哥返还200元误工费，还要求其赔礼道歉。不少支持乘客的人也认为，的哥捡到乘客的东西就应该归还。但是，过高的道德要求忽略了个案的具体性。

　　的哥捡到乘客的东西应当归还，这既是法律的要求，也是其职业道德的约束。不过，是出租车司机捡到，还是其他乘客捡到，是主动上交，还是被动上交，过程不同，性质就迥异。就本案来说，的哥在发现其他乘客捡到失物之后，向对方支付了50元钱，并放弃营运多方找寻失主，由此索要一定数量的误工费，也在情理之中。以“职业要求”否定其索取的正当性，并施以道德压力，恰是对道德的伤害。

　　不计回报、不讲成本的道德虽然为人们所赞赏，却也容易成为乌托邦式的虚幻。失主说句感谢是一个方面，给予有偿失物招领又是另一个方面，两者的结合和融合，才能产生更大的激励效果。反之，若是强制拾金者无偿归还，则会严重打压道德表达的积极性，并最终危及道德释放的活力。当拾物者无以感受到应有的尊严，为归还财物支付的成本无法得到弥补，存于内心的道德认同、敬畏就会打折。

　　也正是如此，法律对于拾物者的权利给予了保护。民法通则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一些地方还就遗失物归还出台专门法规，如《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明确，权利人领回遗失物品时，应当向拾得人或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品等支出的必要费用。

　　在法律法规已悄然跟进的情况下，个体认识和道德意识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向权利保护与利益兼顾转变，而非顾此失彼。司机主动归还乘客遗失物值得称赞，索要必要的误工被偿也合情合理，理应获得支持。道德之树要成长，离不开阳光的照射和雨露的滋润。

唐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