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田甜

徐永光。（南都基金会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10月5日《南方周末》）

　　创始人档案

　　这是一个凝聚“初心”的构想。

　　中国公益慈善正在蓬勃发展，其间的成绩和困惑，可圈可点。作为中国公益事业的前行者，他们身上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创业”故事？有哪些值得探讨的“苦果”经验？把这些故事、经验及思考记录下来，以启发公益新人。

　　从本期开始，公益版将陆续聚焦这些公益机构有着特殊经历的创始人。

　　“康徐之辩”或意味着中国公益行业内部分野之始，但争辩本身，有益于帮助公益组织和公众审视公益未来发展的方向。是公益向右越来越接近商业，还是追溯公益应该回归利他本源？是公益人道德洁癖、不敢跨界，还是担心资本会无边界地侵蚀公益？

　　“我就是要冲击，冲击得公益行业的人都坐不住，看看他们能不能绝地反击，不然这个行业还行吗？”徐永光说。

　　“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热销的新书《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近日引来康晓光公开的“严厉批判”——万言长文《驳“永光谬论”》。康晓光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也是徐二十多年的朋友。

　　在康晓光看来，徐永光完全站在了商人立场，从“利己”角度出发，以商业之长批公益之短，其危害还在于进一步冲击了第三部门（即“通过志愿提供公益”的NGO或NPO）存在的根基。

　　康文言辞激烈。“我不想伤害永光。”他说。但徐之言论对处于成长和转型中的中国公益事业伤害巨大，他不得不撰写万字长文“以正视听”。

　　近年来，徐永光多次在各种公益论坛上讲社会企业。他认为在能够形成商业模式的领域中商业效率更高，这类民营非企业单位应重新注册转型为社会企业，公益应当像商业那样玩。因为这一次出书，徐永光又一次打上了一束束追光灯。

　　他出现在新书发布会讲台旁，说话时笑容可掬。提出“每一个中国人都需要社会企业”“把解决社会问题当成有利可图的机遇”时，他总是依次举出“首先、第二、第三”的分析。台下反对者与赞成者一样多，但都或站或坐，听他说完。

　　“希望有人能驳倒我。”徐永光对南方周末说。

　　康晓光发表《驳“永光谬论”》长文后，瞬间在公益人的朋友圈刷屏。这回徐永光倒不想辩论，他只是就康文其中几点作了简短的书面回应。两人看似交锋，并不完全交集。

　　“仅此一篇，就此封笔。”徐永光写道。

　　社会企业之争

　　2017年8月21日，北京。

　　徐永光刚结束《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发布后在各地参加活动的密集行程。一名公益人士去南都公益基金会办公室找徐永光，谈事完毕，已到下班时间。他们一同下楼，这名公益人看到，徐拿出手机弯下腰扫码，骑一辆ofo走了。

　　ofo、摩拜等共享单车公司是徐永光最推崇的社会企业。近一年来，这些共享单车App他见一个下载一个，骑行数月下来，肚子也小了一圈。2017年3月，摩拜单车入围“中国社会企业奖”并引来质疑时，徐永光随之窃喜，“岂止摩拜单车是社会企业？”

　　在他看来，共享单车进入城市公共交通领域，是用市场的力量来解决出行难题。它减少了碳排放和交通拥堵，还有助于骑行者身体健康。至于这些公司在一年内完成数轮融资，资本逐利，天经地义，“不用投资人的钱来做，难道要依靠捐款来做？”

　　社会企业发轫于欧美国家，简言之是以社会效益为组织最大化目标，用创新手法去规模化解决社会问题。美国知名社会企业实践者比尔·德雷顿说，社会创业家是那些“不满足于授人以鱼，也不满足于授人以渔，而是不掀起整个渔业革命不罢休的人”。

　　“社会企业要想取得成功，比商业企业要求更高。它在赚钱上一点也不能松懈，还要时时把社会目标放在首位。”上海仁德基金会千里马基金发起人冯永锋向南方周末表示。

　　目前，“社会企业”早已跨出国别地域，但各国关于“社会企业”尚未有统一定义，大致包含以下要件：以解决社会问题为首要目的，属于企业，服务于穷人。在不少国家和地区，还会再加上一点：不分配利润或分红受到一定比例限制。因此，社会企业带有浓厚的公益慈善色彩。

　　徐永光则主张更宽泛地定义社会企业，以解决社会问题为首要目标、商业化运作即可。因为在中国，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政府投入不足，资金缺口大。据统计，到2020年，上述领域均是数万亿级别的市场，正是社会企业用武之地。此外，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也亟待商业力量来协助解决。

　　分红问题上，按徐永光的说法，既然社会企业在中国有着巨大需求和商机，如果投了钱就要“充公”，谁还愿意做社会企业？分红限制理应取消。

　　在《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一书中，较之几个月前为摩拜单车入围社会企业站台，这次他并没有判断其是否为社会企业。谈到其社会效益时，徐永光并没有提创始人的初心，他的说辞发生微妙变化。“摩拜单车有多少公益成分，它入不入社会企业之格，这并不重要。”徐永光说，但摩拜单车不烧纳税人的钱，却提供了准公共物品，“真是善莫大焉”。

　　冯永锋认为徐永光更应该去商界讲社会企业，在公益界讲意义不大。徐对此也承认，“社会企业和做公益是两回事。”

　　1990年代末，PC时代刚崛起时，一次徐永光与搜狐创始人张朝阳聊天。他说：“你们拿了风险投资，给用户提供的却是免费服务，在我眼里你们就像一家公益机构。”言下之意，搜狐等互联网公司提供免费的资讯服务来聚集流量，再通过其他手段变现，做的是免费的商业，很像公益。

　　近年来伴随着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兴起，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在淘宝、微信等平台上开店，百度人脸识别技术则可以助力失踪儿童回家……徐永光观察到，公益商业早已不再泾渭分明，商业向左成为潮流，而公益向右却动作迟缓。

　　问题是，公益组织转型为社会企业后，其本质已属于商业。壹基金秘书长李劲在徐的新书发布会上提出，公益行业作为第三部门，独立性、志愿性、公共性是其基本要素，在公益生态本就不牢固的情况下，向右会不会进一步受到冲击？

　　“我就是要冲击，冲击得公益行业的人都坐不住，看看他们能不能绝地反击，不然这个行业还行吗？”徐永光说道。

　　商业思维

　　关于“社会企业”“市场化”“商业思维”等意识，徐永光并不是近年来看到国外公益和商业的发展趋势后突然冒出来的。

　　徐永光，1949年出生于温州，那里商业土壤强劲。1978年离开温州前，徐永光就与商人有充分接触。迄今除了做公益之外，他还在团中央任过职，开过公司，先后担任十几家公司的董事或监事。

　　徐永光是中国知名公益品牌“希望工程”创始人。他的前同事顾晓今说，希望工程一开始就是以需求为导向、按照市场化模式来设计和运营的。

　　从团中央“下海”筹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时，除了注册资金，徐永光只拿到团中央拨付的1万元办公经费。钱不够用怎么办？顾晓今回忆，当时青基会的理事长是团中央书记，徐永光如果想动员共青团系统筹款，每名团员捐1块钱，全国加起来也是个大数字，但他不走这条“捷径”。

　　1989年筹备中国青基会的同时，徐永光还提议成立了“中国青少年读物发行总公司”，并与国家税务总局合作，发行了几百万册个体工商户税法教育读本。1990年，该项目赚了两千多万元。用徐今天的话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就在尝试社会企业的运作模式了。

　　中国青基会旗下助学项目“希望工程”最开始是以募捐信为主要筹款方式。顾晓今和同事每天上班都对着一本企业黄页上的地址手抄信封，上班抄不完，下班后带回家接着抄。青基会共发出了几十万封募捐信，收到一百多万元捐款。但徐永光对募捐信筹款的效果不满意，决定在《人民日报》投放募捐广告。

　　当时整个社会还没有“公益广告”的概念，《人民日报》半个版面广告费需要花4万元，与商业广告是等价收费。更大困难在于，募捐广告在当时是个新事物，青基会很多工作人员觉得此事难以实现。在徐永光的一再坚持下，这则募捐广告迅速提升了希望工程的社会认知度。

　　“希望工程是永光打下来的天下。”中国青基会原资产管理部部长刘文华如是评价徐永光。这里刘文华不仅指徐创办了希望工程，他还根据各方需求，运用新的方式和手段不断调整机构和产品，才奠定了希望工程在行业内的地位。

　　1992年，中国青基会实施“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它采用“一对一”的定向资助模式，满足了捐赠人的成就感。当年，中国青基会捐款收入比前三年总和的4倍还要多。

　　徐永光的好友康晓光一次下乡考察，途中遇到贫困农户，他掏出几百块钱，对大人说是给孩子上学。当地陪同考察的干部告诉农户，“这是康老师在做希望工程。”那次考察其实与希望工程无关，但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只要做的事情跟助学沾点边，都会被当作是希望工程。

　　“照我的办”

　　在希望工程的社会动员能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时，徐永光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也在机构内部愈加鲜明地呈现。中国青基会一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你可以对徐永光提意见，当面驳斥他随便说，不过，提出与他主张相反的做法一定会被他驳回去。

　　徐永光对南方周末承认在大事上他很“武断”，在中国青基会，有时他的意见和大家的意见差距很大，他就说“照我的办”。“我不开大会集体讨论，集体讨论要么发生争吵，要么诱使下属说假话，两种结果都不太好。”他说。

　　2002年，中国青基会对外投资引发争议，所投项目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领域。按照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的规定，基金会购买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基金的保值增值必须委托金融机构进行。徐永光对南方周末回忆。

　　他进一步解释，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前，基金会不得从捐款中提取运作成本，要解决运营经费，只好打时间差，把捐款存银行或者做投资实现保值增值。但当时的市场环境很混乱，1992年全国有339家信托公司，经过1990年代两次清理整顿，到2002年，存活下来只有其中59家。

　　1993年-1996年间，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为10.98%；1998年以前，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均不低于7.92%。“我看不上银行定期存款。”徐永光说，在市场经济活力被激发的1990年代，他感到“遍地都是黄金”。

　　他也不相信当时的信托公司。1995年人民银行出台新规定后，中国青基会曾向人民银行提要求，“你们来推荐信托公司我该把钱交给谁”，人民银行没有推荐信托公司，徐更加坚定由自己来投资。中国青基会投资的项目也有失败，不过盈利项目待公司上市后赚了1个多亿，整体上盈大于亏。

　　徐永光坦承，在中国的法律、制度和舆论环境下，拿捐款投资失败了简直就是犯罪。人们都要希望工程万无一失，投资事件他不敢对外公开，失败项目被捅出来后，他也只好自食苦果。

　　“公益里有商机”

　　那次使他褒贬不一、人生晦暗不明的风波，徐永光早已释然。“你要做多大的事就要承受多大压力，希望工程是多大的事情啊，要承受这些很正常。”

　　近两年里，徐永光好几次在公开场合点名批评几家基金会，怕投资赔了本或受到道义上的指责，就把所有捐款存银行，“慈善资源的无效使用是最不道德的”。

　　如果说徐过去是一名公益项目操盘手，如今他正在向一名公益投资人转变。南都基金会定位于支持民间公益的资助型基金会，由私人出资设立，理事主要来自商界。最近几年，南都基金会每年有三千多万元预算资助机构和个人，其中有近三分之一是做社会企业，徐永光盼着他们都能做大。

　　不过现实是，NGO转型做社会企业成功者少，社会影响力投资远不如风投赚钱快。在徐永光看来，主要原因是这些社会企业创办人商业运作能力不足，或多或少受到“公益”的道德绑架，他希望有更多的商界精英来做社会企业。

　　“公益里有商机，很多做公益的人看不懂，我建议还没有进入公益的商界人士来发现商机。全世界商界精英进入公益后都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希望中国的商界精英不要被道德绑架，自废武功。”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前几天，徐永光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演讲时说。

　　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领域都可以形成商业模式。康晓光曾批评徐，以他的影响力到处说社会企业，会使得更多资源和关注度一边倒，而救灾、大病救助等无法收费的公益领域将被进一步边缘化。

　　徐永光觉得这是对他的误读。他向南方周末表示，“我提出的 ‘公益市场化’就是讲如何做好免费有效的公益。免费的公益是大量需要存在的，南都公益基金会每年投入三千多万元完全是资助，回报就是社会被激活了，社会起来了。”

　　这里的公益市场化，是指如何将市场化机制引入公益行业，实现公益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它需要打造公平的公益市场交易环境，让公益市场主体之间公平竞争，捐赠人可自由选择公益机构和项目。

　　但相比徐为社会企业站台时的热烈，这些声音显然小很多。徐的观点引来骂声一片时，他也很少为自己辩护。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在《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序言中说，徐永光一直是在风口浪尖上，他不断革新着人们对于公益事业运营机制的认知，推动着中国的公益和慈善组织向更为高效、影响力最大化的方向发展。“他的争议性来源于他的前瞻性，在于他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未来。”

　　而徐永光对自己目前在公益行业发挥的作用仍不尽满意，说到他的反对者，徐不明白，“有的人怎么就是脑子僵化，不知道要跟着变化走？”好在《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出版后引来公益界的广泛争论，“这潭水终于搅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