澜沧江——湄公河

保山——龙陵高速公路

梅里雪山

　　演讲人：范建华 时间：4月7日 地点：云岭大讲堂 

　　范建华 汉族，云南富源县人。1958年10月出生。1982年1月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任云南省社科联主席，研究员。曾任云南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云南省委办公厅秘书三处处长、云南省文化厅副厅长、云南省文产办常务副主任。长期致力于民族历史文化和文化产业理论研究，1996年云南提出“民族文化大省”建设战略以来，主持起草了一系列省委、省政府文件；1999年提出“文化产业兴，则文化大省建设兴。没有文化产业作支撑，文化大省建设就是句空话”的重要观点；2005年策划、设计和组织运作了与深圳文博会相媲美的“首届中国昆明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2009年提出“未来十年文化产业发展的两极化趋向”、“文化体制改革是撬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杠杆”等重要论断，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响。出版了《文化与文化产业新论》《中国文化产业50问》《爨文化史》《白族工匠村》《中国古城——巍山》《中国古彝州——楚雄》《视觉吴哥》《辉煌与毁灭——现代建筑的另类解读》等多部学术专著。

　　2009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授予的“民族文化保护与研究特殊贡献奖”，“创意中国·和谐世界”文化产业国际论坛组委会颁发的“中国文化产业思想人物精英奖”；北京文博会组委会颁发的“中国创意产业突出贡献奖”；2011年获节庆中华年度人物贡献奖；其学术专著《文化与文化产业新论》获全球文化产业联盟颁发的“全球文化产业学院奖·全球文化产业学术著作奖——思想驱动奖”。

　　长期以来，山川秀美、资源丰饶而地处极边，憨直纯朴、粗狂豪爽而保守狭隘是云南给外界的直观、简单的印象；民族众多，美丽但却落后，神奇而又封闭则是国人对云南固有的认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大潮涌动之下，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同志最近提出“以高远、开放、包容的高原情怀”和“以坚定、担当、务实的大山品质”为核心的云南精神，是云南千百年来人们融自然与社会形成的精神文化内核，更是未来云南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原动力。

　　重新认识云南，解读云南，是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内容，是西部历史经典的华章，是云南人格力量的恢宏呈现。

　　1935年，作家艾芜写作出版了他的处女作《南行记》，将一个偏远、闭塞、落后，但神奇、美丽、淳朴的边地首次带进中国人的视线。人们记住了独具自然风光及风土人情的云南，记住了憨厚朴实率性的云南人。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流芳中国电影史的两部影片《五朵金花》、《阿诗玛》，以及传唱至今的歌曲《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将一个演绎少数民族传奇之美的云南再次带进中国人的审美视野。

　　2004年，云南艺术家杨丽萍等创作的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将阳刚和柔美交错、粗旷和细腻混杂的云南推向世界。多民族的、原生态的云南，让身处现代都市的人们感受到灵魂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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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处中国最西南端、过去很少被国人关注的云南，是从文学艺术作品中脱颖而出的，而经过艺术解读的云南，平添了许多神秘性和魔幻感。于是，人们开始好奇云南的民族文化，好奇云南的边地风情；于是，近十年来，丽江大理火了，腾冲瑞丽热了，昆明版纳游客更多了，就连过去最偏远的香格里拉和怒江大峡谷，也成了旅游旺地……

　　理性地说，艺术是一种夸张的表现形式，旅游则是一种体验性的主观感受，因而云南给人们的“印象”多于本质。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类可能产生的行为范畴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发挥或受到重视。因此，人们应根据文化发生的来龙去脉来评价文化现象，而不能只偏重于文化特质，即个性的分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中国民间流传的一个最朴素却是最深刻的文化地理学理论。文化与地理有着天然的联系。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生存发展的土壤，而地理环境就是地域文化孕育形成的重要源地。

　　大山矗立，铸就云南人坚定、担当、务实的品质

　　地理环境是人类活动的舞台，是社会发展必要的条件之一。地理环境在云南文化的形成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云南多山，因而在文化上不可避免不同程度地打上“山”的印记，表现出“山文化”的特征。

　　云南是山的王国。“开门见山”这一成语能够形象地再现云南的地理环境。高黎贡山、碧罗雪山、太子雪山、白马雪山、哈巴雪山、玉龙雪山、点苍山、无量山、哀牢山、梁王山、乌蒙山……一座座大山自北向南长驱而下，构架了云南高原的骨络与筋脉。群山起伏连绵，大山成为连天接地的桥梁，因而在云南很难见到地平线，凡天壤相接之处，必有山的轮廓嵌入天际。无山的景致在云南是找不到的，无论是偏僻的山村，还是坝子里的都市，太阳总是从东山升起，西山落下，山便成为了云南人日常生活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参照物。

　　山是云南人赖以生存的源泉，山也融进云南的历史、文化、宗教，乃至价值取向之中。因此，云南的山都被人格化了：景颇山、布朗山、基诺山、阿佤山、哈尼山、苗岭、瑶山……都象征着一个个山地民族坚韧、顽强、执著、质朴、敦厚、诚实的性格。

　　云南是个典型的山地省份，虽然总面积39.4万平方公里居全国第8位，但山区半山区面积就占94%，被云南省称为“坝子”的山间盆地大大小小1000多个，仅占云南省总面积的6%。云南全省4596.6万人口，人均仅拥有0.073公顷耕地。耕地少山地多，人口多平坝少，这就是云南人自古以来就面对的严峻的生存环境。

　　20世纪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他著名的《历史研究》一书中阐释了挑战与应战理论。汤因比认为，相对恶劣的环境才能给予人类充分的挑战。因而，文明往往诞生于相对恶劣的环境之中。这种相对恶劣的环境对生活于其中的那部分人构成了一种威胁，为了奋起应付这种威胁的挑战，人类表现出空前的努力，于是一种文明就在这“挑战与应战”的过程中孕育而出了。云南人便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为适应山地环境而创造了独特的山地文明，形成了大山般坚韧担当的文化特质。

　　“靠山吃山”这句俗话，形象而且准确地表述了云南大山与人的“生物链”关系。大山是云南赖以生存的“衣食父母”，但大山又制约着云南人的谋生手段及生产、生活方式，云南许多地方迄今依然处在贫困状态，都是因为山地环境的恶劣。按照汤因比的理论，挑战越严峻，人的应战能力必须越强大，云南人要在大山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必须具备山一样坚定执著的性格。云南红河元阳的哈尼梯田，就是一个挑战与应战的典型样本。

　　元阳县地处哀牢山脉，境内全是崇山峻岭，没有一块平地。红河哈尼族从唐朝初期在红河南岸哀牢山区定居下来后，唯一的生存依靠就是山。开垦梯田成为红河哈尼人赖以生存的手段。哈尼人为了开筑梯田投入了生命的全部，梯田文化成为整个哈尼族的灵魂。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哈尼人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精卫填海的气概，靠一把短柄锄头、一身铮铮铁骨，在海拔2000米的高山上用整个民族的心力来挖筑了坡度15度至75度、最高级数达3000级的17万亩梯田，成为世界最壮观的山地农耕民族的人文景观。元阳哈尼人垦殖梯田的坚强毅力令人敬佩，他们在修筑梯田中的智慧也十分惊人。为解决梯田稻作的水利问题，哈尼人在大山上修筑了4653条骨干沟渠，把山上大大小小沟箐中流下的山泉引入渠中进行灌溉。哈尼人的这种坚韧顽强，正是对汤因比“为了奋起应付恶劣环境威胁的挑战，人类表现出空前努力”的挑战应战理论的最好诠释。

　　哈尼人创造的“梯田文化”是云南的大山子民坚强性格的缩影。大山中的云南人，具有大山一样坚定进取、勇于担当的特质，这种特质凝结成云南文化的核心。云南精神中“坚定、担当、务实”的精髓就是这样炼成的。

　　理解了云南人的大山品质，才能理解从古至今，云南人创造的一个又一个惊人的历史奇迹——

　　中国最早的古人类文明——元谋猿人便生活在云南这块红土高原上；作为中国青铜文明中的一支奇葩——古滇青铜文化的象征，制造于春秋中晚期的中国第一面铜鼓——楚雄万家坝铜鼓，便是中国南方各民族庙堂重器的象征，堪与华夏文明的代表“鼎”相媲美；开通于公元前4世纪的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则早于西域的北方丝绸之路200多年；楚将庄开滇迄今已有2000多年，自汉武帝建元6年（公元前135年）到东汉永平12年（公元69年）在云南设益州、越嶲、牂柯、永昌四郡，云南已完全纳入中央王朝版图；西晋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合四郡为宁州，云南作为一个统一的行政单位，为全国19州之一；唐宋时期，云南作为中国版图上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单元，云南人创立了辉煌的南诏大理文化；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在云南设行省，云南作为一个地理单元下的区域文化逐渐形成。

　　从2000多年前南丝路上的悠悠马蹄声响，到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从蔡锷、唐继尧高举的护国大旗，到滇军60军三迤健儿的抗日浴血奋战；从云南讲武堂走出朱德、叶剑英等众多著名将帅，到西南联大培养的杨振宁、邓稼先等群星璀璨；从腾冲抗日县长张问德的铮铮硬骨，到“一二·一”爱国青年的民主呐喊；从云南人修筑中国第一个水电站——石龙坝电站、第一条对外铁路——滇越铁路，到云南出产的中国第一条电缆、组装的中国第一辆汽车……2000多年的云南文明史，无论分与合，始终贯穿一条主线，便是与祖国内地血肉相依，命运相连，是祖国大家庭的重要一员，云南人大山般坚定执着的，是勇于进取、敢于担当、创新务实的内在的文化力量。

    高原雄视，培育云南人高远、开放、包容的情怀

　　世界著名心理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荣格曾经说过，“任何文化最终的成果全是人格”。要探究云南精神中高远、开放、共融的内核，就必须重新认识地域文化对云南人人格精神的塑造。

　　亲近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滋生平和善良的人格。云南民族众多，全国56个民族中云南有26个世居民族，其中有15个为云南独有民族，15个为跨国界而居的民族，少数民族人口1460万，占全省总人口的1/3。各民族要么与山为伴，要么伴水而居，云南人与大自然也最为亲近。常年生活在青山碧水之间，涵养了云南人平和善良的心。

　　与自然的亲近，也滋生了云南各民族对自然的崇拜。可以说没有哪一种文化像云南这样依赖和尊崇自然。云南各民族文化传统无一例外地将自然崇拜奉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里有山崇拜、水崇拜、树崇拜，有石崇拜、火崇拜、动植物崇拜，还有的是生殖崇拜。对自然的崇拜，使云南少数民族在行为规范、道德伦理、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受到原始宗教禁忌和习俗的约束。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人际关系相对单纯，人与人之间功利性相对淡薄。

　　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云南各民族和睦相处，一个民族小聚居、大分散，或多个民族共生一地，是云南民族的基本分布特点。有的地区多个民族在一个州域、一个县域、一个乡镇，甚至一个村庄里共同生活，但自古以来极少发生民族之间的冲突或争斗，生活在不同等高线上的民族都能相互依存、相互尊重、相互帮助，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民族共同生活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家庭，云南可以说是中国民族团结的典范。总结云南民族关系史的经验，无论对于构建我国和谐社会、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发展，还是今天全球化背景下文明冲突凸显、地区性争斗不休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无不产生极好的启示作用。

　　气候宜人，守望丰饶的资源，共生大度宽容的胸怀。云南是个资源大省,矿产资源十分丰富，有近10种化工原料金属矿产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铁矿、锰矿中的富矿在全国位居第一，54个矿种的保有储量居全国前10位，因而云南素有“有色金属王国”之称。云南的水能资源也极为丰富，全省地跨六大水系，有600多条大小河流，正常年水资源总量2222亿立方米，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10364万千瓦，可开发的装机容量为9000多万千瓦；云南的野生动物资源为全国之冠，有兽类300种，占全国兽类总数的51.1%；淡水鱼类410种，占全国淡水鱼类总数近1/2；两栖爬行类动物263种，约占全国总数的40%；鸟类793种，占全国总数的63.5%，因而云南被誉为“动物王国”，云南森林覆盖率为52.9%，居全国第二位，是中国植物种类最多的省份，全国近3万种高等植物中，云南就拥有1.7万多种，占全国的62.9%，因此云南具有“植物王国”的美誉。

　　富饶的自然资源，造就了云南人民平和大度的胸怀。“有酒大家喝，有饭大家吃，有难大家帮”，这是云南各民族同胞的价值取向和伦理共识。基诺族的一首歌中唱到：“在一个大房子里的人都是兄弟，都是一家人，大家要共同劳动、大家要勤劳，大家都要听家长的话。上山打到野兽，要分给大家一起吃，谁家种了棉花要纺成线给大家一起穿，谁家地里有了粮食，要分给大家一起吃，一个大房子里不能有人饿着。”这首歌表现了云南各民族最本能的大度和宽容，这种原生态的文化环境中生成了云南人的宽容、包容与共融的文化特质。因而云南虽然是全国民族最多的省份，但千百年来，云南26个民族和睦相处亲密无间，创造了世界上同一区域不同民族文化共融的奇迹。

　　地处边疆，睦邻友邦，造就了云南人开放豁达的性格。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与柬埔寨、泰国、印度等是近邻。云南境内国境线长达4060公里，全省16个州市中，有8个与邻国毗邻。德宏瑞丽很多村寨，一步即可跨出国门，有的村寨两国共用一口水井，有的村民家中一半是中国一半是缅甸。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云南自古就行走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通道上，而民间便民互市的贸易习惯，造就了云南人天然的开放精神。

　　今天，时代的巨轮将云南人载到了中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前，立足西南，背靠全国，从国家印度洋战略角度来审视云南，你不难发现作为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末梢的云南，已成为了21世纪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前沿和重要窗口。中国地连中南半岛，直接进入中亚、地中海而进入非洲、欧洲大陆腹地，连接太平洋、印度洋两大洋最重要的接点便是云南。特殊的地理方位，使云南在中国开放战略总格局中找到了与历史和未来对话的重要切入点。

　　本尼迪克特认为：每个民族都可以通过社会选择，使群体行为、价值观、心理等诸种文化特征趋同，从而整合成完整的文化形态，呈现出特定的文化模式。大山品质和高原情怀就是在云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共生的地域文化精神。这种精神是今天云南谋求新一轮大跨越、实现大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一个国家需要这种精神，一个民族需要这种精神，云南的发展更需要这种精神。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曾满怀深情地说：历史的责任，不仅需要我们大胆解放思想、努力工作，也需要我们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人格特征，建立更加切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性格、思维和行为体系。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云南人民千百年来形成的优良品质，摒弃陋习，树立高原情怀，提倡大山品格。

　　地处大山之中，却有高远开放的眼光；身在高原之间，却富创新进取的精神。这就是云南，这就是云南人的“精、气、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