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得到柳如是砚，钱谦益砚就从天而降

　　收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比较高雅的活动，在收藏的过程中往往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奇闻趣事发生，给收藏家带来了许多惊喜，这也是收藏家千百年来乐此不疲的原因所在。比如清代学者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一书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趣闻。说的是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画家高凤翰，一天晚上做梦梦到汉代的大文豪司马相如来访，结果第二天他竟然收到了一方司马相如的印章，这件事在当时传为奇谈。张伯驹一生专注书画收藏，他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次奇遇，但是这次奇遇的不是书画，而是两方传世名砚，这是怎么回事呢？

　　话说1947年腊月的一天，张伯驹夜访好友溥雪斋。溥雪斋出身皇亲贵胄，他是溥仪皇帝的堂兄，是民国时期京城的著名画家、收藏家。看到老友张伯驹来访，溥雪斋就将他刚收到的一方明末才女柳如是的砚台拿出来共同欣赏。这块砚台制作精美，且经过金石学家罗振玉鉴定为端砚名品，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名人用砚。从来不收藏砚台的张伯驹，这一次却对这块砚台爱不释手，再三请求老友相让。溥雪斋知道张伯驹在收藏上的痴心痴情，也只好忍痛割爱。张伯驹如获至宝，将“柳如是砚”连夜携归家中。

　　得到柳如是砚，张伯驹兴奋得几乎是一夜未眠。第二天天刚亮，一个琉璃厂的古董商人就敲开了张家的大门，他这次送来的不是字画，而是一方制作精良的砚台。张伯驹经过仔细鉴赏，发现这方砚台竟然就是钱谦益用砚。刚刚得到柳如是砚，而钱谦益砚就从天而降，世间竟有如此的巧合？以至于让张伯驹本人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这巧合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在眼前，张伯驹感叹自己确实与这对名士夫妇有缘！于是强按住自己内心的激动，以极低的价格就将钱谦益砚买到手。钱谦益和柳如是“夫妻砚”在张家一夜合璧，很快就被收藏界传为趣谈。这件事情，无论是巧合也好，还是天意也罢，但确实给张伯驹带来了超乎寻常的快乐。一直到晚年，张伯驹还为这次奇遇津津乐道。

　　但是要说张伯驹在砚台方面的收藏，让他平生最为得意的还不是这对“夫妻砚”，而是后来更为著名的一方古砚，这块砚台一经面世就在当时的红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因为它就是见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诞生的“脂砚”。这块“脂砚”传世近400年，它背后肯定有不少曲折离奇的故事，下面我们就一起追根溯源说脂砚。

　　传说大才子洪昇、孔尚任等人都曾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明末清初的金陵秦淮河畔，以柳如是为首的秦淮八艳，吸引了众多的书生才子来这里寻欢猎艳，也由此衍生出一幕幕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王穉登是出了名的风流才子，1573年，39岁的王穉登看中了一位年轻貌美的才女，为了一近芳泽，王穉登就想尽各种办法来讨好这位美女。

　　他知道美女喜欢书画丹青，所以就专门找到苏州的制砚高手吴万有，希望能定制一方砚台送给心仪的美女。当时吴万有手中存着一块名贵的端溪老坑原石，端砚因为产于广东肇庆东郊的端溪，所以俗称端砚。端砚材质轻，刚中带柔，摸上去就像婴儿的皮肤，温软细腻，甚至呵气就能研墨，所以端砚素有“群砚之首”的称号。

　　端石自从唐代开始当作制砚材料以来，就非常受文人雅士的青睐。端砚的品种很多，比如吴万有的这块石头就有天然的胭脂晕，是一块绝品鱼脑纹石。这里所说的胭脂晕是指砚石放入水中，就会呈现出块状或条状的胭脂红色，就好像女孩子脸颊抹上了胭脂一样。这块端石，经过名匠吴万有的精雕细琢，被打造成一块拳头大小的砚台，砚台宽一寸五分，长一寸九分，折合成现在的尺寸大概就是5厘米宽，6.3厘米长，正好可以握在手中。砚面刻有两条柳枝，显得十分素雅清新。看到制作如此精美的砚台，王穉登乘兴赋诗一首，刻在砚台的背面：调研浮清影，咀毫玉露滋。芳心在一点，余润拂兰芝。

　　在砚台背面的题诗中，王穉登曾写下了“素卿脂砚”四个字，因为砚台是用有胭脂晕的端石制作，所以命名为“脂砚”，也有人说，这砚台是女孩子用来调制胭脂的。总之，“脂砚”是这方砚台的名字。“素卿”就是专指王穉登心仪的这位美女。那么素卿是何许人也？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个人物呢？素卿本名薛素素，小字润娘，江苏吴县人，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一位才华横溢、能书善画、人见人爱的绝色美女，可惜后来流落成了江南名妓。传说当时的许多大才子像洪昇、孔尚任等人都曾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就连当时的文坛、画坛、书坛领袖董其昌对她的才华也爱慕有加，已贵为尚书的董其昌竟然还精心为薛素素用小楷一丝不苟地抄写《心经》，就是为了博红颜一笑。据说王穉登精心打造的礼品确实打动了薛素素的芳心，不过有关两人的交往，正史和野史都没有留下什么确切的记载，倒是这方“脂砚”穿越历史风雨，一直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一个小官为了升迁，用三间瓦房换来“脂砚”送给曹寅

　　进入清朝康熙年间，“脂砚”一直被收藏在薛素素的后人手中。康熙二十九年（1690），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任苏州织造，两年后又继任江宁织造。曹寅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康熙曾把出版《全唐诗》和《佩文韵府》的两大文化工程都交付曹寅来办，康熙帝6次南巡，其中4次都住在曹家。曹寅是康熙皇帝的红人，在当时，这已是公开的秘密，所以很多地方官员都以能够攀附上曹寅为幸事。

　　约1716年，有一个叫余之儒的小官，打听到曹寅有收藏古董的嗜好，为了能得到升迁，余之儒就给薛素素后人盖了三间瓦房，换来了“脂砚”送给曹寅。至于这小官后来是不是得到升迁，今天已无从考证，不过倒是薛素素的这方脂砚，在沉寂多年后进入曹家，从此这块石头就像贾宝玉一样开启了一段神奇的《红楼梦》之旅。曹寅去世后，脂砚就由他的后人收藏。这位曹氏后人非常珍爱这方砚台，他不但把自己的书斋号命名为“脂砚斋”，而且他还在砚的侧面刻题：脂研斋所珍之研其永保。

　　这个“研”字在古代和“砚”台的“砚”通用。意思是说：脂砚斋珍藏的砚台，应当永远保存。关于这十个字是谁所写，目前有不同说法：一种认为是脂砚斋本人的语气，是自题；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曹雪芹代脂砚斋题写。而这位脂砚的收藏者就用脂砚斋的名字，多次点评《红楼梦》。从脂砚斋批语可以看出，他和作者曹雪芹的关系是相当密切，二人应该有相同的生活经历，脂砚斋非常熟知曹雪芹在书中采用的多种奇妙手法。另外他很可能还参与了这本书的创作，他的一些意见也得到了曹雪芹的认可，比如《红楼梦》第十三回，写到秦可卿之死，脂砚斋批曰：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因命芹溪删去。果然，曹雪芹接受他的建议删去了这一节的内容。

　　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上，“脂砚”竟然不翼而飞

　　不过遗憾的是，民国以后，关于脂砚斋再没有什么新史料出现，红学研究也没有什么大的突破，渐渐地有一些研究者甚至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认为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脂砚斋”这个人，进而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在学术研究上讲究“孤证难立”，仅靠裕瑞《枣窗闲笔》的一条记录，确实还不能完全证明“脂砚斋”的身份。

　　20世纪60年代，脂砚斋珍藏的“脂砚”被张伯驹发现，这对脂砚斋的真实存在再次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那是1963年春节前夕，时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的张伯驹、潘素夫妇回到北京休假。一天，古董商人白坚甫从重庆带来一方砚台请张伯驹鉴赏。经仔细鉴定，张伯驹发现这方砚台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脂砚”。据史料记载，“脂砚”从雍正以后一直被保存在北京，那么，后来又是什么原因流落到了遥远的四川的呢？

　　原来，曹家彻底败落以后，脂砚进了北京一家当铺，后来被一个叫端方的人买走。端方，1861年出生，满洲正白旗人，曾当过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其实，端方除了做官以外，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著名的金石学家和收藏家。

　　1911年，端方在直隶总督任上调任川汉粤汉铁路大臣，他携带心爱的“脂砚”及《红楼梦》早期刻本赴任。端方上任后，强行将四川当地民办铁路收归国有，激起兵变被杀。端方死后，他的收藏全部散落，“脂砚”辗转被四川本地的一位收藏家得到，此后一度销声匿迹。20世纪50年代，一位重庆的金石学家在一家旧货地摊上，买下“脂砚”，据说仅花了25块钱。后来由古董商人白坚甫带到北京，经张伯驹鉴定，“脂砚”确实是薛素素旧物，后来又收藏于曹家。张伯驹当时正担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就把“脂砚”收归馆有，一共花费800块钱，也有一说是1200块。同时，张伯驹还把自己的一幅珍藏了多年的薛素素《墨兰》真迹捐献出来，希望与脂砚永远相守。

　　按这个说法，曹雪芹去世于壬午除夕，就是乾隆二十七年除夕，这一年是1763年2月12日，到“脂砚”被发现的1963年，正好是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文化部门准备举办“曹雪芹逝世二百年纪念展览会”，经王世襄和黄苗子与张伯驹联系，吉林省博物馆将所收藏的“脂砚”及《楝亭夜话图》一并借出参展。没想到，这次展览却发生了一件令张伯驹和红学界都不愿意看到的事。

　　“曹雪芹逝世二百年纪念展览会”在故宫如期开幕，这次展览轰动很大，但由于不可预知的原因“脂砚”后来竟然不翼而飞。红学研究也如同《红楼梦》这部小说一样，充满了神秘性和不可预知性，珍贵的乾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在民国时期也不幸流失海外。直到2005年，才由国家花重金从美国康乃尔大学图书馆重新购回，收藏于上海博物院。从此这本在海外漂泊了半个多世纪的奇书，又重新回到了它的发现地上海，但遗憾的是，曾经见证了这本书诞生的脂砚，经过短暂的现身，又神秘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制造了中国当代红学史上一桩最为著名的悬案。

　　《国宝传奇——张伯驹》

　　作者:荣宏君

　　定价：39元

　　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5月